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言中因得“非典”而去世的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记者刘洪波，5月6日从地坛医院痊愈出院。他说：“我活着出院，对网上传言是个最好的回答。”刘洪波于4月初在人民医院做了阑尾炎手术，出院不久被确诊为“非典”。人民医院后因发生众多病人和医护人员的交叉感染而被隔离。刘洪波得“非典”后，网上出现了很多传言，最离谱的甚至传他已经死于“非典”。事实上，刘洪波于4月14日被转入地坛医院治疗，第二天体温就恢复正常，一周后咳嗽明显好转。在病床上，他记录下了自己从罹患“非典”到战胜“非典”的这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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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日下午我在地坛医院转了几个病房，从1区到2区，采访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记者刘洪波是最早列入采访计划的，十几个房间转下来，真有些力不从心，气不够用，总算来到刘兄的病房，他正在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我只得先回避。第二次来到他的病房，因为戴了两个口罩，已感极度缺氧，好像多说一句话都要使出极大的力量。作了自我介绍，刘兄很爽快地答应下来。看他那样，真不知社会上风传他已经到马克思那儿报到的消息从何而来。没说几句，我已坚持不住，只好告辞。临走没忘给他布置个活儿：写写你的生病亲历。“五四”青年节一早，刘兄主动打来电话，告诉我交活儿。同时说，他已经比那天我看到时又有进步，可以在地上来回走来走去，每天给朋友、爱人打N次电话、看看电视。5月6日一早病房的同事们告诉我，刘洪波出院，好事！下面是刘洪波给我写的他的“非典旅程”。

　　———本报通讯员陈明莲

　　我大概是从4月10日前后开始发烧的，由于刚做完手术，我还以为是术后反应，但在咨询过一位大夫后，他动员我尽早去医院。在积水潭医院先检查，再拍胸片，有问题，于是留下来输液，输完液体温由38.8℃下降到37.5℃。我当时很紧张，问大夫我是不是“非典”，大夫说：“未必，再观察。”中午，回到家休息了一下，下午身上有些紧，没太在意。晚上，大概九点多又开始烧，但一直没有到38.5℃。我手里拿着退烧药，准备够39℃就吃，但一直到夜里12点也没过39℃。在这期间，我喝了大量的水，去了N次厕所，终于1点多的时候可以吃药了，过39℃了。出了一身汗，舒服了一些，迷迷糊糊睡到天亮，又来到积水潭医院，输液期间护士过来说：“您输完就别走了，留下观察吧。”于是开始了漫长的四天观察期。这几天是最难受的日子，体温居高不下，浑身没有力气，一天输好多液，好像有不少抗生素，印象最深的是一种叫鱼腥草的液体。药输了像没输一样，自己的感觉越来越不好，觉得气短，氧气不够用，虽然一直在吸着氧。胸口从沉甸甸开始变得有些硬梆梆了，就像压上了石头。

　　四天的观察期有多位大夫看过我，胸科主任下来几次，也是顾虑重重，怕我不是“非典”，一旦进入“非典”病房，后果不堪设想，但此时我的状况更不如以前了，大便十分费力，在照胸CT时咳嗽不断，试着做几次深呼吸，已不可能了，咳嗽成一团。照CT的大夫说，为什么还不转院？台里一直在密切注视着我的情况，对于积水潭的治疗方案也无法多说什么，但是人不能出问题。中午，我的CT片出来了，左右两肺全满了，尤其左肺全白了，几乎看不见了，积水潭发了最后通牒，家里人急得不行，几个同事赶到医院，但没有让进，只能在院里等，这时台里果断决定，转院去地坛。我觉得我有救了。下午四点多120的急救车来接我，从积水潭到地坛只有短短的几公里，但我使劲地向外看，这几条路我都熟，老走，望着窗外的一草一木，德胜门城楼，北二环路，看不够……　车进了地坛医院，在第一排隔离区停下，爱人把我送上楼，提着收拾好的东西，准备进入隔离区，爱人突然抱住了我，我下意识地抱了抱她，但我突然发现我的拥抱是那么的无力。

　　我被安排在2病区03室01床，在经过06还是07室时，我看到一位老兄，四十多岁，正在吃饼干，我下意识地问了句，“您进来几天了，快好了吧？”“20多天了，该出院了，你呢？”“我刚进来。”“没事，熬着吧，也得20多天。”我突然放松了许多，不就20多天吗！

　　进了病房，也就一分钟，大夫就进来了，我把在积水潭的胸片交给他，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不应该有问题，身体这么壮，我说我刚做了一个手术啊。没事，比你重的有的是，都恢复得不错……几分钟以后，护士进来了，她们全副武装，我很快就被输上了液，又过了几分钟，护士长进来了，拿着冰袋一个放头上，一个放腋下。由于高烧，睡不着，到夜里二三点，我数着输了足有六七瓶液，天快亮了，我迷迷糊糊睡着了，这是发病几天来第一次睡会儿，天亮了，白衣天使们来抽血、测血压、测体温，其中一个“天使”对我说“烧退了”，我真的感觉到浑身轻松了许多……

　　从积水潭到地坛，可能也就几公里路程，但就是这短短几公里，它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

　　每天清晨，院里传来阵阵鸟鸣，紧接着，有一种特殊的声音慢慢地接近你、靠近你，是防护衣的摩擦声，朦胧中天使般的声音：“刘洪波，量体温、测脉搏、量血压、测血糖……”所有的一切有条不紊，这会儿是清晨5点多，当大家还在梦中的时候，医务人员已经忙起来了。一个多小时后，开早饭。

　　早饭在7点多钟，一袋奶、一个鸡蛋，些许主食，一小撮咸菜。病重时根本不许动，只能静躺吸氧，饭由一位保洁阿姨或其他护士从隔离窗拿来，我是一直坚持自己吃，不用喂，但尿则是在床上，由护士倒掉。

　　8点多钟，整个走廊热闹起来，护士们推着清洁车挨屋打扫，每个人的声音在厚厚的口罩下面都是闷闷的，但我们听起来却是最动听的，因为它来自健康、来自外面的世界。由于血管天生长得不好，再加上胖，输液对我有些麻烦，护士们对我的血管精挑细选，有时三五个人像会诊一样，不管怎么扎，我都不喊疼，因为是治病、是救命。护士们手上戴着防护手套，脸上戴着防护眼罩，在屋里久了眼罩全是水雾，擦又擦不了，抹又抹不去，手套使摸血管的敏感度大大下降，有一位护士急了说：“我真想摘了手套扎。”我赶紧说，别价，一股感动涌遍全身。

　　床头有个应急灯，有情况通知值班台，在输液期间，它的利用率最高。“护士，换液体，护士，没液体了”，“护士，中午饭给我多加点”，“护士，晚上给我要俩西红柿”。于是，走廊里护士们的身影像走马灯一样。

　　晚上是8点左右开始输液，护士们频繁出入各病房，忙得不可开交。都输上以后，她们就在走廊上站着等，因各屋各人的输液时间有长有短，准备随时换液拔针，这一下就不知到夜里几点了。有一天晚上，电闪雷鸣，雨把走廊冲刷得透透的，我躺在床上输着液，不时把头转向走廊那一个个娇小的身躯，在风中、雨中、闪电中、雷鸣中穿梭着，各屋的呼叫器频繁作响，我暗暗发誓，明天扎针我这不争气的血管就是挨十下八下的也绝不喊疼……雨渐渐地停了，我的液输完了，人慢慢地进入梦乡，但不知怎的，老睡不踏实，觉得走廊上防护服的摩擦声时断时续。第二天问过护士，昨夜接新病人，她们几乎在走廊上等了一宿……

　　大约在十五六日的时候，我特热衷于自己的病情，逮住大夫、护士就问，当得知有张胸片拍得不太清楚时，我的心情糟到了极点，饭也吃不好，唉声叹气，当时的值班大夫和主治大夫一男一女同时给我做工作，他们从治疗的角度给我分析，使我对病情有所了解，对这个病有所认识，心中开朗了许多。但最让我忘不了的是一个小护士，在给我扎针时了解了我的这个心态，愣在病床前给我做了20分钟的思想工作，听着听着，我突然一下释然了，我还担心什么？我还害怕什么？小护士说话的语速越来越慢，她的防护眼镜已看不到双眼，她的呼吸比我还急促，为了让我重新健康起来，为了让所有像我一样的病人重新回到社会，她已经被汗水湿透了，她就是一个天使站在我的面前。氧气瓶大概有一米四五高，护士们比它们高不了多少，每天换氧气是重体力活，把一个旧罐平移七八米，再把一个新罐平移七八米换进去，看似容易，其实很难，我静静地躺在床上，吸着氧，看着一双双柔弱的嫩臂，使着吃奶的劲儿，艰难地移着罐，可就是帮不上忙，不知她们有没有看到我歉疚的眼神，几乎每个人都是揉捏着双臂，离开氧气瓶，但那是怎样的臂膀，它看似柔弱，但现如今是天底下最刚强的臂膀。而臂膀的主人都是天使。因为现在，天使在人间。

　　中央电视台记者刘洪波

　　　5月5日于地坛医院出院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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