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动物有着多种共同的疾病

　　威廉姆·麦可尼(William McNeill)在《瘟疫与人》中警告：“才智、知识和组织都无法改变人们在面对寄生性生物入侵时的脆弱无助，自从人类出现，传染性疾病便随之出现，什么时候人类还存在，传染病就存在。传染病过去是，而且以后也一定会是影响人类历史的一个最基础的决定因素。”

　　人类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之后，文明才可能像种子一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但是，也正是从这时候起，人类开始遇到许多在原始的捕猎时期不曾面对的疾病：在很多地区，农业依赖于灌溉，而水渠中缓慢的流水给寄生物提供了良好的滋生环境；驯养家畜使得动物的疾病传染给人。比如，天花和肺结核来自于牛，麻风病来自于水牛，普通的感冒最早则是从马那里传来的。人们到现在还和狗有65种共同的疾病，和牛有50多种共同的疾病，和羊有46种，和猪有42种；群居生活的人口达到一定数量和密度之后，有些新的传染病才有了出现的可能。许多传染病如疟疾、天花和腮腺炎的传播需要人数超过一定的规模，比如，在人口少于50万的小岛上疟疾将自动消亡；在城市和村庄里，饮水的卫生条件非常糟糕，人的排泄物混杂在饮用的水源中，这正是寄生物最喜欢的生存环境，由此引起的疾病如霍乱和痢疾一旦爆发，就将袭击整个地区。

　　传染病的特点是，它们会突然爆发，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瘟疫的爆发使得人口数量增加之后锐减，增加之后再锐减，历史仿佛辗过成堆的尸骨艰难前行。难怪历史学家们发现，在大部分有记载的历史中都找不到人类社会会持续进步、后人的生活水平会比前人更高的观念。公元165年，罗马帝国流行天花，大约1／4的人口死去。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的中原地区也出现了瘟疫，“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估计死亡率达40%以上；公元6世纪麻风病传到欧洲，欧洲人对付麻风病的唯一办法似乎就是将病人关进麻风院隔离起来。13世纪的时候欧洲共有19000多个麻风院。公元542年鼠疫爆发于地中海地区，并持续了五六十年，史籍上所称的这次“查士丁尼瘟疫”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的衰落。14～17世纪，黑死病肆虐欧洲长达300多年。这是一个黑暗而疯狂的年代，历史学家阿诺·卡伦曾写道：“灾难时期留下来的日记和编年史仍在挑战着人们的想像力。婴儿们吮吸着他们死去的母亲的乳房，孤独的幸存者穿着长袍戴着珠宝在空荡荡的城市游荡，有的人在街上赤裸着身体狂欢，幽灵船载满了尸体在海上漂浮……”病菌越过大洋帮欧洲人征服美洲

　　威廉姆·麦可尼在《瘟疫与人》中谈到，早期的时候人类分别在几个相互隔离的地区聚居，形成了不同的文明，而不同的文明发展出了不同的病媒。

　　生活在当地的人们由于长期和病媒接触，逐渐产生了免疫力，所以病媒只能造成零星的病例。但是，由于贸易、战争等原因，疾病开始周游世界。在一个地方司空见惯的风土病，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成了让人们束手无策、杀人无数的瘟疫。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一书中谈到，正是病菌而非枪炮帮助了欧洲人征服美洲。

　　适宜于被人类豢养的家畜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美洲的原住民在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马。由于缺乏畜养家畜的经历，美洲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许多由动物带给人类的病原体，对这些疾病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欧洲人给美洲带来的是一连串的瘟疫：1518～1526年天花流行，1530～1531年爆发麻疹，1546年斑疹伤寒、1558～1559年流感。据估计，95%的美洲原住民死于白人带来的疾病。

　　如果说瘟疫毁灭了玛雅文明，可以说一点也不过分。与瘟疫的较量战争还远未结束

　　到20世纪后期，历史上曾经横行一时、被认为是绝症的天花、肺结核、鼠疫等已经被人类消灭或基本上得到了控制。1962年，MacFarlane Burnett在《传染疾病自然史》中豪迈地声称：“人们可以将20世纪中叶视为社会演化历史中最重要的时刻：传染病过去曾经是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如今其影响已经被彻底消除。”1969年，美国外科大夫William Stewart在国会发言时指出：“应该合上关于传染病的书本。对抗瘟疫的战争已经结束。”然而，他们都过于乐观了。

　　首先，即使传染病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了相当有效的控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传染病仍然在为害人类的健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直到20世纪末，传染病仍然是仅次于心血管病的第二杀手，每年的死亡人口中大约有1／4是死于传染病。欧洲每年死于传染病的人口仅占总死亡人数的5%，但是在非洲，60%以上的死亡人口是由于染上了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把艾滋病、腹泻、肺结核、疟疾和呼吸道疾病(如肺炎)列为5种主要的传染病，死于这5种疾病的人口占死于传染病的总人数的90%以上。在发展中国家，死于这5种疾病的人口比例是发达国家的13倍。

　　其次，即使在发达国家，在最近20年内，越来越多的医学科学家注意到，死于传染病的人数逐年增加、旧的传染病死灰复燃、新的传染病蠢蠢欲动。1992年美国的医学协会(Institute of Medicine，IOM)发表了一份引起巨大反响的报告《新兴的传染病：微生物对美国健康的威胁》。世界卫生组织也把1997年世界健康日的主题定为“新兴传染病：全球警报、全球反应”。

　　过去已经控制的疾病如霍乱、鼠疫、疟疾、肺结核和白喉等开始重新出现。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就曾经宣布肺结核成了全球危机，因为肺结核的发病率不断上升，而且因为病毒对原有的药品产生抵抗能力，导致病人死亡比例持续增加。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传染性病毒和细菌感染的癌症病人人数不断增加。世界卫生组织估计15%的新增癌症病人受到传染病菌感染。

　　另外一些“新”的传染病粉墨登场，最著名的当属艾滋病。2001年全世界共有大约3360多万艾滋病人，每年都会有560万人感染艾滋病。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1／5到1／4的成年人为艾滋病人；1976年出现的埃博拉病毒不断肆虐刚果、加蓬、乌干达等非洲国家，这种致命病毒的感染者死亡率达到50%～90%。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过去20多年内至少出现了30多种新的传染病。

　　科学带给我们的并不总是前方凯旋的喜讯，这次，它让我们变得更加清醒：对手就在我们身边却不露痕迹，渺小得令人忽视但是却经常表现得比人类更聪明。在这个时候，无知的自信不会带给我们任何帮助。是的，我们会努力，但是我们仍可能暂时失败。即使输掉，也不要输掉我们的冷静和勇气。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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