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绍辉，是吉林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一名教师。我今天能够重新参加工作，首先感谢党的政策，感谢校院各级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的关怀与帮助。是他们用爱心唤醒了我，使我获得了新生。

　　1994年，我也是抱着强身健体的目的开始练习“法轮功”，但不知不觉就陷入了“法轮功”的歪理邪说中。“法轮功”被取缔后，我当时认为这是对“圆满”的考验，多次做出糊涂事。现在回头一看，这都是错误观念带动下的行为，认为这样就能“圆满”，就可以“成佛成道”。

　　然而，即使这样，学校一直没有放弃对我的转化工作。学校党委、学院党总支不断找我谈话。还有许多好领导、好老师为我能尽早转化花费了大量宝贵时间。有一次，我们院党总支书记高光和保卫处的领导顶着烈日几次去找我。我回来后，校院领导又多次找我谈话。但我对大家所做的工作一直持消极抵抗态度，以致后来给单位领导写了一封辞职信，独自一人去了北京。我走后，校院领导万分焦急，日夜为我的安全担心。后来保卫处的人又急赴北京找我，我却避而不见，固执地打坐练功。美其名曰为了“正法”，实际上是为了表白我对“法轮功”的忠心。愚蠢的想法使我一错再错，不但影响了国家的形象，还给国外各种反华势力制造了可乘之机，做了一个中国公民不该做的事。

　　学校为了让我尽快提高认识，转变观念，特意将我安排到校宾馆休息。许多领导日夜和我谈话，并对我的饮食起居给予细致安排，对我关怀备至，用亲情、友情来感化我。使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是高光书记那段时间里身体不好，可他把哲学和中国近现代史不知给我讲了多少遍。还与我谈人生、谈理想，就是希望我能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悟出点什么。教研室的主任张子成已经50多岁了，他对我的批评从不留任何余地，有时情到深处，留下眼泪。可是尽管如此，我的感情天平仍然偏向了“法轮功”一边，后来我虽然做了不练功、不上访的书面保证，但内心深处根本没与“法轮功”组织决裂，后来终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劳教。

　　我被劳动教养后，院校各级领导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等待我转化的好消息。我开始反思，分析自己的问题。我想，根本原因是我对“法轮功”鼓吹的“圆满”和“白日飞升”产生了痴迷，“成佛”、“成道”的想法占据了我的思想。

　　我终于明白了，坚决与“法轮功”邪教组织决裂。学校没有抛弃我，而是用热情的双手重新欢迎我回来。当我真正跳出“法轮功”邪教组织的圈子，内心忽然感到轻松无比。我突然发现周围一切是那样和谐，以前是自己这颗心扭曲了，是党挽救了我这只迷途的羔羊。单位在我一个人身上花费的代价是有目共睹的，而我却无数次地伤害着大家的心。我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多少人的心哪！校院领导耐心做我的思想转化工作，在我身上投入那么多心血，相比之下我是多么的自私！任何一个人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轮功”邪教组织一再宣称不参与政治，可是其顽固分子不断进京滋事，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特别是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更是他们所谓“执着追求圆满”、“上层次”的典型例子，不仅践踏了法律的尊严，而且损害了国家形象。这种惨绝人性的做法和世界上那些令人发指的邪教有什么两样？！从自焚者身上，我似乎看到了自己从前的影子。如果我不及早地跳出“法轮功”邪教组织的圈子，打着练功人的旗号，无所顾忌地放纵自己的思想与行为，等待我的也将是一个悲惨的结局！(新华社记者马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