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8日9时，81岁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向世界宣示，这个阵容最庞大的世界第一政党，将在新的情势下，经由层面众多的创新，缔造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在结束对毛泽东邓小平诸先辈一分钟的默哀后，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开始演讲。被认为将决定中共在21世纪兴衰的“十六大”，终于在海内外长时期的关注中掀起了她的“红盖头”。

　　中新社用10个字，向海外华人社会解读了2.7万多字的政治报告：文中有新意，更显生命力。论据之一是报告中随处可见的“新”字。据不完全统计，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政治报告中，有90多个“新”字，且都在一个个关键部位闪现，为这份“开启世纪之门”的报告渲染出一片新意。

　　观察家认为，这样的解读固然热闹，但只是表面意义上的“新”，尚不能涵盖更深层次的观念之“新”，譬如，彻底摆脱旧的思想束缚，首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承认保护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纵览当日全球舆情，共识只有一个：十六大报告充满新意，且寓意深远，勾划出新世纪的中国及其执政党的新形象。

　　21世纪新“一大”

　　2002年11月6日傍晚，央视附近的梅地亚酒店，履新不久的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十六大新闻中心的招待酒会上频频举杯，欢迎中外新闻记者。

　　截至当晚6时，1375名中外记者报名参加采访“十六大”，创下中国共产党党代会海外记者人数新纪录。俄罗斯官方通讯社俄通社塔斯社派出5名记者，参加“十六大”的报道，从莫斯科返回北京的“十六大”代表、《人民日报》驻俄罗斯记者吕岩松说:“俄罗斯，无论是政府，还是研究机构，或者媒体，都很关注十六大，俄罗斯人关注十六大的逻辑是：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代会作出的决议，将对国家政策有影响。他们关注十六大，往往是将大会和中国将要发生的一些变化，以及中国将要奉行的内外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俄罗斯人从本国利益出发，希望政策有连续性。”

　　基于本国利益考量的海外媒体，之所以要主动将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很大程度上因为中国的强大。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说:“强大了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使得海外不得不关注中国。”

　　一度被视为高层智囊的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吉在受访《南风窗》时称，后WTO时代的中国，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的脉搏。“这也是海外关注十六大的原因，同时还是十六大的‘新世情’。”

　　刘吉说，仔细考察十六大的新世情，新国情，新党情，我们对十六大所表现出的“新”的体认，就能变得更清晰。我们在评价十六大在中共党史，乃至国际工运史上的历史地位的时候，就可以恰如其分。

　　2002年11月8日上午9时零5分，江泽民开始宣读政治报告的时候，刘吉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面向长安街，对《南风窗》纵论十六大之历史意义。“不仅可以和中共七大、十五大相比，甚至可以和中国在1921年建党相比。”第二天，中央军委的“喉舌”《解放军报》刊载《新的里程碑》一文，这篇广为转载的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和刘吉一样的认识。文章用三个“我们不能忘记”，引领读者回忆了中共历史上三次著名的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在嘉兴南湖的一条红色游船上闭幕的中共一大，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中共的旗帜上，中共由此踏上红色征途；

　　1945年，在延安杨家岭那个倚山而建、靠油灯照明的中央大礼堂，中共七大的代表们，以掌声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中共旗帜上；

　　1997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理论”写在中共旗帜上，标志着中共在新的历史时期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文章以假定句式作了一个肯定的判断：“如果说，党的七大是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里程碑，党的十五大是实现跨世纪发展的里程碑，那么，党的十六大则是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里程碑。”或许出于同样的认知，一些民间人士、媒体记者、基层公务员用兴奋的语态对《南风窗》记者说:“中共十六大是新世纪的新一大。”

　　尽管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并不乐意进行这样的比拟，但他还是以开放的心态说道:“民间也好，我们各级干部也好，对十六大怎么评价，我认为他们有他们的思考，他们有他们的权利，我觉得应该受到保护。”

　　“符号”蒋锡培

　　尽管今天的媒体对“典型”的态度迥异往昔，但希图举重若轻的媒体从业人员，还是期待着一个符号性人物的出现，帮他们折射一个历史性事件。

　　十六大前后，39岁的蒋锡培就是媒体要找的那个“符号”。蒋锡培，江苏远东集团董事长。当他在申请表上“身份”一栏庄重地填上“民营企业家”五个字时，这个13年前痴想着一辈子挣它5万元钱的钟表匠，注定要被写进历史。“因为我是中共党代会历史上第一次纯粹以民营企业家身份参会的党代表。”

　　2002年11月7日晚，寒风割人脸，在北京东郊的一家四星级酒店，一些没有党代会采访证的记者在伺机“伏击”栖身其中的蒋锡培。他们感兴趣的，不单单是蒋在13年内写就的伟大的商业故事，更有蒋在起伏沉浮中经历的中共对私营企业主的态度变迁。

　　1989年底酝酿创业的蒋，身处其中的环境，对私营企业而言，远没有今天理想。彼时，中共对私营企业主入党设置了“门槛”，公私之间的壁垒较之此前更为坚硬。当他向银行寻求贷款时，感受到的是不公平的歧视、困惑和艰难。同时，远东比同类国有、集体企业上交的税要高出1/3以上。

　　所有的一切，都在于当时的苏南地方政要激赏集体企业，而远东却是个以民营企业形象出现的“异类”，至多也就是“市场经济的补充”而已。1992年，呕心沥血将“家产”升值到500多万元的蒋，在镇党委书记的劝说下“改旗易帜”。党委书记声称此举一箭双雕，既能解决远东的贷款困难，为进一步发展提供方便，又能利用远东投资，为当地经济纾困。百日后，迎着一片反对声，蒋锡培在改制为国有企业的协议上签了字。

　　如此背景下，蒋锡培的“喜极而泣说”就容易理解了。“那天，一听到当选十六大代表的消息，我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这是中央对远东作为民营企业创业的肯定，也是对合法的私营企业主阶层的信任。”

　　2002年11月8日，蒋锡培在人民大会堂亲耳聆听了江泽民的政治报告。江泽民一如他去年在中共80周年的讲话，高度肯定民营科技企业、外资企业、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人才，赞扬他们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关于国内外议论纷纷的吸收私营企业者入党问题，江泽民报告中没有直接提及，但明确指出: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吸收除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和干部以外的其他社会阶层的优秀分子入党，不仅不会改变中共的性质和宗旨，而且会增强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蒋锡培感慨万千。

　　同样感慨的还有比蒋锡培小3岁的吴奇修，吴是大会主席团成员，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为湖南涟源市石门村党支部书记，1995年上任后，将一个省级贫困村扭转为省级富裕村，亲历身边不少优秀人物成长为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却为入不了党而苦恼的事。吴告诉记者，在1999年的一个高级别的座谈会上，他结合自己村庄里的故事，说私营企业主的优秀分子应该吸收进党组织。

　　而今，中共的“大门”向他们开启了，身处其中的蒋锡培们的感受委实是冬日饮水，冷暖自知。

　　党代会报告之后，13年累计交给国家税收达数亿元的蒋，对《中国青年报》的记者说:“我坚信新世纪民营企业的春天已经到来。”

　　有关人士表示，中共对“蒋锡培们”的态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在于私营企业主的成长，令人感受到中国社会一种新的改革力量的涌动和生长。毕竟，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私营企业作为一种民间力量能够崛起，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样，中共在13年的时间内更新了“剥削”观念，完成了这样的思想涅●，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蒋锡培的符号意义就在于此。

　　“分水岭论”亦属教条

　　蒋锡培的符号意义在一些西方报章里，被误读了。

　　在各类别样的解读中，英国《每日电讯报》从蒋锡培等有产者当选党代表引申开来，评论十六大具有分水岭意义：大会将修改党章，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30名富豪参加党代会，象征着中共传统学说发生了根本改变。

　　刘吉对这个评论的评论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教条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观”。和中国的体制内左派的教条主义，在两个层面走向了两个极端，本质上都是一样错误的。

　　刘吉认为，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从前苏联模式克隆过来的，以一成不变的态度，从阶级基础等方面来看待中共所处的环境的变迁。

　　事实上，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工人阶级而言，传统意义上的“职工队伍”概念，早就在市场经济的途路上开始了嬗变。《工人日报》在十六大的舆论氛围中，以醒目的标题—《当代工人阶级在市场经济大潮流中的嬗变》，抢夺了众多“眼球”。

　　回首13年，所有工薪劳动者的职工概念，外延已急速扩大。不仅乡下的民工进城了，城里的工人也下乡了。2002年春天，本刊记者在资源枯竭型城市阜新采访，目击了数万矿工由矿城工人向“现代农民”的转变。正如城里的农民，在户籍制度的安排下，虽然不再务农但依旧是农民身份一个样，乡下的工人，虽然务农，但依旧是工人身份。

　　变化就是这样悄悄行进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是变化的外在推力：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分配关系的多样化，劳动就业的市场化，劳动关系的契约化。

　　对此，《工人日报》仍然理直气壮地宣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经济结构调整的今天，工人阶级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中国的理论家认为，这就是英国《每日电讯报》等海外媒体不能理解的地方。他们据此在教条主义的思想支配下，妄言中共的新变化。

　　刘吉说，确实产生了新变化，不过，此“新变化”非彼“新变化”。此新变化是，知识分子、公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技术人员以及受聘于非公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技术人员，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壮大了工人阶级的队伍。

　　仍旧是《工人日报》的解释：就公有制企业和受聘于非公有制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来说，他们多数掌握了较先进的现代经营管理知识，具有现代经营管理经验，在21世纪的今天，他们也都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超越传统的劳动价值论

　　与五年前十五大报告的含蓄不同，江泽民在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要尊重和保护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也要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

　　听完整个报告，两年来一直围绕劳动价值论争论不休的学者们有点意外，江泽民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劳动价值论”，大家听到的是“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的通俗化表达。而去年的“七一讲话”，江泽民曾郑重提出，要升华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晏智杰对记者说，以非劳动收入替代“劳动价值论”，是十六大巨大的突破。过去把一切非劳动收入看做剥削，现在要区分开，是合法的就不能扣上剥削的帽子。2001年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已经包含了类似的思想，但是还没有当下这样明确。

　　众多观察家认为，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变得务实。纷争不息的环境里，他们小心地回避与“剥削”概念相关联的问题，不愿意在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事实上，要在短时间内让人人清楚，也是不现实的。

　　曾经的一次调研，让刘吉终身难忘。

　　一个连续亏损八年的地方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景象凋敝。末了，一条生产线在重重阻碍下租赁给了一家私营企业，下岗的工人重新回到岗位上，开始了加班加点的工作。党委书记流着真诚的眼泪说:“刘教授，我干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到老了，竟然要为资本家干活，遭受资本家的剥削，我受不了，请你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

　　在这个真诚的老同志面前，刘吉的爱怜和愤懑是同等的，“你是在干社会主义吗？不！你是在吃社会主义。八年的亏损，带来的是工人的下岗，以及他们本身和家庭的艰难，难道贫穷是社会主义吗？我说，人家私营企业主才是干社会主义。”

　　“这就是21世纪的中共面临着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受制于传统的阶级理论剥削理论，另一方面人民要富裕要现代化的呼声日隆。”刘吉说，“如果不搞现代化，不搞民族复兴，中国人民就要重新选择，但是一搞，传统的理论基础似乎就站不住脚了。”

　　怎么办？

　　有了将一个省级贫困村变成湘中首富村的感同身受，吴奇修坚认，中国共产党要让民众获得福利，就必须让他们发展经济。这是获得民众理解并支持的基础。他治下的村庄，外来雇工是原住民的两倍，“我是经济学学士，我觉得最要紧的是发展，最重要的是群众意愿，就目前的情形看，我个人以为在‘剥削’这个问题上纠缠意义不大。”

　　据此，吴对江泽民的发展观极其认同。新国情、新党情要求中国共产党以“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江泽民说，离开这一点，其他什么“党的先进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民富国强”等等都无从谈起。

　　呼应江泽民这种观念的学者很多。北京有经济学者说，中国社会目前是两股力量在“赛跑”，一个力量是经济蓬勃发展，另一个力量是财富分配不公平而产生的骚动。他说，前者的速度如果快于后者，社会就能继续保持安定，否则就乱。江泽民在报告中形容，“形势逼人，不进则退”。中国共产党要在本世纪的头20年，集中力量建设一个让十几亿人民受惠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也就是GDP要达到现在的四倍，大约是目前半个美国的实力。为此，中共认识到一个可让前一股力量跑得更快的方法：扩大人民的经济发展空间。

　　细细思量江泽民的政治报告，晏智杰断言：“报告超越了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对执政党的未来将产生根本性影响。”

　　作为党中央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提出要肯定劳动、知识、经营管理和资本等各种要素在创造财富中的贡献，特别是新的理解肯定了“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晏智杰感言“中央真是大胆，有气魄”，因为过去“资本都是批判的对象，是敌人。”

　　突出成就在政治体制改革

　　年初就在沸沸扬扬的舆情中“落马”的原中国银行行长王雪冰，在十六大召开前的十五届七中全会上再次“出水”，作为党内蛀虫的王雪冰被宣布永远开除出党。

　　“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彻底查处、严惩不贷。”11月8日，江泽民掷地有声地宣读了十六大的反腐宣言。上午大会结束后，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台阶上，以十六大代表身份出现在那里的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被摄像机和闪光灯“围追堵截”。

　　“你怎么评价十六大报告中关于反腐败部分的内容？”

　　“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被外界喻为“铁娘子”的刘丽英，援引江泽民的报告说，“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凡此，无不被敏感的人们缔结到政治体制改革的“神经”上。

　　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进行？这是21世纪的“新一大”前夕，坊间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江泽民在报告中有个言简意赅的回答：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

　　在政治学学者的分析中，“此中有深意”。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徐湘林的理解是，中共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在法治的基础上，调整和改变中共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采取的某种领导方式，摊开了说，就是改变旧有的准政治动员模式，向法制化制度化执政模式进行根本性转变。

　　转变迫在眉睫，因为除了腐败这样的老问题，新问题也接连出现了。

　　当下，中共的干部队伍正在进行整体性新老交替。最新一期的中共机关刊物《求是》说，“不仅新中国成立前成长起来的干部，而且‘文化大革命’前党培养出来的干部，都将陆续退下来，一大批在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干部要走上各级领导岗位。”

　　与20年前相比，中共正在逼近曾经期待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的目标，但江泽民眼中的这支队伍还是一支“三缺乏”队伍，“现在40岁上下的年轻干部，这一代年轻干部，还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扎实功底，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系统了解，缺乏党内生活和艰苦环境的严格锻炼”。

　　观察家认为，所有这些新情况，都驱使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创新。

　　中共一位权威理论家认为，十六大最突出成就在政治体制改革，而非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新动向体现在三个层面的统一：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

　　“这才是重点和精华。”这位理论家说。他高度评价今年夏天下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就预示了这个方向，可惜不少人对这个文件的深刻内涵理解得还不够，它不是简单地照搬选举制来确定干部，但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任命制，比以往领导说了算的制度安排有很大进步，把一个干部的提拔任命放到党和群众两个层面来决定，最大程度地尊重民意，让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两把“利剑”的锋芒合二为一。

　　我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新意的十六大，我们也将看到，一个充满新意的，中国的未来。本刊记者章敬平、何江涛、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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