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阿富汗归来的戚恒坐在我们面前，并没有想象中的风尘仆仆，满脸沧桑。即将做父亲的喜悦使高大英武的他看上去神清气爽。但是当他拿出笔记本电脑向我们展示他在阿富汗的五天五夜所拍摄的照片时，那上面尚未抹去的尘土显示了他们身处险境的艰辛不易。

　　-从五里河到阿富汗

　　10月15日，作为新华社摄影部主力，戚恒还沉浸在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的欢喜中，当时他已经在沈阳五里河沸腾的氛围中拍摄了一夜，正想休整一下去会会分社的同行，这时他的“老板”(他这么称呼摄影部的主任)打来电话，让他安顿一下回北京，然后与其他两位同事一起去杜尚别。处在那种热闹情绪下，戚恒几乎没有反应出杜尚别是什么地方，当“老板”又说出了塔吉克斯坦时，戚恒明白了，他要去的将是如今全世界的目光所在——战争中的阿富汗。

　　虽然戚恒身上总是装着国际驾照和国际信用卡以防紧急事件的采访，但这个任务还是让戚恒感觉有些突然，欢腾的五里河与炮火中的阿富汗根本就是两个世界。而且当时妻子的预产期还只有一个月，他们连孩子的小名都想好了，叫花生米，戚恒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名字，花生米，多富有营养。

　　调整了一下心情，戚恒出发了。他去阿富汗携带了3部数码相机、两台笔记本电脑、5个常规镜头、一部海视卫星电话，社里还为他们配了防弹背心、防毒面具、钢盔，这些设备即使在西方记者当中也算是精良的装备，所以戚恒开玩笑说，这是在业务上把我逼向绝路，这样的装备，我没有理由不拍出好照片来。

　　人们说戚恒拍摄的照片，像是普京的私人摄影师照的。“身经百战”的戚恒说他当时一下子就占据了非常有利的地势，找到了拍摄的最佳角度。

　　普京抵达杜尚别的时间是凌晨两点，会谈时间是早上7点，因此尽管戚恒使用的是最好的海视卫星电话，但向总社传完片子也已经是早上9点半，原定去阿富汗的车队8点钟就出发了，如果追不上车队，他们几个想进入阿富汗将非常困难。但是戚恒毫不犹豫地打好背包再次与同事们出发了。

　　就在他们上路后，新华社总社的最新指令到了。由于一名日本记者在喀布尔被捕，阿富汗境内的外籍记者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出于对我国记者安全的考虑，决定让他们取消前往阿富汗。因为戚恒他们已经出发，这个指令“搁浅”在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馆。

　　“幸亏没有接到那个命令，”戚恒有些“侥幸”地说，“否则，世界新闻热点阿富汗将没有了中国记者的视线和声音。”

　　问戚恒去之前怕不怕，戚恒摇了摇头说：“我觉得与普通采访没什么区别，只是采访对象不一样罢了。作为一名拍新闻照片的记者，我当时就是想着要拍到片子，先进阿富汗再说，危险不危险都没有考虑。直到我踏上了阿富汗的土地，我对于未来将会遇到什么没有任何概念。”

　　-工作状态下觉不出危险

　　阿富汗境内的危险是无处不在的。对于经常要站直了身子摄影的戚恒来讲，尤其危险。因为这里的战争属于军阀性质的战争，没有常规的攻坚战，有的是打冷枪、放冷炮。交通也是一大问题。有几次，戚恒对雇来的司机喊停车，车子经常是过了二三十米才停下，这就错过了他想要的光与影的感觉。先开始，戚恒以为司机对自己有意见，后来有机会试开了一下车才知道，刹车根本不灵。开着这样的车子在山区间采访，经常是在一条窄路上蹦蹦跳跳，稍不留心与对面的车就有可能撞上。此外，阿富汗肆虐的各种传染病和极差的卫生条件也对戚恒他们的健康构成威胁，好在他们的免疫系统非常配合，戚恒只是在回北京后得了感冒。

　　进入拍摄状态的戚恒在拍片子时根本就想不到这些危险。有一次，戚恒在拍摄一个炮弹落下来、一个孩子慌忙躲避的照片，炮弹离孩子非常近，而这个孩子的姐姐在不远处因为见得多了已经无动于衷，戚恒在离那孩子很近的地方拍下了这幅照片，他当时觉得炸弹可能会炸到孩子，但根本想不到自己也在危险中。所幸的是炮弹没有爆炸。戚恒说，战地报道中所谓的害怕在两头——事前的想象和事后的回忆，而进入工作状态的时候，注意力高度集中，根本没功夫恐惧。

　　-将镜头对准难民

　　戚恒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在阿富汗境内，看到那些无辜受到战争折磨的人民，他的眼睛几次不禁模糊，戚恒因此而找到了自己照片所要表现的主题——呼唤和平。戚恒将更多的镜头对准了阿富汗恶劣的生存环境、对准了那些难民营中孤苦的妇女、儿童、被炮火伤害的人们，对准了阿富汗战时的美丽、对准了战争深深入侵的普通人们的生活。

　　戚恒在难民营中倾注了许多感情，在那里他曾经看到一位奄奄一息的小姑娘，她得了在我们看来根本不会致命的疟疾却因为没有药品治疗而只能等死。戚恒看着这位小姑娘无神的双眼，感到了生命在这里竟如此地渺小和卑微。戚恒拿出了大白兔奶糖、拿出了韩国记者送给他的牛肉干，可是这些足可以让别的孩子兴奋的食品对这位小姑娘已经没有诱惑力了，戚恒于是去摸了摸小姑娘的手，但他摸到的是一双没有任何活力的手，他形容那双手的质感就像一个被太阳暴晒过的废弃轮胎的表面，甚至已经失去了生命存在的迹象。

　　这件事让戚恒更加明白自己应该去拍些什么，更加明白一个炮弹与一个即将死亡的孩子哪个更有意义。

　　在戚恒离开阿富汗的当天早晨，正好赶上阿富汗最大的沙尘暴，戚恒第一反应就是，难民营会怎么样，那些帐篷还在吗？他们冒着迟到将会出不去边界的危险，来到了难民营，看到的是一片破败的景象，帐篷都被风吹走了，只剩下一些竹竿孤零零地撑在土地上，放婴儿的吊床在风中摇荡，简易的厕所也被风吹倒了。戚恒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些令人辛酸的景象，直到他离开阿富汗还挂念着难民营的人们能否找到搭帐篷的东西来抵御夜里零下摄氏20多度的低温。

　　令戚恒感到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西方的记者都在争先恐后地去拍美国的炮弹落在阿富汗土地上腾起巨大烟雾的镜头，因为美国的观众需要看到这些具有报复性快感的镜头，他们会再次感到美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国家。但是，他们看不到战争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什么，看不到他们的帐篷在一夜之间不复存在，看不到他们在寒冷的天气中赤脚过夜，看不到美国投下的集束炸弹有四分之一埋进了沙子不会立即引爆，留下了多少隐患。

　　如今，戚恒已经申请再次进入阿富汗，他说，“如果能够成行，我拍摄的主题不会改变。与其拍摄创造伤口的瞬间，不如去拍面对这个伤口的溃疡无能为力的过程，也不如去拍摄抚平这个伤口的过程。我想借我的镜头让那些生活在和平国家的人看看战争是什么样子，看看在阿富汗，还有多少人在看不到尽头的苦难中度日，在战争的折磨中度日。”

　　结束了采访的戚恒手里拿着一张纸条幸福地念到“给孩子买奶瓶、护理箱、奶粉……”他要去为这两天就将出世的花生米采购了。戚恒接下来的首要任务，就是用他的镜头记录下迎接新生命的感觉。(文/本报记者萧扬、张嘉、照片/戚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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