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传来文化艺术出版社状告金庸侵害名誉权、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正式受理此案的消息，引起媒体 和不少读者的广泛关注。事情的原委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事出有因

　　据文化艺术出版社负责人、常务副社长卜键介绍，1999年3月31日，金庸在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报道”接受 采访时，突然说：今天我在吃饭时，有人找我签名，我一看是盗版，不签。并说，所谓的对其作品的评点集其实是一种聪明的 盗版方式。随便找几个人，说这段好，这段不好，就是小学生也会写的。

　　这一席话，令文化艺术出版社的有关人员大吃一惊，因为金庸所指的“盗版”书，正是该社1998年8月正式出版 的《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但这部书，明明白白是有正式出版合同的--1996年12月，该社与香港明河版权代理公司 正式签署了“评点本金庸武侠小说全集出版合同”，在此前，双方曾对合同所有条款都进行了充分研讨，并由金庸本人亲笔改 定；在此后，文化艺术出版社在北京市版权局进行了引进版权登记，登记证号为“图字：01-97-1966-1977号 ”。一切手续齐备以后，该社委托中国武侠文学学会（金庸任该学会名誉会长）组织实施，邀请著名学者冯其庸、严家炎、王 春瑜等13位内地学者，为《金庸武侠全集》做了评点。令文化艺术出版社困惑的是，从协议的签订，到评点人的遴选，金庸 始终在参与其事，出版合同几度修改，最后文本的确认，主要是由金庸本人决定的，这些都是有详细资料可证的，怎么说不承 认就不承认了呢？

　　此波未平，又波再起，几天以后的4月5日，在《人民日报》华东新闻《面对盗版：“金大侠”拍案而起》一文中金 庸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及盗版一事，又一次指责《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声称出版社事先确曾找其“接洽过”，而他“坚决 不同意出版”。

　　这两次表态，在全国造成了巨大影响，各地读者反应强烈，有的找到书店要求退货并赔偿损失，致使各地新华书店和 一些图书发行所纷纷退货，使文化艺术出版社首版印行的1万套该书严重滞销，经济损失巨大。连带受到影响的是参加评点的 13位专家，昔日为评点金作花费了大力气，如今却被金庸本人做了这样的否定，他们心中自然感到郁闷与苦涩。

　　（二）正式起诉

　　事已至此，文化艺术出版社和13位专家仍无起诉金庸的念头。卜键介绍说，从一开始合作，出版社即取努力合作成 功的态度，并为此有过一次重大的让步：当初合同签订以后，根据合同第一条“同意乙方在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出版发行上述 著作中文版本之评点本全集”，该社拟先制作繁体字版在海外发行，金庸表示不满，要求重订合约，并寄来改定的条款，意图 封杀《评点本》繁体字版；文化艺术出版社在印刷已经完成的情况下，还是忍痛做了让步，此举的直接经济损失达近百万元。

　　卜键说，自金庸提出对原签合同的异议后，我社一直致力于利用各种渠道说明情况，冯其庸、严家炎都曾为此做过努 力，冯和我还专程去香港与金庸当面协商。即使在金庸对媒体发表不实之辞后，我社仍多方寻求更理性的解决方式。但对方一 再误导舆论，并在上海首先引发诉讼，将并无过错的我方告上法庭。出于万般无奈，我社于1999年11月8日向北京市二 中院起诉。

　　金庸在上海首先状告文化艺术出版社？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找不到金庸本人，记者的消息来源还只能是文化艺术出版社有关负责人，及其聘请的北京市中诚律师事务所的汤 树荣律师。据他们介绍，金庸状告的是《评点本天龙八部》侵权，但这部署名“文化艺术出版社与云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的书，其所有编发、印制、发行过程，文化艺术出版社一概不知，同时也没有文化艺术社总编辑签字发稿，没有该社书号、印 制单和发行委托书，所以该社不承担任何责任。

　　（三）仍希望达成和解

　　据文化艺术出版社的《起诉状》，该社要求“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消除影响，以书面形式在国家级出版物上向原告赔 礼道歉；并向原告赔偿损失人民币200万元”。

　　文化艺术出版社同时向新闻界发表声明，称评点金庸本是一件有意义的文化工程，是众多评点人和编辑投注心血与智 慧、历时近两年而成的一个全新版本；双方即使有一些认识上的歧异，仍希望能与金庸达成和解，走向合作。

　　对此，学术界人士普遍表示欢迎。中国武侠文学学会会长、南开大学著名教授宁宗一先生说，1995年我们学会评 第一届武侠文学奖，就把金奖留给了金庸和梁羽生。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本更流行，所以我们学会参与组织了《评点本》的工 作。对评点人的要求是很高的，他们在史学知识和审美方面都是专家，在评点和编辑过程中还修订了一些原著中的错讹。我个 人认为这套书是高水平的评点。

　　参与评点的史学家王春瑜先生说，起初，我因个人学术研究非常忙，拒绝参与评点，后来却不过情面，接受下来。我 是非常认真的，写了半年时间，金庸曾对我的评点表示赞扬。我希望本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把这件事情解决圆满。

　　当被问及金庸为何要这样做时，出版社方面的解释是“在一些合作细节上金庸先生的要求无法一一满足”。有关当事 人的解释则各执己见，“恐怕还是因为经济原因”，“也许对评价不够高不满意”，“是不是对某些名人没能参与点评不满” ，这些解释离事实到底有多近多远，只能问金庸本人才能证实；再者，他对文化艺术出版社的起诉持什么态度，也还没有发布 。可惜他的电话永远接不通。

　　本报记者韩小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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