“9-11”的确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有人据此推衍出“改变历史”、“历史的转向”等等说法。笔者也曾和人谈起，美国人生活在一个丰饶而缺乏历史感的环境中，两声巨响之后，美国人头脑中的历史指针才又开始嘀嗒走动。这是笔者劝某人做“海归”，到中国来“感受历史”时的一番说词。

　　“9-11”前后的世界确实有所不同，特别对于机场安检来说。媒体和舆论界也有所不同，它们愕然之余猛醒过来，迅速推出了兼具商品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关于国际事务的种种新论说，以至于还有“后9-11时代”的说法。

　　那么，“前9-11时代”的特征又是什么？世贸遇袭事件是否世界史的分水岭？对此，笔者倾向认同布罗代尔的分析方法，即历史时间可以区分为长时段(结构)、中时段(局势)和短时段(事件)。对历史时间长度的不同理解，影响着人们在研究问题时可能将何种因素、何种框架纳入。显然，是长时段历史和大容量的社会结构创造了“9-11”,而不是“9-11”创造了历史。而孕育“9-11”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并没有在事件后发生什么改变；与之如影随形的那些“历史”和“结构”，仍在延续中。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9-11”？它的风暴源头何在？众说纷纭。以十字军东征为开端者有之，以殖民活动瓜分世界为开端者有之，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巴勒斯坦问题产生为开端者有之，以二战后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为开端者有之，以海湾战争时拉登与美国交恶的个人史为开端者亦有之。不同时段分析，解得了不同的“9-11”主要肇因。

　　笔者试图提供一个有所不同的分析时段和分析框架，以及一个大家都知道但有所忽略的地理焦点——它不是与拉登极其有缘的阿富汗和美国重兵所指的阿富汗，而是与拉登、与美国同样有深刻缘份的沙特阿拉伯。本文主要观点是：“9-11”事件起源于沙特阿拉伯的国内矛盾。

　　“被压缩了的大时段”

　　就“9-11”的分析时段而言，笔者并不认为追溯到900多年前十字军东征的分析效果就会很好，而只追溯到海湾战争中拉登与美国交恶的十年前效果当然很差。笔者以1973年石油危机作为分析的起点，虽然这不太符合“大时段”的标准，但从与“9-11”的直接关联程度来看，笔者认为还是比较适当的。特别地，从1973年开始的时间对沙特社会来说其实是一个“被压缩了的大时段”，从那时起，沙特因石油美元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并开始了剧烈的社会变动与社会分化(从农牧社会过渡到现代工商社会的“大时段”只用了短短二三十年就完成了)。在沙特长大的拉登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形成了他的政治理念。

　　“9-11”事件，就是由在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沙特国内反对派，用石油美元训练和资助一批狂热的沙特青年所完成的一次重大恐怖行动。从拉登公开发布的言论来看，他平生有三大愿望：1、把美军从沙特赶出去；2、推翻沙特王室；3、解放伊斯兰圣地(即耶路撒冷)。拉登的所作所为，都与在沙特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密切相关。

　　古老的沙特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1973年10月，埃及、叙利亚等国军队先发制人，向以色列发动进攻，此即史家所说的中东“十月战争”。沙特阿拉伯等阿拉伯产油国积极跟进，使用联合减产、禁运、收回石油资源主权、提价等“石油武器”打击那些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此后国际市场油价不断攀升，从1973年10月至1981年10月，原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上涨到34美元(现货市场的油价更高)。

　　沙特成为石油武器的最大赢家。1974年沙特就因石油涨价而获得了226亿美元的收入。1980年，沙特的石油收入加上石油美元在海外的投资收入，总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当年沙特人均年收入达到了2万美元这个堪称奇迹的数字。沙特王室政权投放了数千亿美元来改造沙特社会：石油生产能力、军队现代化、教育、卫生、福利、服务业乃至IT业。

　　改造社会的外部支持和范本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沙特军官在西方受训，沙特的高级官员在西方留学，西方的技术开采出石油，石油输往西方兑换成美元，沙特的经济计划由美国顾问协助制订，上流社会对时尚的理解紧跟纽约和巴黎的步伐。当苏联、伊朗和伊拉克相继成为沙特的安全威胁时，是美国为沙特撑开安全保护伞。沙特社会这时也日益多元化，不过当反对派要求王室进行更广泛的社会改革时，美国为了其战略利益(沙特是美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默认王室的统治方式。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可以说沙特的财富和安全是建立在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友好关系基础之上的。沙特王室投桃报李，不仅在海湾战争期间同意美军把前线指挥部设在沙特，更在战后允许上万名美军留驻沙特。

　　沙特王室与美国的友好关系还建立在私人利益上。王公贵族和高级官员们掌握了与西方商人进行交易的权力，西方商人入乡随俗，纷纷以巨额佣金拉拢这些特殊人物。1978年，沙特政府规定，所有外国贸易商在沙特做生意时必须找到本土代理商。这些代理商自然是那些手中握有权柄的人，某个亲王只做一笔交易就能赚到1亿多美元。沙特现任驻美大使某亲王对沙特高层腐败毫不隐晦，他对美国媒体说：“在和沙特做生意时，总计4000亿美元的合同金额中只有3500亿美元用于建设沙特，而其中500亿美元成为王室成员的回扣，对此我一点也不感意外。”

　　众所周知的高层腐败与底层普遍的贫困在沙特并存。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石油收入减少和人口激增，出现了庞大而年轻的失业人群。沙特当时的国内债务累积超过900亿美元，人均收入滑落到6800美元左右，政府被迫削减用于社会福利的各项开支，结果国内人心浮动，怨言迭起，政治反对派形成了一定气候。特别地，贫富严重不均，与《古兰经》和圣训中浓厚的均贫富思想形成鲜明对照，许多沙特人对王室统治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在“9-11”之后仍在延续。

　　来自沙特反对派的“报复”？

　　沙特实行政教合一的君主制政体，没有成文法和立法机构，王室控制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而日益壮大的中等阶层希望分享权力，不同意沙特王室对所有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垄断。王室公开要求人民恪守宗教上的清规戒律，但王族成员却过着极其西化、奢侈的生活。比起贪婪和腐化，沙特人可能更加憎恨这种道德上的虚伪，并对王室能否真正代表伊斯兰教产生了怀疑。

　　1979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下，沙特国内开始出现规模较大的反政府组织，如“伊斯兰革命组织”和“新伊赫万运动”。11月20日，原教旨主义活动家朱哈曼·乌塔比及其追随者全副武装，占领麦加大清真寺，使沙特境内反政府活动达到第一次高潮。乌塔比的行动也是沙特人第一次有影响的恐怖活动，它是因国内社会矛盾激化而引发的。

　　沙特的国内社会矛盾与国际社会的“南北矛盾”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占沙特人口少数的什叶派穆斯林多为石油工人，是沙特石油财富的重要创造者。但长期以来，什叶派穆斯林一直受到不公平对待：什叶派教义被视为异端邪说，其信徒在法庭上提供的任何证词都得不到法律承认；学校里禁止讲授有关什叶派历史的课程；什叶派子弟不能参军，不能进入政府部门任职，只能从事简单、笨重的蓝领工作；什叶派地区盛产石油，政府却把石油美元投资到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地区。什叶派对逊尼派的怨恨，与穆斯林对美国的怨恨有着相似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沙特国内再次出现反政府活动的高潮。与70年代末有所不同的是，大批对王室产生了离心倾向的逊尼派穆斯林加入到持不同政见者队伍中。1991年5月，沙特新伊斯兰主义者向法赫德国王呈送了一份由57人签名的“请愿书”，继而又在1992年9月经宗教权威谢赫·伊本·巴慈之手向政府转递了一份由107人签名、长达45页的《劝戒备忘录》。请愿者主张重新确立伊斯兰教的绝对地位，用沙里亚法全面支配沙特社会和政治生活。新伊斯兰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宗教界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的追随者则多来自社会底层。该运动还主张建立独立的有实权的协商会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具有现代性内涵的民主运动。

　　1993年，新伊斯兰主义者建立了沙特的第一个人权组织──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CDLR)。该运动将反政府活动同西方人权运动挂钩，使与西方国家过从甚密的王国政府陷入尴尬的境地。沙特的政治反对派当年居然还通过“人权”课题寻求西方的支持，但西方政府还是从战略利益出发，选择了支持沙特王室。2001年9月11日，沙特人怀着满腔仇恨对美国进行了自杀式袭击。

　　当然，从对沙特王室的不满到攻击美国，是个比较大的跨越，其中必须有若干可信的纽带才能在二者间建立链式反应关系。沙特的政治反对派对王室的不满最后如何导致“9-11”事件呢？

　　第一个重要纽带是原教旨主义运动。自70年代末到90年代的这段历史中，出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沙特王室和政治反对派都在利用原教旨主义运动为自己利益服务。反对派鼓吹原教旨主义，是因为伊斯兰教的反腐败奢侈、求平等均富的“原教旨”提供了批评现政权的道德武器，从而质疑其执政的合法性。对于沙特王室这样的“地堡式政权”，反对派凭借原教旨主义成功地吸引了那些“被蹂躏和被剥夺的人们”(亨廷顿语)。

　　而沙特王室也不得不利用原教旨主义运动来维持其“圣地守护者”的形象。特别是美军的进驻在沙特引发了众多的批评，为消除不良影响，王室实行更加保守的宗教政策来维护其执政合法性，并阻止霍梅尼式的伊斯兰革命在沙特发生(不过已经有人押宝“下一场伊斯兰革命将在沙特发生”)。

　　在政治上的敌对双方都在比赛谁更“原教旨”，两个阵营激烈斗争、竞争的结果，是在沙特的中产阶级和弱势群体当中培养了大批狂热的宗教极端分子。而贯彻“原教旨”的最基本的、最起码的内容之一，就是要清除“异教徒”，通过“驱魔”使伊斯兰社会更加纯洁，国土更加干净。在沙特国内的政治竞争中，谁更能代表纯洁的“原教旨”，谁更积极地驱逐“异教徒”，谁就能获得主动，乃至获得胜利。

　　而现实中最刺眼的“异教徒”，就是侵占巴勒斯坦领土的犹太教的以色列，和在拥有麦加、麦地那两个圣地的沙特驻军的基督教的美国。因此，谁更积极地驱逐美军，谁更积极地帮助巴勒斯坦人，成为沙特国内政治竞争乃至决定胜负的关键课题。在“驱魔”方面的政治/政纲竞赛是链式反应中的第二个重要纽带(现在沙特王室坚决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并禁止美军飞机以沙特作为攻击基地，可见“驱魔”竞赛还在继续)。

　　在沙特国内的政治竞争中，大部分反政府分子留在了国内，至今仍在对王室施压和鼓动驱逐美军；一小部分人如拉登者则出走境外，联合四海兄弟在全世界展开“驱魔”。

　　然而，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非常强大，美国驻军在沙特王室的默许下赖着不走，1995年以来沙特发生多起针对美军的袭击事件，但美国政府仍然无动于衷。在本土“驱魔”没有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沙特反对派中的战略家拉登决心“敲山震虎”，试图通过在美国境内制造恐怖事件来迫使美国从伊斯兰世界全面撤退。

　　于是，“9-11”事件发生了。这时候，我们也可以把美国遭到袭击，看作是美国不恰当地支持了沙特国内政治斗争中的某一方而受到的报复。

　　拉登与沙特政治反对派

　　在从沙特国内政治矛盾到“9-11”事件的链式反应过程中，原教旨主义运动以及王室与反对派之间在“驱魔”方面的政治/政纲竞赛是关键的中间环节。但有一点还需作出证明，即“9-11”头号嫌疑犯拉登与沙特政治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奥萨马·本·拉登是沙特人，这无需证明。不过1994年他因“反对王国政府的政策”而被取消了沙特公民的身份，他在沙特的财产也被冻结。反对什么政策？拉登反对王室与美国的亲密关系，反对王室默许美军驻扎在沙特。因此，拉登原本是沙特的一个“异见人士”和政治流亡者。1996年，拉登宣布“推翻沙特王室政府”是基地组织的重大使命之一。可见基地组织不仅是一个跨国恐怖组织，也是一支执著于“国内任务”的“反政府武装”。

　　更有事实表明，拉登还曾经参与过沙特的人权活动，与沙特的人权组织有联系。针对沙特境内的什叶派穆斯林的遭遇(如前所述，他们的人权状况确实令人同情)，拉登被开除国籍后，在苏丹喀土穆建立了“沙特什叶派权利协商组织”。此外，拉登还公开支持沙特第一个人权组织CDLR的创建人之一、物理学教授马萨里的工作。1994年马萨里秘密逃亡伦敦，使伦敦成为沙特反政府活动和人权活动的一个海外基地。

　　拉登是“9-11”事件的头号嫌疑犯，为国际社会所不齿。跨国恐怖主义也成为人类公害。不过拉登的人生经历和政治理念的形成过程，确实与沙特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中产阶级和弱势群体的社会变革运动有交叉之处。他是沙特社会中“叛逆一代”中的一个典型，这代人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剧烈撞击的产物，他们生活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中，对于社会变革的看法激情有余，观念偏颇。像拉登一类的人，更进一步走向行为乖张，自我膨胀，野蛮嗜血，并且把中世纪当作乌托邦。21世纪的人类，不仅要反对美国式自私自利的帝国主义行径，也必须反对拉登式自我封闭的宗教极端主义。同样地，人类不能指望前者是解决后者的主导力量，也不能指望后者是制衡前者的主导力量。

　　从沙特国内政治矛盾推演到“9-11”的发生，只是一家之言。在这一分析框架内本来还应该得出若干相关的推论和启示，限于篇幅，不如将其留给读者们来完成。

　　本刊国际问题观察员庄礼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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