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一带一度成为人们谈虎色变的区域。在这里的中央财经大学及与其一路之隔的北方交通大学，在4月下旬双双成为SARS重灾区。至5月8日，据两校对外公布，两校的疫情终于大幅缓解。而在此之前，两个学校都经历了典型的SARS袭击全过程：轻忽—蔓延—传言—恐慌—防疫—隔离—停课—善后。不期然地，两校成为此次SARS危机中的早

期情况的缩影。】

　　5月8日下午，中央财经大学(下称“中财”)西塔楼的大门在紧闭14天之后，重新打开了。

　　从4月9日出现第一例非典病人开始，这座小楼的近40户人家共90多位居民陷入了一场噩梦。而它所在的中央财经大学，作为北京高校的重灾区，也面临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阻击战。短短几天，关于中财疫情的各种消息满天飞，而4月16日晚开始的中财学生离校则被演绎成“中财午夜狂奔记”，引发多方揣测和评论。

　　5月6日，中央财经大学宣传部部长巴图在学校办公楼接受《财经》记者的采访。他告诉记者，从4月9日到5月6日为止，中央财经大学一共有19例确诊和疑似病人，这远远小于传闻的数字。当然，中财因此所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

　　猝不及防

　　4月上旬的一天，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退休教授曹某去北大附属人民医院(下称人民医院)看病，回家不久便出现发热症状。4月8日，家人将他送到北大第三医院(下称北医三院)急救，10个小时之后因抢救无效而死亡。曹教授症状很像SARS。经过北医三院向北京市有关部门请示，患者最终未被确诊为SARS。死亡诊断书上写着：呼吸衰竭、肺炎。

　　教授的儿子(中财后勤集团总经理)、儿媳(中财投资系教师)都是中财教工。教授去世后，同事们纷纷前去慰问。此时，曹教授的儿子也发烧了。因为忙于准备后事，他甚至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特殊异常。

　　然而到4月12日下午，校领导接到医院的消息，得知死者的妻子发烧住院后，诊断为“印象：非典”。校领导当晚召开紧急会议，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提出防治非典的十项措施，包括全面消毒、排查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建立疫情报告制度等等。

　　“工作很紧张，尤其是排查，”巴图说，“要一层层找出来。”传染链有三条：曹教授本人的亲属，曹教授的儿子、媳妇的同事，还有曹家的邻居。最后确定了40个密切接触者，要求他们回家休息。

　　疫情比估计来得更快。4月12日之后，三条链全部爆发了严重的疫情。在曹家，已故教授的妻子住院之后，其儿子、儿媳、孙子、女儿、女婿、外孙6人前后发烧入院；在曹教授儿子工作的中财后勤集团，6位员工相继病倒；而曹家所住的中财西塔楼，住户中十几人纷纷中招。

　　据巴图介绍，到4月28日为止，仅包括曹教授在内的中财教工有19例确诊和疑似病人，其中两人死亡。此外，还有包括曹教授妻子在内的一批相关家属染恙，一位小区电梯工也未能幸免。巴图没有透露有关详细数字。

　　艰难抗疫

　　4月16日是许多中财学子难以忘记的日子。当天下午，学校召开会议，宣布从即日起调整教学计划，5月8日恢复上课。4月16日晚上，由于学生中出现宿舍楼要被封锁的谣言，一些还没有来得及走的学生纷纷跑出来，在校门口聚集。

　　巴图表示，调课是出于对疫情在学生中爆发的担心。这一危险不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中财校园占地208亩，面积狭窄的校园里聚集了6000多个学生。而且已经发病的人群多为与学生密切接触的教师和后勤人员，“处理不当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校方咨询专家的意见是：分散，才能避免交叉感染。

　　4月16日，中央财经大学宣布了调课计划：从4月16日到5月8日，所有的教学科研、大型活动全部停止。这是北京高校首次因SARS之忧而停课。据了解，从4月16日到4月20日，中财的学生走了2/3，6000人的学校里只剩下了700多人。同时，学校的防疫工作一度异常艰难。

　　首先是药品和设备紧缺。因为学校车队的两位司机都感染了非典，学校总务处长自己开着车到各个药店采购，但“什么都没有”。幸好，学校及时购买了一批中药，“这在当时起着极大的稳定人心的作用。”还陆续买了5口锅，每口3万多块，24小时连轴转，“人休锅不休。”

　　更难的是病人的送治。“开始的时候120怎么也叫不到。”学校到处找车，实在来不及的就只得打出租车。巴图说：“直到第17例病人才叫上救护车。”

　　病人送到医院后，还遇到因为医院床位不够，或者就诊设施不足被拒收的情况。“只能哪接收就去哪儿。”有的患者因为没有床位，只能在走廊呆着，冻得不行。人事处长穿着隔离服，闯到医院为病人送大衣。

　　4月24日下午，对西塔楼29号楼实行隔离的措施正式实施。整整14天，没有出现新发病例。“如果没有意外的话，5月8日下午将会解除隔离。”

　　隔离的解除并不意味着抗疫的结束。根据先前的调课计划，5月8日离校的学生们就要陆续返校了。据确切消息，中财大学生至今并无人染疾。

　　北方交通大学

　　就在中财学生因为封校传言而发生混乱的第二天晚上，与中财一路之隔的北方交通大学嘉园15层一个宿舍出现集体性发烧。

　　聚集性爆发

　　第一个病例是交大计算机系2002级的孙某。孙某4月1日在军训时得了感冒，之后多次到医院治疗。4月17日，他被确诊为非典。到4月18日，其隔壁宿舍又有8人发烧。

　　4月19日，该楼12层一个宿舍出现发烧症状。这是电子学院的学生，与孙某并没有密切接触。北方交大新闻中心主任王想平介绍说：“我们后来分析，可能是电梯交叉感染，因为大家共用一部电梯。”4月20日，一下子又涌现出20多人。“有12层，也有15层，还有邻近一楼的，这下我们更紧张了。”

　　“我们称为聚集性爆发。”到4月25日为止，一共出现了65例发烧者。“到现在，确诊10个，疑似9个，其他都不是。”王想平说。在10例确诊的人中，9例住在最初疫发地嘉园楼。其中6个是15层的，其他3个是12层的。

　　王想平介绍说，4月17日晚，学校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所有工作都围绕非典。同时启动4月7日制定的非典防治预案，校领导分成8个组，分别负责防疫、救治、宣传、采购等工作。

　　一开始便遇到了一个难题：由于一些医院因为床位紧张无法收治，病人送不出去。“校领导非常着急，如果送不出去，后面的人就全都呆在这儿了。”经过校领导和北京市的协调，到4月18日下午4点，第一批出现发烧症状的学生被分别送往北京胸科医院和302医院。到20日，65名出现发烧症状的学生都被送进了医院。

　　第二个难题是物资采购。药品的紧缺是难以想像的。王想平介绍说，负责采购的人到外面跑了一天，才买到了30个体温计。比中财幸运的是，北方交大拥有和全国铁路系统的密切关系。副校长杨肇夏向沈阳铁路局局长张伟请求援助。只隔了一天，装有大批防疫所需物资的大型集装箱就运抵北京火车站。集装箱里有：300盒温度计、1万套防护服、几十箱医用口罩，还有足够供6000人使用的胸腺肽、利巴韦林等抗病毒的特殊药品。

　　疫情威胁仍在，而学生的集中则是最大的风险。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聚集性爆发，4月20日北方交大发出调整教学计划的通知，明确提出所有教学计划顺延一个月，到5月21日结束，并有条件地同意学生离校。条件是：跟这些非典或者疑似患者没有任何接触史的，没有发烧症状的。所有要回去的同学必须填写离家申请表，注明联系方式。

　　排查疫情

　　对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同时进行。通过排查，学校找出了与65名学生相关的222名密切接触者。为了隔离可能暂时送不出去的学生和需要观察的密切接触者，学校将宿舍楼17楼和红楼招待所腾空，辟出可以容纳300张床位的隔离用房。出现发烧症状的学生被隔离在红楼，没有症状但有过接触的学生被隔离在17楼。后来经过与北京市政府的协调，222名密切接触者中有114名被送往大兴县进行了隔离，剩下的108名学生便留在学校隔离观察。到4月24日下午，对交大嘉园A座、B座、C座的隔离措施正式实施。近400人开始了他们漫长的在隔离区的生活。

　　5月5日，被送往大兴县隔离的学生已经返校。5月8日下午，这400名学生也将结束长达14天的隔离生活。事实上，北方交大的全部患者和疑患都在4月25日以前发病，为学生。在采取隔离措施后，无论隔离学生还是回家学生，目前无一人出现疑似症状，该校教工中亦未出现SARS病患或疑患。

　　不幸之中，此乃大幸。

　　《江南时报》(2003年05月13日第十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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