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的“非典”观察：“‘非典’危机将是一个很好的课堂案例。”

　　本报驻京记者 林楚方

　　一例“非典”不影响教学

　　“从4月25日12时起，教学办公区凭学员证、工作证和贴有特殊标志的临时出入证出入，其他人员禁止进入教学区。”

　　2003年4月28日，北京，中共中央党校门前一个“严防非典”的牌子如是写道。记者看到，党校门前站岗的警卫全都戴着口罩，门里站着一个穿白衣服的医务人员，不停地和进门的人说着什么，他的任务是在观察进出人员是否有“非典”症状。

　　据中央党校一位教授透露，中央党校图书馆一名工作人员由于到北京某医院探视亲友染上了“非典”，有关方面已经把他居住的宿舍楼和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员进行了隔离，但正常的教学并没有受到影响。

　　“疫病不会因为这里是中央党校而不光顾，这是没有办法的，但包括被隔离的人都非常理解有关方面的措施，虽然隔离是限制人身自由，但这是为大家的健康着想的。通过这种努力，疫情一定会控制住。”

　　作为执政党培养中高级官员的摇篮，中央党校长年均有地厅级乃至于省部级干部在校学习培训。据该校一位教授透露，中央党校目前有十余个培训班，包括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县(市)委书记进修班、中青干部培训班、西部地区干部培训班、西藏、新疆干部培训班等。所有这些学员，加上研究生，现在学校有在校生1600人左右。

　　中央党校不仅是单纯的一个教学机构，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研究机构。因此，当“非典”在广东、北京等地迅速肆虐开来、并且逐步演变成为一场社会危机的时候，中央党校的教授和原本担任中高级领导职务的学员们，也在以他们独特的角度，密切地观察和关注着这场危机。

　　严格、到位的防范措施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教授说，中央党校对防范“非典”采取了极其严格和到位的措施，教学区、家属区定时消毒，出入都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后勤部门也为大家准备了各种药品。

　　“在教学方面也有许多应对措施，比如，学员五一期间留在学校，减少公开课，尽量通过电视进行教学，同时尽可能地减少班级规模，实行小班上课等。对中央关于防范‘非典’的要求贯彻是非常得力的。”

　　吴忠民教授评价中央党校后勤工作时说：“他们非常辛苦，每天都很尽力，比如消毒，连门前的垫子都包括在内，中药等药品很早以前就发了。”

　　“我吃了中药。”中央党校党建部副主任王长江教授笑着说，“平常大家也会交流‘非典’的信息，最近很少出门，每天上课前一定会注意一下窗户，通没通风，疫病对每个人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另一位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好多活动不能参加，外出调研、理论研讨会和外出讲课都被停下来了，同北京市民一样，感受着“非典”带来的不便。

　　中央党校党史部副主任谢春涛教授刚刚从桂林回来，同十几天前相比，“感觉北京已经不一样了，虽然在回来之前就不断收到北京的信息，但是回来后感觉还是很强烈。”

　　家人为他准备了口罩，“我以前是不戴的，但别人都戴，自己就感觉不对劲。而戴上了又不适应，喘气很费劲。”

　　尽管“非典”疫情在北京还比较严重，但中央党校的官方网站说，“广大学员和教职员工思想稳定，精神振奋，各项教学和科研工作正常进行。”

　　曾校长曾几次打电话来

　　4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到中央党校检查“非典”防治工作。

　　曾庆红强调，“中央党校是我们党的干部教育和培训的主阵地，在这里培训和轮训的都是我们党的中高级干部，在抗击非典型肺炎的斗争中，保持中央党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工作秩序至关重要。”

　　来自中央党校的消息说，曾庆红充分肯定了中央党校前一阶段坚决贯彻中央部署，在“非典”防治方面所做的工作。

　　新华社引用曾庆红的话说，“中央党校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重要部署，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统一思想，群策群力，千方百计，扎实工作，夺取抗击‘非典’斗争的全胜。”

　　曾庆红还赞扬了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英雄事迹和崇高精神，“战胜‘非典’疫情，就是要有这么一种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必胜信心。”

　　“这是值得党校广大教职员工和学员认真学习的。”曾庆红说。

　　“春节前，曾庆红曾专门看望6个在一线授课的教授，而不是拜访党校的领导，媒体也没有进行报道，大家对他的感觉挺好。”谢春涛教授说，曾庆红这次来，一方面是检查中央党校的有关工作，另一方面，中央党校毕竟和一般高校不一样，这里工作和学习的大多是中高级干部，社会影响很大，必须切实保障安全。

　　吴忠民说，事实上，曾庆红在之前就打了许多次电话，问大家的情绪如何，需要些什么。他是很负责的校长。

　　“胡总书记温总理好样的”

　　“我也特别赞赏党和政府敢于面对现实的态度，不是报喜不报忧，而是将真相告诉给群众，仅就这一点而言，它所包含的政治意义很大。”中央党校原副教育长、经济学家王瑞璞说。

　　吴忠民认为，民众不会把“非典”爆发的全部责任推到政府身上，民众最在意的是政府是不是诚实和负责任，如果政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很难要求大家共渡难关。

　　“我认为目前政府的态度是诚实和负责任的。”王瑞璞说，“看到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和群众接触，还和学生共进午餐，甚至到‘非典’防治医院视察，这些都体现了新领导人的新形象。”他认为，领导人这样做能给人以信心，而且这是很好的态度。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央领导给地方领导做了榜样。像辽宁海城发生的事情，那么多人中毒，而有的领导只是想捂、想压，相信以后会少一些这样的事情。将真相告诉群众，天塌不下来。太平不是粉饰出来的。”王瑞璞说。

　　在记者接触的中央党校师生中，对中央政府处理危机的手段多持赞赏态度，尤其是对有关领导亲临一线表示赞赏。一位中央党校教授直截了当地说，“胡总书记温总理好样的。”但也有人表示，中央领导应该“善待自己”，注意安全。

　　4月20日，中共中央对北京市和卫生部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记者接触的大多数中央党校教授对此举表示肯定。

　　“力度很大呀，很佩服中央领导人的勇气，让人感觉风气为之一振，国内外的反响都很好，这表明中央是有决心的，是在取信于民。我对此是坚决赞成的，我周围的人也很赞成。”王瑞璞说。

　　谢春涛说，中央目前采取的措施是很到位的，人事调整很正确，效果很好，尽管没有说明理由，但是大家都知道是因为什么。

　　“解释为失误也好，渎职也好，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到了必须有人来承担责任的地步了，过去在追究重大责任事故时，只是小人物倒霉，但这次的规模是很大的，大家也知道这样处理对工作是有利的，对各级官员有警示作用。”

　　不能让“血”白流

　　中央党校已经退休的范守信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要清醒和理智地看待目前发生的事情。

　　“‘非典’是新的事物，它不像鼠疫和霍乱有应对经验，我们对‘非典’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最初有关部门工作更到位一点，或许就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

　　吴忠民认为，事情发展到今天，应该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必须引发中国的一些改变，才能补偿这次‘非典’的代价，中国应该以此为契机，通过改革，建立一个诚实、负责、高效的体制。”

　　“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应该着手建立系统的疾病监测体系、民意监测体系和社会预警系统，国家还可以有更大的手笔，比如建立一个危机处理委员会，依托在强力部门，它可以协调各部门，时刻追踪各种危机苗头。这样有助于处理类似危机。”吴忠民说。

　　谢春涛认为，从这次“非典”危机看，一个旧的话题，即“知情权”必须重提，“一定要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我们在伊拉克战争报道上就做得很好，但对‘非典’，一开始担心会产生混乱，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一开始就让大家知道真相，情况就会好很多。”

　　吴忠民还建议，中央领导同志要把大众传媒利用好，“通过媒介直接和大众沟通，让民众心中有数，这样有助于共渡难关。”

　　王长江则认为，“机制是最重要的。”

　　至于这次危机是否在教授和学员中引发了对政府公共管理方面的一些思考，谢春涛表示，“‘非典’危机将是一个很好的课堂案例。”“过去中央党校也搞过危机管理教育，但案例大都是国外的，比如‘9·11’，再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事件等，此次‘非典’危机是每个领导干部都亲身经历过的，将来用于教学会更有说服力。

　　记者接触到的中央党校的教授大都表示，只要政府继续采取透明和负责任的态度，众志成城，团结协作，中国一定能够度过“SARS”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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