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地铁是一些人离不开的交通工具，而现在，口罩是地铁组必备装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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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典的真正危险，不仅在于它在城市中的爆发，更在于它正随着人群的流动，向其他省份尤其是农村蔓延。

　　4月18日，25岁的甘肃定西籍男子马斌(化名)，乘T151次列车在定西火车站下车之后，连家都没回就直奔定西县医院，要求进行胸部透视。这一举动引起了当地医护人员的高度警惕——在SARS爆发时期，一名自北京出发并伴有咳嗽症状的病人，即便在定西这个偏远的西

部县城，人们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甘肃省的专家组奔赴定西诊断：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非典型肺炎)。这是甘肃省发现的第一例非典型肺炎患者。

　　马斌不过是北京每日通过火车到达全国各地的20万人中的一个。

　　最难点：控制流动人潮

　　就在马斌离开北京的第二天，他的老乡，66岁的马思成也匆匆离京返乡。在搭乘MU2112航班到达兰州后，立即租车回到定西，次日来到定西地区医院就治，并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在他乘机的当天，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大约在7万人次左右。

　　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是全国人流汇集的焦点，每天进出北京的数十万人，以及400万流动人口，给“非典”控制带来不确定因素。

　　从最近几天的报告来看，在初增病例的省份，大多是人口流动带来的输入性患者。据报道，陕西发现的第一例“非典”患者曾陪护其他病人前往北京治病；杭州的病人据称是来自北京的游客；而江苏、新疆等地的疑似病例也都与北京方面的人口流动有关。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每天有多少“非典”病毒的携带者正通过各种交通工具向全国各地流动，对各地形成新的威胁。

　　马斌来到北京已经五六年，在朝阳区的一家拉面连锁店中任分店经理。4月14日，他出现了头疼、咳嗽、肌肉酸痛等等症状。联系到同是定西籍的总店经理马思成也出现发烧的症状，而其妻子刚刚因非典型肺炎去世，马斌高度怀疑自己患上了“非典”

　　“他曾经到朝阳区小庄医院就诊。”甘肃省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王健说。但不知什么原因，马斌并没有被隔离，他当时领到仅仅是“咳清灵以及一些消炎药”——定西县医院主管马斌的副院长支莲英对记者说。

　　服药未起作用，引起了马斌的恐慌。他做出的决定是离京返家。4月17日下午，马斌在一名亲属的陪同下乘上了北京发往西宁的列车。马思成告诉定西地区医院传染科主任安江的原因却是：“怕牺牲在外地”。

　　在大城市的边缘，巨大的流动人口平日少受关注，现在也可能是清扫“非典”的死角。他们可能没有单位的关照，也没有医疗保险，一旦生病可能就猫在家里，因对费用的恐惧而不愿就医。出于叶落归根的心理，遭遇危险时本能反应就是赶快回家。

　　从北京的情形来看，一股因对“非典”恐惧引起的返乡潮正在形成，其中潜藏着对全国各地的巨大威胁。“并不能完全责怪他们，但是这样做的确增加了他人和自己的危险程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卢金星说。

　　人口的自由流动给国家带来了活力，但现在却带来了危险。

　　政府宣布取消了“五一”长假，并且禁止进行跨地区旅游。而根据有关统计，2002年的“五一”期间，全国出游人数超过了8200万。把假期由七天减为五天，政府希望国民们放弃远足，最好就近散散心。

　　但即便是在平时，要对这些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控制也非常困难，而遇到疫情，浓厚的乡土情结总是试图冲破控制。何况，正常的公务人流更不可能完全遏止。虽然在京的很多单位已经宣布，如非特殊必要，不能到外地或境外出差。

　　民航、铁路、交通等部门连发通告，试图筑起一层层防护网，阻止病毒携带者的流动。

　　但是，这些措施仍然不可能做到疏而不漏。4月24日晚由北京返回青岛的马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北京站和火车上都没有受到任何检查。这显然不能阻挡马斌和马思成们流向各地。

　　相比于航空部门，铁路部门的防范措施则要被动得多，大规模的客流量使得事前对每名旅客进行检查非常困难，而途中巡查和事后追查也难免被动。目前，已有多辆列车在运输途中因发现“非典”疑似病人而延误。这就更加证明了人们的担心。

　　于是一些非常规的补救措施开始被采用。继甘肃省疾控中心和青海省卫生厅对外发布公告，要求乘坐过17日北京至西宁的T151次列车和18日北京至兰州的MU2112航班的旅客接受检查后，在江苏、湖北和宁夏，至少有四次列车和一个航班的旅客被紧急“召回”。此前，人们只在电影《卡桑德拉大桥》中见到这样的情形。

　　在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对来自重点疫区的人员进行严格的限制。在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重镇上海，政府已下令“严防死守”，规定对所有入沪人员进行检查，并且要求来自北京等地的旅客在酒店中住同一楼层。很多地方已经规定，对来自北京的人要进行登记和体检，并且限制员工到北京旅行。

　　“这些措施的效果目前还很难评估，但现在能够做到的也只有这么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卢金星说。

　　实际上，从目前的形势来看，要防止如此大的一个国家里人口流动带来的疫情扩散，是一件极困难的事情。这完全不同于弹丸之地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情形。

　　而且，如果把各大城市隔绝成一个个“孤岛”，也将使经济陷入窒息。4月24日，北京和太原都否定了“封城”的传言。

　　“人口流动与疾病传播的确存在一种‘正相关’的关系，但是要正确把握控制疾病和限制人口流动之间的尺度，”卢金星说，“没必要太恐惧，但应该减少不必要的差旅。”

　　“我们并没有全部取消旅游，而是主张不要全国性的大面积流动，提倡大家在本地旅游，但是也不希望大家都关在房子里。”卫生部副部长高强的言论似乎也反映了中国政府这样态度：政府正在做出艰难的选择，避免因控制人口流动带来的过多的损失。

　　最焦点：守住校园堡垒

　　4月23日，北京市170万名中小学生放学回家后，“兴高采烈”地向家长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明天起不用上课了！”

　　在为期两周的停课期内，他们在家做作业，每天打电话向老师报告身体状况。但令人沮丧的是，他们被家长要求呆在家里，不能到处乱跑，“因为外面有非典”。

　　在此前后，北京的部分高校开始停课。在山西太原、内蒙赤峰和呼和浩特的中小学和幼儿园也相继停课，大学也部分停课或封校。

　　4月23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说，经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学校可以调整假期或停课放假。

　　在新加坡和香港，“非典”肆虐之初，停课是一个标志性的关口，显示情势已进入非常严峻的阶段。

　　虽然有人质疑是否有点草木皆兵，但医学界人士却对这些紧急行动持赞许的态度：“如果政府此时不采取任何措施才是最可怕的，”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士说，“停课等诸多看似极端的行为不意味着“非典”已经肆虐，目前对学校采取的都是超强度的保护措施，是未雨绸缪。因为有这些措施，才可能最大程度地保证学校远离非典，以至保证整座城市远离非典。”

　　“有聚集性人群的区域是“非典”病毒最可能传播的地方，”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士说，“而学校无疑是最具聚集性的地区。如果不对学校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会导致‘非典’的大面积传播。”

　　一所学校会聚集成千上万名学生，吃饭、住宿、上课，进行各种活动与聚会，都是集体行动。学生还与社会有着广泛的接触，逛街、娱乐、回家看望父母等。凡此种种，一旦一名学生患上“非典”，带给周围人的可能性，要比一名普通工人、“坐班”的白领或者退休老人等大得多。

　　另外，学校向来在中国具有特别意义。一个学生的安危，不仅牵动众多亲人的心，一旦疫情在学校蔓延，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因此是一个显著的人心风向标。学校成为各个城市保护的重中之重。

　　但另一方面，政府也担心，高校一放假，回家的学生们可能将“非典”扩散至外地，或者把校外的“非典”带回来。因而教育部又说，学生、教职工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五一”长假在学校及当地休假，不外出旅游，外地学生不离校回家。

　　但显然这一措施并未得到所有学生的理解。在山西208国道上可以看到，长途班车上还有不少带着口罩回家躲避“非典”的学生。

　　最危险：SARS向农村和西部蔓延

　　定西县位于甘肃中部，是中原通向西北的交通要道，素有“兰州门户，甘肃咽喉”之称。

　　马斌和马思成的回家打破了这个县城素来的宁静。

　　当“非典”惊扰着城市时，那些缺乏足够信息和文化知识的打工者，成了这些城市里最盲目的群体。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了“走”为上计，纷纷踏上了回家的路。

　　回家的打工者和日常的流动人群一起，成了病毒潜在的最大载体，向小城市、农村和偏远地区传递着危险。北京各大医院里都有许多从外地农村来做“护工”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辞工返回老家。而在目前的“非典”个例中，因为陪护过“非典”病人或者在医院呆过而被传染的不在少数。那么，非典型肺炎目前在农村的发病率到底有多少？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研究所的彭国文先生说，该省农村的发病数字在整体发病人群里占的比例很小，粗略估计可能为2%左右，非典型性肺炎还没有在农村扩散的迹象。

　　不过，WHO仍然对贫穷的中国农村和西部面临的威胁表示极度担心，该机构新闻发言人汤普森说，世界卫生组织尤其对中国西部地区受到非典型肺炎的感染感到担忧，因为医疗资源匮乏的西部省份有效遏制非典型肺炎传播的能力有限。

　　面对严峻的形势，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宋文治教授指出，传染病以前一般多数发生在农村，由农村包围城市。但是近年来传染病却多在城市起源，像1988年上海爆发的甲肝和此次的“非典”，都首先在经济发达地区爆发，然后由中心城市向农村扩散。随着社会发展，人口流动加大，城市向其他地区扩散病情的情况更加明显，控制起来愈加困难。

　　1962年广东阳江县发生霍乱和1965年北京房山爆发流脑时，流行病学专家庄辉都曾亲历。她认为在上世纪60年代这种情况很容易控制，但在今天，一切都开始变得不容易。随着城市人口流动的加速、打工人群的急剧膨胀，疫病由城市向农村传播的几率大为增加。

　　北大医学部朱万福教授说，对于农村来说，一是农民经济上无法承担，有些人即使染病也不愿就医；二是多数县乡卫生院没有救治“非典”病人的条件。治疗“非典”病人需要用激素、输氧和专门的隔离病房，这样的条件许多农村的医疗诊所难以达到。一些专家指出，如果“非典”扩散至农村，后果是灾难性的。

　　庄辉教授的观点较为乐观，她说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有了疫苗以后，由于普及率低，农村的感染人数会多于城市。但是在没有疫苗之前，疫病在农村和城市的流行速度是一样的，农村甚至可能由于人口密度小而更少一些，因为它很少有城市里的幼儿园、学校等这样人口高度密集的场所。卫生部副部长高强代表着来自高层的声音，他说因为中国农村农民的收入相对城市来讲比较低，农村的医疗条件相对城市来讲也比较差，而且农民的自我防护意识相对城市来讲也比较低，一旦农村发生疫情流行，“后果就非常严重”。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目前最担心的问题就是“非典”最终向农村扩展并失去控制。而在一些农村，已经陆续开始出现SARS病例，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什么时候会停下来。(孙展 邵军 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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