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7日上午8时40分，嘉兴市桐乡法院民事庭开庭审理了国内首例举证“第三者”的离婚案。丈夫在外包了“二奶”并在庭上提出离婚，而妻子当庭出示了丈夫与“二奶”非法同居的证据，对丈夫提出了索赔反诉。而法庭对妻子出示的证据的合法性尚没有予以认定。丈夫提出申请，法庭没有公开审理此案。

　　丈夫成了“陈世美”有了“二奶”想休妻

　　今年39岁的桐乡市灵安镇建福村村民钱玲秋，1986年与同乡的退伍军人许某结婚，1987年生下儿子许某某。婚后的十余年里，一家人和和睦睦，感情很好，还被村镇评为“五好家庭”。然而，这样幸福的日子随着前年许某的工作调动而终结了。

　　据钱玲秋介绍，从1999年开始，许某根据领导安排去该市南日镇负责广播站工作。自从许某担任南日广播站站长以后，就飘飘然起来，生活作风开始腐化，经常外出吃喝玩乐，不回家过夜。“但我也没有觉得意外，因为他是站长嘛。可就在去年3月份，许某突然提出要我和他离婚，他说在振兴西路佳磁饭店有一服务员已跟他同居一年，是桐乡河山镇八泉村人，叫廖某。他说和那女人已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已无法分开。他请求我帮他的忙，让我和他离婚，并且跪在地上来求我。当时我没有答应，我要许某冷静考虑不要冲动；并规劝他，我们已是15年的夫妻，又有一个14岁的儿子，如果真的离婚，不就是害了儿子吗？我没有答应和他离婚。此后，许就串通廖某多次打电话恐吓我，说如果不离婚，就要杀死我和我儿子，还要我拿出20万元钱来处理此事。有一次那个女人还在电话里骂我，说我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了，不要活在世上了，你老公的短裤都在我这里，我有证据等等。但我还是忍着求她，请她网开一面，不要拆散我们的家庭，放了我的丈夫。可她不答应，非要我拿出20万元钱。”

　　去年10月，许某向桐乡市法院起诉，要求与钱玲秋离婚。起诉状称，自2000年4月份以来，被告多次纠集娘家人在公共场合谩骂原告及诬告原告在外嫖娼、找妓女等，使原告的名誉受到了极坏的影响，在精神上和心灵上都受到了极大伤害，“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及儿子的利益，现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特向贵院提起诉讼”。

　　为了给儿子一个完整的家庭，也为了保住自己与许某摇摇欲坠的感情，钱玲秋向桐乡市纪委及桐乡市广电局纪委、南日镇政府检举了许某的作风问题。在行政部门的压力下，许某不得不于去年11月2日撤诉，并向儿子写下保证书：“保证勿离开儿子与妻子，以后如再发生类似事情，我宁可吃毒药死。”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从此，许某几乎不回家了。同时，钱玲秋与许的父母也发生了多次争执。去年11月29日，许的父母将钱玲秋打伤，钱在灵安卫生院挂了3天吊瓶。

　　今年1月27日，因为长期受精神折磨，头晕眼花、精神恍惚的钱玲秋在村里公路旁的沟渠里摔伤了，当晚被送往桐乡市第一人民医院，并诊断为严重的皮肤软组织撕裂伤，需住院植皮，要高额的医疗费。由于无力承担，钱玲秋通知了许某，但许某没有理睬。今年学校开学，作为父亲的许某也没有给儿子缴纳学费。只是一个家庭妇女的钱玲秋只得到处向人借钱，为儿子缴纳学费。

　　在这种情况下，钱玲秋又找到了南日镇政府，向领导反映许某长期不回家，在外包“二奶”等情况。南日镇的有关领导同志告诉她：“你说人家在外面有了女人，是要有证据的。”

　　今年6月，许某再次以“夫妻感情破裂”为由，向桐乡市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准许其与钱玲秋离婚。

　　“捉奸举证”合不合法？被告反诉索赔15万元

　　今年4月，新《婚姻法》的颁布给了钱玲秋很大的鼓舞。她想到南日镇领导跟她说的话，决心找出许某与他人同居的证据。从去年开始，她与兄弟姐妹一起跟踪许某，终于在今年6月3日晚11时许，在佳磁宾馆(廖某承包了该宾馆的餐厅)将许某与廖某捉奸在床，并拍下了不堪入目的照片。

　　在法庭上，钱玲秋向法庭出示了这些照片。许某对这些照片的来源给予了否认。他说，这些照片是钱玲秋等人强行将其脱去衣服拍下的，不能作为证据。他说，如果这样的照片可以作证据的话，我也可以给她拍下同样的照片。

　　钱玲秋认为，许某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原则，违反了社会公德，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同时，许某作为一个丈夫、父亲，已经没有了家庭的责任。所以，她表示同意离婚。同时，根据新《婚姻法》第46条第2项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钱玲秋当庭向法庭递交了反诉状，向许某索赔医疗费、精神损失费共计152251.4元。

　　经过近4个小时的调查取证，法庭宣布休庭，择日再审。

　　当地司法界有关人士告诉记者，钱玲秋出示的照片是否能作为有效证据被法庭采纳，目前还不能确定。但是新《婚姻法》颁布以来，我们就担心，如果私人取证可以作为证据的话，那么以后必然会导致“捉奸成风”的情况，很多人会用不合法的手段来取证。这样，一方面是在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另一方面同时也侵害了他人的权益。

　　记者还看到了一份桐乡市灵安镇建福村的50多位村民们为钱玲秋出示的声明：请求法院惩罚许某这种违反法律和道德的行为，以伸张正义。他们还纷纷在自己的签名上按下自己的手印。而许某则仅仅表示：“这么一个离婚案，搞成这样麻烦，实在是没有必要的。”他拒绝了新闻记者的进一步采访。

　　法律不提倡“捉奸举证” 　但不“捉奸”又如何举证？

　　据了解，浙江省妇联每年都有大量的妇女投诉，反映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不幸，但许多都因为缺乏证据而得不到法律的支持。无形之中，促使了“捉奸”风气的形成。

　　杭州六和律师事务所陈志远律师认为，新《婚姻法》对相关证据的采集和使用无配套规定，立法上还存在空白点，取证难的老问题依然存在；新法对离婚补偿和离婚损害赔偿的数额亦无明确规定，执行起来有一定难度。他说，“捉奸”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化的、对抗性的行为，婚姻家庭关系中的受害者若要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最难的就是缺乏证据。法律不提倡“捉奸”，但不“捉奸”又很难得到证据。陈律师希望最高法院在制定司法解释时，能够对新《婚姻法》存在的一些问题予以完善。

　　一位吕姓律师则认为，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因重婚或有配偶又与他人同居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赔偿。这既是一种惩罚，也是一种保护。但就此规定而言，若进入司法程序，一方必须有足够的证据指证另一方有过错行为，而有过错方的行为往往是比较隐秘的。无过错方为掌握证据，一般只能采取跟踪、“捉奸”的方法，现在也有些人聘用所谓的“私家侦探”，以至这个未得到法律认同的行业悄然升温。

　　然而也有律师同时指出，虽然新《婚姻法》规定了过错赔偿，但要证明对方有过错，必须拿出证据。不少人为拿到配偶“通奸”的证据，跟踪、偷拍，无所不用其极，但这样的证据是否有效？而且某种程度上，这还是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对于法院来说，如果因为保护一方的利益而损害了另一方，有违司法公正。

　　某法官认为，由于这些案件多涉及婚姻中的隐私，尤其是举证时把性问题摆上了桌面，随着这种情况的增多，有可能在法庭上上演隐私大战。那么离婚将注定不会是“好离好散”，双方当事人及其律师可能会在法庭上大揭隐私，人们一向讳莫如深的“性”将成为离婚案件的一大重头戏。

　　由于此案是新《婚姻法》颁布后国内首例举证“第三者”的离婚案，私人举证的合法与否在法律上还没有先例，所以桐乡市法院对本案的审判将会较为谨慎。正如法律界人士所说，如果采纳私人取证，有可能导致“捉奸成风”；如果不能采纳，也会提出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谁主张谁举证”，那么不“捉奸”靠什么手段才能取得证据？吴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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