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杨得志 刘畅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首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在目前情况下，这比增加投资需求更重要。”朱镕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增加了这样一句话。

　　与此相呼应，项怀诚6日所作今年财政预算报告中提出，将发行长期建设国债的规模从去年的1500亿元缩减为1400亿元。这是我国自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第一次缩减发行国债的规模。

　　这是否意味着将对“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进行调整？为此，记者采访了出席两会的有关专家和学者。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陆百甫分析了这一变化的前后背景。

　　在1997年中国经济软着陆和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整体滑坡的国内外双重影响下，上届政府在1998年上任伊始，就面临着国际经济环境严峻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局面，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三大支柱同时下降。

　　同样作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对这三者的轻重缓急如何判断？分析当时的实际情况，三者下降的幅度不同。当时出口需求下降幅度最大，投资需求的下降次之，而消费需求的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基于这种情况，中央政府把扩大投资需求放到了重中之重的位置，扩大出口需求次之，而扩大消费需求就暂时排在最后。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5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1979年到1997年的总和。扩大投资需求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按照朱镕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说法，“办成了不少多年想办而没有力量办的大事”。

　　与此同时，在扩大出口需求方面，连续跨上了几个台阶，出口总额由1828亿美元增加到3256亿美元。

　　而相比之下，城乡消费需求却双双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把扩大消费需求放在首要的位置，是完全应该的。

　　陆百甫认为，扩大消费需求必须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要继续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及离退休人员离退休金，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二是要从生产的角度开发消费欲望，包括旅游、教育、医疗等消费环境的改善，完善消费政策，拓宽消费领域。“最终，消费需求的提高，才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如果真正激发了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民的消费需求，足可以保证我们的经济持续20到30年的高速发展。”陆百甫说。“积极的财政政策”会从此“淡出”吗？林毅夫委员指出，积极财政政策已实施5年，当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由于目前投资、消费局面还未有根本改观，近一时期，积极的财政政策还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为此，林毅夫曾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建议，启动存量需求，即以过剩的生产能力，吸引外资、民间投资，并继续加大城市信贷力度，促进城市消费。在农村，加大投入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他举例说，由于没有下水道，农民的厨房、厕所难以现代化；由于电价过高，农民不愿意用电冰箱。目前，农村公共设施基础很差，严重影响了农村消费的扩大，投资小型的跟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就会创造一些消费需求，同时创造就业机会。“这就是朱镕基总理在报告中强调的‘在目前情况下，扩大消费需求比增加投资更重要’的一层深意。”林毅夫委员说。

　　吴敬链委员说，由于消费需求不旺，1998年，中国政府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到1999年，严重需求不足已经有所改观。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含金量很高”，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不止8%”，但是，需求仍然很弱，物价水平总体下降，还没有摆脱通货紧缩的阴影，怎么解决这一问题？

　　与林毅夫委员看法相近，他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农民没有钱。“用各种方法促进城市消费可以，但9亿农民没有钱，怎么拉动消费？”每个农民每人花10元钱，就是90亿元，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还在发展中小型民营企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吴敬链强调，8年时间，中国中小型企业的活力不断增强，正是目前GDP增长超出人们预期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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