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君团伙案在渝审理结束，我的工作并未结束，尽管我现在已回到广州，但可以这么说，张君案对我心灵的震撼，将持续一生。作为记者，我为自己见证并记录这段历史而自豪。

　　我难以置信，文学影视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竟是现实：张君集“狠、奸、色”于一身，每次作案都精心策划踩点，不打无准备之仗；为抢劫钱财，杀死素不相识的人；控制几个核心骨干和情妇，骨干与他一起抢掠，情妇为他提供庇护，也有情妇成为“女杀手”；作案迅速，来去无踪，只留下尸体和鲜血……难怪有人想把张君的经历拍成电视剧，似乎不用虚构，已经具备戏剧的全部要素：人物性格丰富，命运曲折，情节跌宕起伏，真假感情交织，劫杀场面血腥等等。

　　我不得不相信，这不是戏剧，这就是现实。法庭上，当被害人的尸检照片、作案现场照片、大量证人证言以及张君等人的自我交代一一展现时，旁听席上不时发出唏嘘声，被害人家属则在抽泣。从庭审第二天开始，张君显出了绝望态度，对控方提出的证据通通表示“没意见”。我不禁想，这些罪行任何一个都可以构成死罪，张君得枪毙多少回啊？

　　我在重庆待了5天，围绕庭审采访了张君案的方方面面。但我还是不明白，张君为何从一个纯朴的农家少年，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他自己在法庭上说，一是贫穷，二是不服处罚产生报复心理。我想原因应不止于此，而要从社会转型期人的价值观变化、社会治安管理、失足少年帮教、提高刑侦能力等社会层面上去探求原因。张君团伙案成员绝大多数文化低，反映出提高公民的文化、法律素质是一项任重道远而又急迫的任务。

　　应该说，从职业上我只是一个忠实的记录者，采访到的很多东西过后即成过眼云烟，但张君案使我不得不陷入长久的思索。我在思索中感到非常沉重，也非常困惑。　　本报特派记者 邹高翔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