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新华社赴阿富汗战地报道小组组长陈俊锋

　　认识陈俊锋，还是1994年时候的事。那次是做一个专题，要采访一些在京的外国人，陈俊锋给我们做俄文翻译。当时大家都刚进新华社两三年，绝对只能算“小字辈”。再见到他时，才发现已是久违了的感觉，一问方知他去了哈萨克斯坦，在阿拉木图驻外两年(1996年至1998年)。

　　这次知道陈俊锋带队上了阿富汗前线，也是在报纸上看到照片才发现的。他们走的时候悄悄的，没有“戴大红花”式的光荣，也没有慷慨赴死的悲壮，就是干活儿去了，很简单。此后就陆续看到了他发回来的稿子：《杜尚别办证记》、《一江喷赤水渡我战地行》等等，还有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戚恒拍回来的触目惊心的照片。

　　见到陈俊锋时，他的时差还没倒过来，脸上些许的疲倦与如释重负后的兴奋糅合在一起，感觉他很放松。终于又回到了亲人、朋友、同事身边，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中，战争使他重新体味到和平的可贵，“以阿富汗人为参照系，这里就是天堂”。经历了战争中的艰苦卓绝之后，体验了把潜能发挥到极致的境界，34岁的陈俊锋成熟了许多。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陈俊锋一再强调：“我们就是三个普通的记者，回来后受到国内如此的关注感到很意外，也很感激。我们反复告诫自己，别当回事儿，新华社这种记者特别多，我们只是赶上头一批进入阿富汗所以受到格外的关注，其实只要是有责任心的记者都会这么做。这次和我们交接的下一批战地记者，组长孙占林已是白发苍苍，明年就要退休了，在从乌兹别克赴塔吉克斯坦的路上脚还扭伤了，照样坚持着上阿富汗采访。和他比起来，我们这么年轻，吃点儿苦，算得了什么。”

　　-我对战争也感到恐惧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这次赴阿富汗采访是领导派你去的还是你自己主动请缨？

　　陈俊锋(以下简称“陈”)：是领导点将点到我，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我也是常人，对战争也心怀恐惧，可是在这种时候怎么能说出“不”字来？回家跟妻子一说她就哭了，我说“没事儿没事儿”。后来我想，实际上这对年轻记者来说也是很好的锻炼，现在我平安归来，回想起来正是那种艰苦的环境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自己的潜能，这是意外的收获。我们的稿子、图片都受到好评，心里觉得很自豪，但是我们本人也受到国内媒体和读者如此的关注，这是我们在国外没想到的。

　　记：我看过你发回来的所有稿件，有很多是见闻式的，很贴近的感觉，你们在出国之前国际部对你们有什么交代吗？

　　陈：走之前想法很多，但到了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发现，这里的新闻来源非常少，连日报都没有，只有一家周报，当地通讯社的稿子当天也无法见报。所以我们只能使出了浑身解数采集新闻。塔吉克斯坦总统的新闻秘书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他跟我们说：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

　　记：你以前到过塔吉克斯坦吗？

　　陈：没有。当时没去塔吉克斯坦的原因，是因为从1993年到1996年塔吉克斯坦一直在内战，到处都是武器，跟现在阿富汗一样。普通的两个当地人在餐馆吃饭，每个人身上都有枪，掏出来往桌上一放，子弹都是压上膛的，保险都开着，大家都习以为常。所以当时那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

　　-与总统的新闻秘书拉关系

　　记：那你们这次是怎么跟这位总统的新闻秘书搭上关系的呢？

　　陈：这个人叫萨伊多夫，以前我在哈萨克斯坦时听说过他，知道他对中国人比较友好。这次在塔吉克斯坦外交部新闻司的一次发布会上遇到他，才知道他现在是总统的新闻秘书，我马上冲上去说：我们是中国记者。原本看上去很傲慢的他，脸上露出了笑意，我主动与他拥抱了一下，然后在他耳边说：“我们是兄弟，我们两个国家关系非常好，你们总统和我们江泽民主席关系也很好。我们还从中国带了点小礼品送给你。”我们的关系迅速拉近，他后来称我们是他的“中国同行”，他甚至自己手写好了新闻稿给我们传真到宾馆，让住在宾馆的好几百位外国记者惊羡不已。

　　记：当地的生活条件怎么样？

　　陈：我们住的宾馆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经常夹带着草、树根、树叶子，这里的水只经过初级的过滤。我们见到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的时候，大使特别提醒我们，不要喝当地的水，因为这里的水即使没有毒，污染和卫生都是问题。最好是上街买矿泉水喝。可是我们又要采访又要写稿根本没有时间，把水烧开了就那么泡茶喝。当地还是肝炎和脑膜炎流行的地区，甚至还有鼠疫。一般到中亚地区驻外都要打很多预防针，这次因为出发前只有6天的准备时间，所以我们都没来得及打。

　　记：那里的工作条件呢？

　　陈：当地的通讯条件非常差，电话只有两个局，21局和26局，这两个局彼此还打不通。我们一到当地就租了一部手机，结果用手机往我们住的宾馆(21局)打，居然打不通，通讯条件恶劣到这种程度是我们没想到的。亏了我们带了海事卫星电话，与国内联系和发稿还没有问题。可是后来到了阿富汗，又遭遇停电，工作环境就更恶劣了。

　　记：你们还采访到普京了？

　　陈：是啊，说来非常巧，10月20号那天总统的新闻秘书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有个重要人物要来，但名字不能说。他让我21日中午一定给他打电话，可是第二天他的电话就无论如何也打不通了。我和戚恒只好到总统府门前转悠，结果听当地的一个司机说是普京要来。为了安全起见，当时全城都封闭起来，街道上站满了兵，重要的建筑物上都布置了狙击手重点把守，气氛相当紧张。当地的一个叫沙姆斯的司机帮了我们大忙，他开着一辆政府牌照的伏尔加，在全城畅通无阻，使我们得以顺利地参加上普京的记者见面会。当时采访名单上有四五十位记者，可是只有十到二十位进入到现场，主要是俄罗斯的、本地的、还有我们。

　　-住在马苏德被暗杀的地方

　　记：到了阿富汗以后你们住在哪里？

　　陈：我们住在一个所谓的“新闻中心”，实际上从来没有发布过新闻，只是为外国记者办理采访证件。原先这里是反塔联盟领袖马苏德住的地方，到处都是已经被暗杀的马苏德的照片。

　　记：你们在阿富汗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陈：最着急的就是没电，阿富汗内战打了20多年，哪儿还有什么电站，给我们用的就是一台小发电机，我们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抢占电源，可是那么多记者的大充电器一插，一会儿电机就带不动了。有几个韩国记者带了一台柴油发电机，把我们羡慕得不得了，我们在他们旁边蹭了半天，跟他们说，咱们可是邻国，万一实在没电，我们可就指着你们了。他们很义气地说：“没问题，到我们这来，还有韩国面条招待你们。”说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

　　记：你们到阿富汗第二天就去了前线，是吗？

　　陈：对。我们找了一位向导带着我们到了北方联盟的炮兵阵地。那里的最高指挥官带我们参观了他们的阵地，他们的大炮实际是埋在坑里的坦克改造的。戚恒趁着指挥官走开一会儿的时间跳进了坦克里，我在外边给他打掩护，拍到了一些非常珍贵的照片。这时候迫击炮响了，指挥官回来看到我们还在拍，生气地说“你们这是在找死”，我们才赶紧撤了下去。

　　记：你们在前线还去了哪里？

　　陈：还有反塔联盟的兵营，在那里采访时看到一位将军，我们就和他聊起来了，他的儿子在塔吉克斯坦读书。戚恒因为经常要给孩子们拍照，所以兜里总揣着糖。我们送给将军一些中国糖，他非常高兴。

　　记：阿富汗的孩子是不是特别喜欢吃中国糖？

　　陈：我们带去的大白兔奶糖总是不够分，一双双脏兮兮的小手就那么伸着，拿到糖之后舔一舔，又包上，舍不得吃，看了真让人心疼。戚恒说，作为摄影记者，我眼睛模糊的时候出坏片子，但还是会动感情。而对于我们文字记者，眼睛模糊的时候才能写出好文章，也的确有一些文章我是流着泪写完的。

　　-报道主题呼唤和平

　　记：从采访前线到采访难民营，你们的报道思想是不是有所转变？

　　陈：的确，是从战争的主题转到了和平的主题，我们意识到应该反映战火下的阿富汗人民是怎样生活的，就像戚恒拍的“日落难民营”。

　　记：当地人怎样看美国？

　　陈：一个客观的事实是：美国轰炸阿富汗之后，当地的货币阿富汗尼反而涨了，从原来的14万阿富汗尼兑换1美元，涨到8万阿富汗尼兑换1美元。美国和国际社会给了北方联盟不少援助，所有的老百姓都渴望和平、停止战争，但是他们自己无力解决，这次看来要解决阿富汗的问题了，当地人对和平寄予希望，我认为应该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他们的感情。

　　记：最后你们离开阿富汗的时候身上还剩多少钱？

　　陈：只剩200美元了。战地记者中流传着一种说法，“在战争中，有钱就有命，没钱就没命。”我们雇当地司机开40公里山路到阿富汗边境，就要付给他200美元，他说不能再少了。最后外国记者们为了从阿富汗的山里出来，1000美元、1000美元地给。事后想起来，只剩那么一点钱，是挺危险的。后来总社给使馆发函，使馆借给我们一些钱，我们回到莫斯科，然后平安回到祖国。

　　-文/本报特约记者闵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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