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潘杰客(现任凤凰卫视“财经在线”主持人)

　　主持：林 白

　　责编：樊 璇

　　主持人：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收听《海外来风》，今天的节目要为您介绍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我形容他特殊是有原因的，稍候大家会跟我有一样的感觉，他的名字叫潘杰客。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可以说让人有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我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位潘先生当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无人问津的建筑工程队做技术员，四年后他已经是国家建设部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之一，到28岁的时候他在家人的极力劝说之下飞赴美国，从送外卖做起开始了自己的异国生活，到达美国六年之后转而开始求学，97年从哈佛大学捧回了自己的硕士毕业证书，随后他成为当年德国奥迪公司通过公开招聘并最终录用的唯一一位高级经理；他的传奇经历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不久前，他毅然辞去奥迪公司的终生职务，转而从事他热爱的媒体工作……此刻，我已经和听众朋友们有着同样浑厚的兴趣来倾听关于潘杰客的人生故事，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访谈吧。

　　(音板：波澜起伏的人生，从未中断的拼搏，他说，命运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您正在收听的是对潘杰客先生的精彩访谈，这里是《海外来风》。)

　　主持人：我们所有的听众都会注意到您后来有着非常丰富的海外生活的经验，而且这似乎，因为我介绍过您的家人曾经极力劝说您去美国，所以我们很想知道您那时候学了建筑，好像辛辛苦苦在一个建筑队里面，是什么原因让您当时没有立刻出国？

　　潘：在大学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甚至于再成熟一点的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想和理想，我当初的理想就是觉得自己有文艺、演出、戏剧这方面的潜能，但是同时大学四年的严格的工程教育使我感觉到在学校里，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组织能力，我觉得我可以在这方面发展，所以有了所谓从政的想法，有了这种想法，其实当时我们家人已经有在美国或者在欧洲的了。

　　主持人：可能需要介绍一下您的家庭，据我所知您的父母原先也是从海外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稍微介绍一下好吗？

　　潘：行，我父亲1949年以前被国民党政府教育系统全额的奖学金送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他是物理学博士，在55年的时候当初响应周恩来总理回国的号召，和钱学森等这一批都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力学、物理学方面这些科学家前后脚回到了中国，当然就赶上了国内一波又一波政治运动，所以文化大革命一结束之后他觉得回国这么我年几乎都在搞运动，什么事都没做，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后，四人帮一被打倒，国门刚刚启开的时候，我母亲是医生，我父母就出国了，他们一直就待在国外。

　　主持人：而这时候怀抱着成为干部理想的您还只身留在国内，而且在一家施工队工作。

　　潘：对，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可以从某一个环境中跳出来的人，因为被分在施工队你就要做好本职，同时你要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努力，我设定的目标就是一年之类我要做到哪一级，两年之内我要做到哪一级，三年之内我要做到哪一级，相当于一个计划，用我的话说就相当于一个小八卦图似的，我一定要按什么样的时间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主持人：施工队的环境一定相对来说辛苦一些。

　　潘：非常辛苦。当初的人是很单纯的，我感觉，现在想来特别可笑，当时想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就把它写在上班的公文包里，每天都要看它，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工作的时候遇到特别不顺心的时候，因为我周围的同学，分配在北京的都是窗明几净的设计院，都是在部委机关，政府机关里头，我甚至当初很多同学由于很多种原因，我们来往的可能性、机会都很少了，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完全全在社会的金字塔的底层的基础里头。

　　主持人：在大学里曾经表现那样出色的您，在这时候却只能在尘土飞扬的施工队的工地上才能找到，有句话说那种人总会露出锋芒，据我所知，不是很长时间您就受到当时建设部特别的提拔，应该说初步的完成了您原来对自己的人生设计，成为了建设部里最年轻的处级干部。

　　潘：这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音板：今日嘉宾潘杰客，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在一家建筑施工队做技术员，4年以后，他已经是当时国家建设部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之一，1988年，他在家人的唤唤下飞赴美国，6年之后，哈佛、耶鲁、牛津三所大学的管理学院同时录取了他。哈佛大学毕业后，他曾经荣任德国奥迪公司中国大区首席顾问，不久前，他毅然辞去高薪高职，转而从事钟爱的媒体工作，现为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节目主持人。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日同一时间为您播出的《午间一小时》周日专版《海外来风》。)

　　潘：我一开始从工程队到了工程处，由工程处到了中建一局，再由中建一局到了中建总公司科技部做科技管理，没几个月，所有这一系列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的，也就是三年多的时间，然后调到建设部党委宣传部。

　　主持人：人生宏伟的蓝图此刻在眼前铺开了，在那样的位置下正可实现当初少年的抱负和梦想，然而对潘杰客先生的人生经历来讲，我们在一开始描述过，他总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转折，大的变化，他可以面对好像是一种本可越过或避过很不容易的情况，然后创造一番新的天地，在建筑部已经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什么原因使您又选择了在海外又开始一番新的作为呢？

　　潘：从现在来回顾过去工作将近20年的时间，我觉得自己的感受完完全全证实了当初从建设部离开去欧洲，然后又从欧洲到了美国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说明什么？在我们生活的整个过程中，就像我们中国的一句俗语说的，叫做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世界之外还有另外的世界，有可能是一个，有可能是多个，思维之外还有其它的思维，而且还有很多很多的思维。我在做建设部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之后，到地方上出差，感觉非常好，地方上的厅级干部，局级干部，当然更包括处级干部，如果飞机是有旋梯的，他们有可能上来架着你的胳臂下去，表示对你的尊重，怕你摔倒，他们都是40、50岁的人，我是20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他表示对你的尊重，而且从待遇上来讲，在当初那个年代，就是结了婚，小孩儿都有7、8岁了，他们的年纪可能都40多岁了，没有房子这是很正常的，而我的级别，我可以分到一套房子，我很多同龄人几乎可能连助理工程师都不是，我已经是工程师，从技术上、从政治上、从整个自我感觉上，我都以为我在这个社会比较高的层次里头，而且当初那个社会是官本位的社会，所有的成功都是用你官级的高低，用你职务的高低，行政级别的高低来衡量你这个人在社会上的价值，是这样。在那种情况下，我当然自我感觉就特别良好。

　　主持人：可以想像。

　　潘：走到哪儿我的自我感觉都很良好。但是人在什么时候会产生问题？当你这种特别好的感觉受到冲击的时候。

　　主持人：什么事儿给了您冲击？

　　潘：就是国外回来的亲属，因为我这些亲属朋友很多都在国外，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行业，找我们一起聊天，一起吃饭，一起进行沟通，这种沟通给我带来的冲击，我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在他们面前失灵了，无效。他们不觉得，可能会礼貌的恭维你几句，会非常客气的鼓励你，但是我能感觉到，虽然我不是特别聪明的人，但是我毕竟不是特别笨的人，我能感觉到在他们的礼貌、客套与恭维之后他们对我是不屑一顾的。

　　主持人：这种感觉一定很奇怪。

　　潘：他们对我不屑一顾，当时我的想法、我的自我感觉、我的社会地位，为什么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这些亲戚朋友来了之后，是他们不对还是我不对？如果说我不对，那么我不对在什么地方？如果是他们不对，他们怎么可能都不对？因为这些人从瑞士回来的，从法国回来的，从美国回来的，从各个国家回来的，坦率的讲从发达国家回来的，当他给你谈到他对自己事业的憧憬，问号就有了，人都会有非常美好的愿望和理想，这种愿望和理想都是来自于对自己自我价值的开发和实现的过程，如果说你没有这些想法，你可能就不会去想，如果外面你周遭的环境和事件使得你产生了这种疑问，你是一个有理想的人，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笨的人，可能你第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问题找到它的答案，我应该为寻求这个答案做哪些事情？而不是说大家都出国我就出国，当我要出国的时候并不是说你要出国我要出国他要出国，所以我自己必须要出国，我不是说要证明你们能够出国所以我可以出国，不是，我不是要证明给别人看，也不是要证明给社会看，更不是为了给亲属看，都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我有问题，我需要答案，我为了得到这个答案需要付出，于是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带着问题到国外去看一看。

　　主持人：也就是说真正的原因是您想看个究竟。出国是八几年？

　　潘：88年的时候。

　　主持人：1988年，作为一个年轻的，建设部的年轻领导同志潘先生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出国经历，来讲一讲出国您看到了什么？您很想看看究竟，看看山那边究竟是怎样的，然后您出去了。

　　潘：所以说我留学是一个过程，他们那边生活好，我当时一点那种想法都没有，国外现代化的生活，舒适的生活，对我当初来讲，不是一种吸引，仅仅是使我的问号变成了一种好奇心，我要去搞清楚我自己是在什么样的大的世界里，我生存在什么样的社会中，我自己的思维是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自己将来应该干的事情是什么，也许我以前设计的所有的东西可能要给它全盘的改变，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

　　主持人：在出国前您曾经在一个施工队非常艰苦的工作着，这一切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您成为您所希望的方式，至少您站在起点之上，一个很高的起点之上，如果您做下去有很大的蓝图，这一切在此刻，因为您当时一定是处在很多人非常羡慕的位置上，一旦放弃，某种意义上好像要重返一个施工队，只是这个施工队远得不能再远。

　　潘：从土施工队进入洋施工队。

　　主持人：对，这时候您的抉择一定不那么容易。

　　潘：对，实际上是非常痛苦的，你刚才讲的实际上就是，比如我到美国之后，最大的落差不是生活上的，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因为我在美国18岁就要独立，所以我也要独立，我在家里呆了很短的一段时间我就要出来独立，独立意味着什么？你的经济要完完全全自己解决，你已经远远超过18岁了，所以你要自己做事情。

　　主持人：您当时在美国是多少岁？

　　潘：我已经快到30岁的人了。

　　主持人：然后要开始独立，要养活自己。当时英语怎么样？

　　潘：基本ABC的顺序还不是比较清楚。因为干了那么多年党的工作不需要ABC。

　　主持人：那你有没有想过做一下建筑施工或者用比较擅长的东西来——

　　潘：我想过，我是工程师，我还做过管理，我都去相应的部门去申请工作。

　　主持人：党务工作肯定是不能搞的。

　　潘：党务工作是不允许搞的。你在美国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执照，你连ABCD的顺序都还勉勉强强不能摆平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获得执照？执照是要通过英文考的，所以第一步变成了什么？你要学英文，学英文就需要钱，同时你要工作。因为毕竟我父母在那儿，我有工作的许可，因为我没有执照，我不能做这种所谓的白领，高级的，甚至蓝领工人做的事情我都不可能做，人家不要我。最后我去申请的工作是一个餐馆的服务员，我到一家餐馆去，而且还是一家中餐馆，我去应聘了，他说你有没有经验，我说什么经验，他说做餐馆的经验，我说做餐馆的经验是很容易学的，他说为什么？因为我已经是工程师了，我把那一套拿出来，他说没用，你有没有餐馆服务员的经验，我说没有。好了，没有你怎么能做好？我说我可以学。你用什么学？英文会吗？我说我英文也在刚刚学。你英文也不行怎么学？你经验没有怎么做？对不起，我们不能录用你，这是我的倒数第二个工作，我的倒数第一个，也就是正式录用我的这个工作——

　　主持人：是什么？

　　潘：也是一家餐馆，但是是一个台湾老板新建立的餐馆，他本身英文也不是特别好，他是比餐馆服务员还要低级的工作，是什么？送外卖。在刮风下雨的天气里你要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跑，然后面谈，他还是问你有没有经验？我说我的经验不多，我说话必须要圆滑了，他说那么你对哪家比较熟？他就误解了，以为我有，但是我可能还做得不是特别多。然后我就把昨天去，没有录用我的那家的地址，我说我在那家去过，第一我没说谎，第二我说得还有水份，我去过让他听成我在那儿工作过，他说那家在什么地方？我把地址告诉他，他又问我英文怎么样，我说我的英文在不断进步，这也是一个事实，我一句谎话没有说，但是让他感觉我这个人好像有餐馆的经验，英文也不错，还在继续提高，好了，咱们先试几天。开始试，第一天下来他说杰克你过来，怎么了？他说你骗我，你一点儿经验都没有。因为他叫我把一个ORDER送到FORTY—TWO街附近，42，在我的概念里就是FORTY—TWO，然后就去找，所有问的人他们都说是FORTY—SECOND，我转了半个小时回到餐馆，我说我找不到，他说FORTY—SECOND就是FORTY—TWO，你这个烂英文根本就不行，根本就找不到，如果你是做过的，哪怕做过两天的经验都知道FORTY—TWO和FORTY—SECOND的关系，你英文也烂经验也没有，但是杰克，你这个人很努力，所以我决定还是录用你，所以说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在那个时候，你说心理的落差是什么？你就完完全全感觉，特别是那时候我在纽约的唐人街，往后推十多年，中国大陆人的任何一员，在纽约的唐人街上都会被唐人街上卖菜的人看不起，你一张口，大陆口音他连菜都不愿意卖给你。

　　主持人：我听说是有这样的事。

　　潘：这个历史是你现在想找都找不着，这种感觉永远都不会再存在了，但是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知道，因为中国大陆在十多年前的代名词就是穷得不能再穷的地方，因为穷在美国就意味着NOTHING，什么都没有，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周围的人考虑的是什么呢？既然穷，那么就要穷则思变，变什么？就是要积累财富，所以周围的人一天到晚给你灌输的就是你要从穷人变成驻唐的人，就是升了一级，你留在唐人街就可以做餐馆的服务员，你再变成一个小领班，你再变成一个小经理，小股东，然后变成大股东，然后一家餐馆两家餐馆三家餐馆，变成连锁，你在美国就辉煌了，所以说美国十多年前，美中商人协会的会长、理事长、总裁基本都是餐馆老板，当初邓小平到美国去访问，跟邓小平一圈的美国侨界华人90%都是大餐馆的老板。

　　主持人：当时华人就是餐馆业做得比较多。

　　潘：什么洗衣、鲜花、杂货，都是做这些东西。

　　主持人：80年代的时候，我们内地的大学生开始陆续到达美国，而且开始逐渐的改变美国当地原有的华人社区的结构，而在他们刚刚登陆新大陆的时候可以说是面对这个环境，处境都不那么美妙，这里面有很多不为外人所知的艰辛痛苦努力绝望和希望，最终一批又一批中国最优秀的，来自中国内地的年轻人彻底改变了中国人，而当时中国大陆的人们在美国，也许是在唐人街的地位是不妙的，我想您就是在那一个时刻进入那里的。

　　潘：对，我在那个时候一方面送外卖，另一方面，每天晚上回到家里面对黑压压的天花板，因为我是住地下室，便宜嘛，95美金，现在到纽约去住95美金也是最穷的人可能都不会去住那么糟糕的环境里，那时候我晚上想的，别人有别人的想法，大多数人有大多数人思维的惯性，但是我要告诉自己，餐馆业虽然……每个人的愿望不同，努力工作同样受到别人的欣赏和尊重，但是这不是我所热爱的行业，我也不会把自己往这方面发展，我一定要从这个行业中超脱出来，哪怕我不成功我也不会按这种思路一步一步按他们这种思路做，我每天这样告诉自己，而且强迫自己不要按周围人的思维，想法去考虑，因为你跟别人想法一样了，你就会和别人走的路一样。

　　主持人：潘先生，您的确有非常强的抗压力和忍耐力，我的意思是说这和您在国内的施工队环境比起来可能要好一些，也许冬天没那么冷，它那儿经常有热水洗澡很方便，可是另一方面压力会大得多，比如说您在骑车送外卖的时候，走过川流不息的街道，比如今天在纽约你穿过第五大道的时候灯火辉煌，看到别人漂亮的车来来往往的时候，而您骑着自行车在躲避的时候，在别人都在谈到您什么时候拿到绿卡，什么时候留下来，什么时候得到工作机会的时候，太多的人会被这种压力压垮，他们真的会追求说我再去当一个服务生吧。

　　潘：大家都追求的东西是否跟着去追求。我又弄了一个八卦图，我告诉自己多长时间英文要过关，这是第一条，多长时间我要脱离餐馆业，我有一个时间的目标，多长时间我要积累到什么样的财富，然后在多长时间内我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我一直喜欢文化方面的事情。所以按照我的时间表，我又提前了，比如说我的英文，我给自己设定的是九个月到一年的时间要过关，然后我三个月之后就达到九个月设定的目标，餐馆业我设定的是只干一年，我就干了半年，半年以后我就到了一家珠宝公司做了SALESMAN。

　　主持人：去卖珠宝。

　　潘：对，接触的环境不同了，人也不同，完完全全不同，然后又按照我积累财富的时间，很快，我一边在积累财富，你进入新的行业会有新的关心，比如我就成了珠宝公司的经理，然后是小股东，然后成了老板，但是很快的，我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我去搞中美文化交流基金会，我就完全脱离了。

　　主持人：我们很高兴没有看到比如坐到这里的您是一位餐馆老板或者是珠宝商。

　　潘：是，其实珠宝大王也很了不起。

　　主持人：那当然。

　　潘：但是我喜欢的东西不是那个，那是我的一个过程，是我的途径，是我的工具。

　　主持人：我猜你送外卖的时候一定没跟人讲说你最终对文化事业有兴趣，因为在别人看来你这位骑着单车说着一听就是内地口音，大陆口音，而且英文的顺序还没搞清楚的人喜欢文化。

　　潘：那是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国优秀的文化艺术在我当时看来是非常好的东西，但是没有舞台，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推出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的殿堂里？于是我做了一个计划，我要做这个事情。

　　主持人：那是一次在卡耐基的来自中国顶级艺术家的成功的演出，而这样一次演出也成为潘杰客先生人生历程中的一次重要转折，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会继续潘杰客的精彩人生。

　　(音板：)

　　潘：联合报的董事长，他把我请去和我聊，他说你是不是某位中央领导？至少是副总级以上的人的孩子，我说我不是，他说你是不是有家财而贯，我说不是。他说那你是学管理的？我说也不是，然后他说你到头了，如果你还想继续攀升，你需要这三个条件中的至少一样。我回去一考虑，前两条不可能了，这一辈子不可能了，也许我可以回去慢慢积累财富等到九十岁的时候积累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是不是以现在一个，当时考哈佛的时候是36岁。既然我接受别人的忠告，那么前面两项我不具备，我只能做有可能改变我自己的事情，我不能改变别人，但可以改变自己，所以我坚定报告最适合我的管理学院去学管理，我也比较幸运，因为我确确实实付出了很多，考试的成绩也是非常优秀，最主要的是我的入学申请论文写得特别好，因为完完全全是我亲身的感受，再加上在写的时候英文有很大的提高，所以我也比较幸运的同时被哈佛、牛津、耶鲁这三所学校录取了。

　　主持人：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学府，高等学府，来自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这时候的您，我不知道有一种怎样的心境和感慨。

　　潘：心里的落差。

　　主持人：又有落差？

　　潘：新的落差，我到那儿一下就被淹没了，我特别自以为了不起，我觉得当初我考上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终于又爬上了世界的又一座高峰，进到学校和同学一聊天，我发现所有的人都比我优秀。

　　主持人：有这种感觉？

　　潘：我一下就感觉自己是NOTHING，NOBODY，I AM GETTING NOWHERE，就是说我自己什么都不是，你也不把自己当棵葱，别人也不把你当酱吃，你别以为自己达到什么样的高度，你有这种想法的同时你还在不断努力，你这种人死活都能做出一点事情来。

　　主持人：您生活中的落差不断出现，然而每一次的跌入谷底几乎都能成为新的攀升的动力并且使您达到新的境界，那么哈佛对您起到助推力的作用应该是可以想像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简短节说，虽然我相信有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希望更多的了解您哈佛的校园生活。在哈佛毕业之后您又做出了什么样的新的选择？希望这一回不会又是大的落差。

　　潘：这回是的，因为从中国到美国这十年里使我感觉到一种全新的东西，在美国十年期间我经常有时间到欧洲旅游，在我的同学当中，在美国工作、读书的阶段我更感觉到欧洲的管理模式的不同，欧洲人的思维方式的不同，所以我告诉自己，走出美洲，进入欧洲。

　　主持人：但是在这儿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您在进哈佛的时候是36岁了，从哈佛出来的时候呢？

　　潘：38岁。

　　主持人：在这个时候难道您就没有想到我要抓紧时间比如说事业辉煌，稳定的把自己牢固根基，因为第一次跨跃固然意味着新的机会，但也意味着新的风险。

　　潘：对，一个是变化多了人就皮实了，虱子多了不咬人嘛。我给自己设定的是什么？我以现在的经验，美国的和中国的经验，然后以我现在的知识，以我现在的思维方式，我一定要找一家公司，他最希望要我这种年龄，他最希望要我这种经验，他最希望用我积累起来的思维方式来这家跨国公司做事情，必须是跨国公司，而且这家跨国公司一定要在中国有业务，这样我才最终有可能回国。

　　主持人：那您找到的？

　　潘：我筛来筛去就是奥迪。

　　主持人：这里应该补充介绍的是我们约的嘉宾潘先生实际确确实实在哈佛毕业之后在奥迪担任高级职务，好像您后来就任的是中国大区的——

　　潘：首席顾问。我们这批顾问好像是虚职，其实不是，我是负责营销，我的同事，我的上级、下级都是德国人，在奥迪总部。

　　主持人：一定很有意思，与很多德国人工作的经验不知是怎样的。

　　潘：这是另外一个落差。

　　主持人：又是一个新的落差。

　　潘：因为日尔曼民族本身是一个比较骄傲的民族，由于我所有的结果是我自己的解决所造成的，所以我内心的自信心比较强，和一个骄傲的民族在一起碰撞的时候容易产生更加骄傲的东西，这就是我一开始和德方员工内心不平衡，恰好是很多东方人或者中国人比他低，

　　我恰好比他们高，而且他们和我在一起有自卑感。

　　主持人：你说德国人有自卑感，这挺有意思的。

　　潘：比如在奥迪公司，外国人都很少，外国人指的是哪些呢？法国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包括美国人都是非常非常少，他本身还不是一种多民族，像美国那种多色彩的、多文化的、多元性的，他是比较单一民族的，如果说有一个东方人在纯种德国人的公司里，这本身对他们接受起来就是很困难的事情，而这个东方人不仅是中国人，而且还是中国大陆人，我来讲讲他们的感受，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的老板把我介绍给其他德国同事，他通常是这么介绍的，他说这是新来的JACK PAN，然后加上一句话，他是美国人，我说我不是，我是中国人，这就说明他对东方人和中国人的看法，他觉得我们是落后的，虽然我们在不断发展，他觉得他们是我们的老师，合资公司里的技术是德国人的，咱们不说其他国家，中德合资的，很多公司里头，只要有技术的，技术一定是德方的，这也是一个事实，资金是德方的，中方要控股，但实际它是吸引资金、吸引技术、吸引人才，是这样的，因为在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派人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劝说说服我的一个下属，是德国人，到中国来工作，我用了九个月时间。

　　主持人：他不愿意来？

　　潘：不愿意来，而且更不愿意到除了上海和北京的其它城市，是这样的，所以德国人心里对中国是怎么看的就非常清楚，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一个人，他不仅仅是表现出来，而且他内心真正是比他们还要高傲的，你说他受得了吗？

　　主持人：您在奥迪公司工作的经历一定是非常辉煌的，我们相信有很多故事在里面，但是看来时间是不够了，另外我们又知道您有了新的变化，这样好的职位，这样难得的机会，您已经把它放弃掉了，现在也是从奥迪出来了，转而从事媒体方面的工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潘：这是一个嗅觉，市场的嗅觉，后来我争取回国了之后我负责中国的营销，其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奥迪在中国全新的营销网络，现在奥迪品牌在中国成功的提升是我和所有中德同事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那么我就要在全国各地跑，我在宾馆呆的时间就很长，就会看电视，看电视就会经常调台，有很多中文的节目根据我的喜好我可能不大喜欢，调来调去调到第三轮的时候我感觉到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既然这么多节目我都不是那么喜欢，那么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最大的市场，你可以做出一个好的节目来，这个市场就需要，我马上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个想法从哪儿来呢？我在哈佛毕业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同学，他是个记者，他曾经就问过我，他说你将来最终的目标希望做什么事情？

　　主持人：这也是我们想问的。

　　潘：我说我希望做LARYKING。

　　主持人：美国非常有名的脱口秀主持人。

　　潘：他说你现在往哪儿去？我说我现在往欧洲去，他说那你这些东西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我说有，我所有人生的经验都是为了做一个很好的LARYKING做准备。他说你以前做过吗？我说以前在美国中文电视做过，我说再往以前我还在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还做过播音员，这些都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最初没有实现我做演员的梦想，现在我转了二十年转了一大圈我还在继续，当然中途有很多变化，但是我还是希望做这个。

　　主持人：您说到这儿，潘先生，我终于豁然开朗，在听您精彩的人生描述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您如此出众的才华，巨大的热情、学识、才干为什么始终没有集中在一个领域把它深入的拓展，因为即使在今天的现代管理中我们也一直在强调某个人要集中在某个领域以便取得最大的成效，当您讲到这个我开始明白过来了，在西方很多国家，最优秀的主持人，谈话节目主持人，他们对于整个社会，甚至社会人们的思维都在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

　　潘：我在努力希望成为这样的人，因为毕竟我在这个行业里还是一个新人。

　　主持人：而且希望有更多的机会以后在电视节目中，包括我们的听众，看看潘杰客先生他主持的现在是财经方面的节目。

　　潘：对，财经在线。

　　主持人：潘先生这么长的经历简直是精彩跌宕，在这中间幸运之门无论多么威严紧锁，最终都向您敞开了，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潘：我觉得林白你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很多人都会说你看看你多幸运，你在那个时代，就你这个年龄，所有很多东西，你该赶上的全赶上了，甚至有的都不是末班车，你赶上的是早班车，我愿意把内心的想法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我总的感觉还不是幸运，也不完全是一种努力，我有这样的想法，在我比较小的时候就认定一个道理，这个道理是西方一个哲学家说的话，我把它变成我终身的格言。他说“一个人如果播种一个行为，就会收获一种习惯，再播种一种习惯就会收获一种性格，再播种一种性格就会收获自己的人生，如果你在自己的人生中不断播种下去，你所收获的就是自己的命运”，所以说每个人的命运，我相信是掌握在自己的手掌中的。

　　主持人：潘杰客先生今天在我们《海外来风》作做的精彩的访谈，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和我一样深有同感，也许最后的一番话是特别耐人寻味，的确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最终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命运而不是任凭世俗的惯性随波逐流走到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方向，而我们盼望的不是夜空中突然出现的明亮的灯塔，或者某种意外的上天赠予你的激流，而应该是我们坚实的每一次划桨。在潘先生的个人简历起始处他这样写道，该简历截止到2001年3月。我相信也许过不了多久潘先生又会以他过人的才华刷新他的传奇经历，而我们也将会以欣赏的目光注视这位永不言败的行动者，《海外来风》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让我们有机会领略到别样的人生，分享生活的经验还有命运的方向。

　　潘：谢谢林白，谢谢各位听众和我一起来分享你们的时间，也谢谢樊璇和各位制作人员辛勤的劳动。

　　主持人：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林白代表责任编辑樊璇，制作人卫东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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