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蓝燕 本报北京6月26日电

　　“铃铃铃……”这些日子，每天下午6时，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宿舍楼的电话铃声总会在不同的房间中响起。即将毕业的同学们刚刚进行完论文答辩，正在紧张地办理离校的手续。是谁这样不厌其烦地打来电话呢？接听电话的同学会告诉你，那是学校心理咨询中心的老师打来的：“刚刚经历完非典，马上就要毕业了，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老师帮助吗？你需要进

行就业前的适应性训练吗？”“我虽然已经签约了，但是一想到要去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工作，就感到心里有点紧张……”“我不知道能不能尽快找到满意的工作……”

　　许多同学放下电话后十分感慨：真想不到，都要离开学校了，老师还为我们做这么多。

　　6月26日，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蔺桂瑞教授、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樊富珉教授等几位在非典期间始终工作在心理咨询一线的老师告诉记者，非典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因非典引发的学生心理问题还远远没有过去；因非典带来的对高校学生工作全新角度的思考，还远没有结束。

　　“老师在我们就不害怕”

　　4月中旬，非典在北京急剧蔓延，很多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被卷入了传言的漩涡。来自天南地北的电话、网上消息、手机短信不断刺激着大学生们年轻的心。北京建工学院的一位同学一天内就收到30多条手机短信：哪个学校有几个人感染了，哪个学校又有谁被送进医院了。学校大门外挤满了接学生回家躲避非典的车辆。学生们也不断地给家里打电话，有的人打电话时嘴唇都在哆嗦。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针对非典，对学生进行了几次调查，发现由于人生经历的单纯，仅从恐慌情绪看，低年级的学生比高年级的学生强烈，女生比男生强烈，文科生比理科生强烈。

　　面对这种紧张的局面，首都高校从事心理素质教育的教师们自觉行动起来，以他们最为擅长的心理咨询方式安抚处于紧张中的大学生们。

　　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给每个学生宿舍写信，教给他们调整心态的办法，并告诉学生，虽然你们留在学校，但你们并不孤独，心理咨询中心的每一位老师会始终陪伴着你们。听到这句话，从未经历过人生重大危机的大学生们说，有老师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就不害怕。

　　并非什么教育都要在课堂进行

　　在非典期间的一天，一个学生醒来时，发现整栋宿舍楼里就剩下他一个人，楼门也锁了。他并不知道楼要消毒，也不知道打电话找人开门，情急之下直接就从一楼半的窗户里跳下来，导致骨折。北师大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聂振伟老师分析说，不少学生平时十分缺乏自护自救能力的训练，应急决策能力差，一出事就显得十分慌乱。

　　北京工商大学的林永和教授说，我们这一代经历过十年动乱、唐山大地震等事件。见过生死，抗过灾难。但是，这一代大学生们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他们有的只是关于灾难的书本知识。“非典让我们和学生都发现，这一代独生子女从小缺乏经受挫折、应对困难、珍惜生命等方面的教育。而这些教育并不是靠上几堂课就能解决的。”北京科技大学学生处的何进老师说，日常的心理教育应该与心理危机教育相结合。

　　很多高校从事心理教育工作的老师说，社会是丰富人生阅历的大课堂，非典给我们的学生补上了有关生命价值、应对挫折等重要课程。

　　5月中下旬，北师大聂振伟老师又开始给学生上心理课了。在回答“假如生命已所剩不多时，我们应该怎么做”的问题时，这些刚刚经历了非典的学生们表现出以往难以见到的成熟。有的学生说：“这种帮助我们反思人生的活动太需要了。”有的学生提出：“我发现写下的东西里有许多东西是现在就可以去做的，为什么不现在就做？”

　　应该建立起高校应急处理流程

　　有关人士指出，非典期间，尽管首都3／4以上的高校的心理素质教育机构都行动起来，但从整体上说，行动还是个体化的，凭个人的责任感开展的。

　　6月26日上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来自首都十几所高校的老师们一起反思非典期间的高校心理支持工作。有人拿美国的9·11事件做比较，他们说，在我们应对突发性危机时，整个首都高校还缺乏一个能整体协调联动的心理支持系统。

　　清华大学的樊富珉教授说，非典虽然过去了，但是非典引发的心理等方面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完。平时各高校也会遇到一些突发性的紧急事件，像食物中毒、自杀等。她建议建立一套高校心理素质教育快速反应系统和运行机制，搞一个高校应急事件处理手册。这样无论谁遭遇了突发事件，都知道按什么程序行动，就可以改变混乱和无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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