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你真的在中国开办了私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我再给你满分。”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一个精致的像框中镶嵌着一封白宫来信：“亲爱的查理·段先生，非常感谢您告知我 贵事务所开业的喜讯，在此祝愿事务所万事顺利。”落款处，是克林顿总统的亲笔签名；时间是：1993年7月15日。

　　段祺华的律师事务所开业，着实让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国内外人士深感意外。

　　1992年，段祺华回到故乡上海。此间，国外媒体关于中国再掀改革开放浪潮的报道令他心潮澎湃。他感觉时 机成熟了--回国开办中国第一个合伙制涉外律师事务所。

　　1990年，段祺华在华盛顿大学硕士论文的题目便是《论在中国开办私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可能性》。美国 导师只给了他3．2分。导师说：“等你真的在中国开办了私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我再给你满分。”

　　果然不出美国导师所料，段祺华的想法真的是异想天开了。回国后，他跑遍了上海市及中央各有关部门，得到的 答复是一模一样的两个字：不行。

　　当时的上海，虽说鼓励留学生来工作，并与之配套了留学生来上海工作申报户口的办法，但口子并未全部敞开。

　　更早些时候，零星的归国留学生欲到上海开创一番事业时，上海方面甚至规定，当地的优惠政策只有上海籍的留 学生才享受得到。

　　段祺华不解：“国家不是欢迎留学生回国工作，回国兴办企业吗？”

　　答复是：“文件上只规定欢迎留学生回国办企业，可办律师事务所没有规定。要做律师，须到国内的律师事务所 。”

　　段祺华急了：“政策不能放宽吗？”

　　没有答复。

　　但段祺华坚信：中国要走向世界，就一定会有开办私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那一天。他自己也记不得到底打了多 少报告，游说了多少人。半年后，一位领导在一份政府文件上批示：“可以开这个口子。”

　　上海市这个口子一开便不可收拾。1992年，全国第一个留学生创业园在上海创立。次年，上海市政府出台了 鼓励留学生回国办企业的文件。其中明文规定，注册资金只要不低于1万美元，出国留学人员便可来上海办企业。

　　1993年4月8日，“段和段律师事务所”正式挂牌。

　　此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信号，引起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兴趣。此前，段祺华曾就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与 克林顿总统有过两次书信交往。闻知“段和段”，克林顿写来了亲笔信。

　　一时间，黄浦江畔，海外学子候鸟般回归。于是，第一家律师事务所、第一家企业等等“第一”，在上海留学生 创业园里诞生了。于是，上海市3年建了3个学生创业园，为留学人员提供有关创办企业、进出口代理、商务、公用事业、劳 动人事等方面的服务。

　　1997年，上海市政府下发红头文件，将引进高层次留学人员的重点定位于“高新技术、支柱产业、重大工程 、新兴产业”，并特别强调，对高新技术等项目要注重引进高层次留学人员，“列出专项经费保证其实施”。

　　蓄势待发的邵亦波们正是瞄准了这个时机。

　　今年8月，26岁的邵亦波怀揣哈佛MBA学位证书，回国创办了易趣网站。这是中国内地第一个，也是目前世 界最大的中文网上物品竞标站。

　　“我想做自己的事。”邵亦波说：“在美国，中国人好比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而回到中国，则是造自己的机 器。上海是做事的好地方。”

　　如一阵旋风，谭海音，陈宇华，这些昔日邵亦波的哈佛MBA同学，被邵亦波“裹挟”着回到了上海。

　　“目前的政策环境，能让我做到99度。”

　　1993年6月，被公司派往上海筹建办事处的刘畅回到了加拿大总部。

　　老板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办事处建起来了，你可以在中国大干一场了！”刘畅说：“我是要回中国大干一场 了，但我要首先向您辞职。”

　　刘畅决定回国创业了。“原来也考虑过回来做事，但最担心的是回来了出不去。现在敢回来，因为有国家的‘来 去自由’政策做保证。”

　　1992年春，小平南巡。在珠海亚洲仿真公司，小平对回国创业的亚仿总经理游景玉博士说：“要做出贡献， 还是回国好。”

　　这年8月，“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国字号文件正式出台。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 的政策变化。

　　“我在中国的半年是92年末至93年春，正是小平南巡后中国最开放的时期。每时每地都感受得到中国的变化 。”刘畅说。

　　他还记得1989年9月，父母送他去机场。妈妈一遍遍地嘱咐他：“出去不容易，千万不要轻易回来啊！”

　　当时，中国奉行的留学生政策还是1986年制定的“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据当时的一项抽样调 查，留学人员中想回国的占大部分。至于什么时间，大多数人则回答“等等看”。

　　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

　　1978年，中国首批派出的52名留学生启程赴美。百忙之中的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们送行，并与他们 合影留念。

　　此前，邓小平在清华大学说：“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引起了世界传媒的广泛关注。有评论说，“迄今共产主义世界中尚无先例”。有消息说，“ 北京的外交官感到震惊”，“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国的）政治自信心”。

　　此后，中国每年都向海外派遣大批留学生。

　　刘畅是大学毕业后自费出去的那拨儿。

　　刘畅讲了自己的故事：“当初主动要求来筹建中国办事处，主要是想回来陪陪父母。现在，父母都到国外养老去 了，我却留在了国内。至少现在我还没想过要出去。”

　　“中国现在的环境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我现在与国家外文局合作，办了一份生活信息类的英文杂志。许多人觉得 不可思议，但中国确实宽松到了这个程度。其实，只要不危害国家利益，政府的限制根本没有想象得那么多。”刘畅说。

　　“在国内的人可能感受不明显，我们从国外回来的人感觉国内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到处都是新气息。其实，对留 在国外的人来说，无非就是一个敢不敢回来的问题。”

　　“现在，我的许多朋友都回来了，想在国内找点事做。原因很简单，大不了没事做再回去呗，反正来去自由！”

　　刘畅笑谈：“现在送家人出国时嘱咐的话跟我们那时都不一样了：‘有机会早点回国’。你看，出入随便，回来 做的事又很多，所以哪有机会就去哪，没必要把来去看得那么死。”

　　想必汪潮涌也有此共识。他辞掉了全球最大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100万美金的年薪回来了。

　　他在中国创建了一家民营投资机构---信中利投资咨询公司。

　　汪潮涌说：“除了最后让水沸腾的那1度--股票上市，要证券商去做，目前的政策环境能让我做到99度。”

　　“十多个高层次留学人员集体回到一个学校工作，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不是一个壮举，也是一个创举。”

　　“颜光美集体”回国了。这12个人一起来到中山医科大学工作。

　　闻此，教育部外事司一位负责人说：“十多个高层次留学人员集体回到一个学校工作，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不是 一个壮举，也是一个创举。”

　　3年前一个冬夜，颜光美第一次将回国的打算说给儿子听。儿子一下子跳起来，扑向父亲大叫：“You ma de a big mistake on my life！ （你在我生命中犯下一个最严重的错误！）

　　颜光美去意已决。“中国人的事业不可能在国外。中国既是我的生长之地，也必是我的用武之地。”

　　他选择中山医科大学的原因有二：一是母校；二是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带，创业环境良好。

　　90年代初，深圳曾在全国率先打出了“吸引人才，尤其要吸引留学生”的招牌。1991年3月，深圳市委书 记李灏便向新闻界表示：欢迎海外留学生到深圳施展才华，形式可以多样，哪种形式方便就采取哪种方式。

　　早在1988年，深圳市就在全国最先公布了来深圳工作的留学生享有“来去自由、选择工作、购买住房、户口 迁入”等等优惠政策。1992年，又规定留学生“可以用自己的专利、专有技术或资金向深圳的各类企业投资入股”。

　　深圳的举动，很大程度带动了广东留学生政策的调整。

　　广州市在“九五”计划中明确提出：“积极吸引境外留学人员来广州工作，通过岗位招聘、项目合作等形式吸引 留学人员。”

　　市长林树森多次说，在引进留学人员方面要尽快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要快。

　　此时，颜光美对妻子说：“是回国干事的时候了。”

　　就要成行，颜光美想：“创业环境有了，可一个人回来无法形成冲击波。如果有一个50年代那样一个回国群体 该多好。”

　　颜光美打电话给好朋友顾军。

　　顾军留美7年，在NIH做副研究员。两人一拍即合。顾军说：“我历来认为，要做事，只有回到中国去！”

　　随后，颜光美又拨通了几个友人的电话，对方的回应异常热烈。

　　机遇来了。当时，中山医科大学大刀阔斧改革，鼓励年轻人冒尖，鼓励年轻人脱颖而出。校方承诺，为“颜光美 集体”每人提供40万元的科研经费。

　　数年前，这个集体中的一些人就是因为国内无经费等方面的科研条件而走出国门。他们最看重的是做事的条件。 “条件”既是硬的，更是软的。

　　1996年2月16日，颜光美携妻带子踏上归途。

　　颜光美集体中的陈发凯回国前夕，一位女性朋友追问他：“你真的不后悔？”

　　陈发凯一笑：“你是愿意给有钱人当二房，还是做穷人的正房？”

　　3年了。今年9月的一天，颜光美和顾军，这两个在美国便相约中国的好朋友又相约登长城。他们一口气越过6 个烽火台，到达万里长城最高点居庸关。

　　临风远眺，颜光美说：“台阶已经铺就，我们攀登就是了。”本报记者 江华 徐永恒 策划／责编 卢跃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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