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上午，我站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地带，抓起一把沙粒，沙粒迅速变成一阵轻烟从摊开的手掌上消失了。在我的周围，一望无垠的沙漠上，泛着一层薄薄的烟雾，随着风的方向疾速移动。

　　风并不大，不足五级。远离沙漠的人们，住在城里惊呼沙尘暴的人们，并不知道该地区的牧民和他们的牛羊、房屋、草场常年(年均260天以上)都在不低于这样的风沙侵蚀中生存着。

　　3月19日下午，我们前往阿拉善左旗近郊的一片梭梭林基地采访，风沙四起，尘土飞扬，车如船行海上，左右晃荡，沙如猛兽，成群结队地翻越马路，能见度仅在50～100米之间，户外几乎不见人影，牧民们都躲在家里看年长者喝酒。至3月21日中午，千里之外的北京地区出现今年以来的第五次沙尘暴天气。

　　3月23下午，我们行驶在从东胜到包头的路上，四周沟壑纵横的丘陵和荒地间，风在呼啸，沙在翻卷，过往运煤卡车上被吹落的煤渣打在我们的车窗上噼啪作响，天地一片昏黄，车灯提前打亮。24日下午，数百里之外的北京地区出现今年以来的第六次沙尘暴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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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尘暴，中国人新世纪面临的最大环境问题。

　　3月7日至29日，我们从草绿花红的广州出发，来到寒风凛冽、赤地千里的北国，从额济纳到北京沿三千里风沙线深入采访，期望能向你报道最真实的沙尘暴。

　　沙尘暴的危害和影响可能超出你的想象。

　　治理沙尘暴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二

　　据统计，中国去年近20个省会城市受源起西北地区的沙尘污染，其中远至重庆、南京和杭州等地。大半个中国都在沙尘暴的威胁之下。

　　这是一组已被媒体反复引用的数据：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沙尘暴的发生次数急速上升，50年代5次，60年8次，70年代13次，80年代14次，90年代23次；2000年一年就发生12次，2001年至今已发生6次，而且起始时间已由往年的三四月份提前至新年的第一个凌晨。

　　沙尘暴的背后是土地沙化日益严重，年均扩展速度为：50至60年代，1560平方公里，70至80年代，2100平方公里，90年代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

　　专家测算，近年来，我国每年因风沙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40亿元。

　　环境污染和经济损失固然是令人痛心疾首的，但这些数字所包含的内容还远远不止这些。沙尘暴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

　　由于土地沙化引起的物种退化，由于不合理的生态建设对生物多样化的破坏，由于牛羊圈养而对生物圈的改变以及牛羊本身的品质、皮毛的退化，从而产生的生态失衡现象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已受到一些专家的关注。

　　农牧民们为了生存将改变传统的经济结构，一些企业也将利用治沙的契机追逐沙产业的利润，国家将会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保护生态的项目中去，这对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和利润分配必然产生影响。

　　土地沙化后的生态难民的转移、人口自然流动的加速，杀掉或者圈养了牛羊之后的牧区文化的重构，以及沙尘暴带来的种种社会心理问题的诊治，都将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三

　　目前最为紧迫的是还是如何治理沙尘暴。

　　为数众多的专家们对沙尘暴的积极反应让人们误以为这是一个纯技术问题。事实上，我们在采访中发现，这是一个远比技术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沙尘暴主要是人为因素造成，检讨这些人为因素———人口增长、滥垦乱采、超载放牧、滥用水资源，有多少是纯技术问题呢？

　　政策失误、管理混乱、地方利益协调失控、运转机制失效，是导致沙尘暴的社会原因。

　　这些原因并未因为历史的教训而完全得到解决，甚至在新一轮的建设中暴露得更加充分。比如在各部门对生态项目和资金的争先恐后现象中，暴露了财政拨款制度方面的问题。如果层层划拨的制度不得到改革，那么再多的钱也难填“雁过拔毛”的官僚机构的黑洞。

　　有人称如果把建国以来各地所上报植树成活的林木统计起来，每家人的炕头都挤满了树。谁会对这些树的去向负责任呢？如何建立新的造林监管机制，恐怕涉及到对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问题。

　　从银川到巴彦浩特途经贺兰山时，我们看见了秦长城。绕山而建的秦长城是为当年抵御匈奴的入侵而修筑的。随后我们又看见了同样绕山而建的生态建设区的围封护栏。如今土地沙化的治理也同样具有保家卫国的意义，但是敌人却变成了我们自己。

　　能否战胜自己，是这场战役的关键。本报记者 长平一(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