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早春，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驶离北京，一路南下。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正是在这一历时36天、行程长达5706公里的巡视途中，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著名论断。

　　8年过后，又一个春天，江泽民同志风尘仆仆，南下考察，先后视察了广东的高州、深圳、顺德，最后在广州市党建工作座谈会上完整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从邓小平同志到江泽民同志，从“南方谈话”到“广州谈话”，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一条薪火相传的轨迹、与时俱进的轨迹、开拓创新的轨迹。这条轨迹，既是一个党继往开来的标志，又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基石，更是一个面向新世纪的工人阶级政党“且持梦笔书奇景，日破云涛万里红”的信念旅程。

　　跨入新世纪以后，江泽民同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站在时代的高度，先后发表了“七一”重要讲话和“5·３1”重要讲话，更加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基础。

　　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可以说，“三个代表”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新形象。

　　关键在党

　　1989年6月16日，一场严峻的政治风波过后不久，邓小平亲自对江泽民和其他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领导集体。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这无疑是邓小平最重要的政治交代。因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其核心是：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理论集中回答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江泽民同志则根据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集中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要的问题。

　　历史已经说明，一个政党如果不能适应形势和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目标，并且据此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构和机制，那么它就有遭遇危机和被淘汰的危险。任何政党只有不断与时俱进，才能“适者生存”。正因为如此，江泽民站在时代的前列，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高瞻远瞩地指出：“创新是执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

　　1999年1月1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人金融学习班上发表讲话时指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于集中了一大批先进分子，并在长期的奋斗中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建立了伟大的业绩，人民才充分信任和拥护我们。如果我们不能通过新的学习和实践不断提高自己，就会落后于时代，就有失去执政的资格、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拥护的危险。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的实质是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思维。

　　早在10年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就曾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要把12亿多人的力量凝聚起来，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前进，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否则，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不仅实现不了现代化，而且必然陷入混乱的深渊。

　　近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从最悲惨的境遇向着光明的前途实现伟大的历史转变，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

　　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社会的领导核心，不仅是制度的规定，更重要的是中国实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根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江泽民同志一再告诫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覆灭，世界历史上一个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的崩溃，当今世界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的下台，都与人心向背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再一次强调：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全党同志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根本观点，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使各项决策和工作符合实际和群众要求。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最严厉的警告来自党的最高领导层。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焉能掉以轻心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当作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因为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表现。执政以后，我们党的地位和工作环境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执政党地位的确立，为一切愿意为人民、为国家服务的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但同时执政党的权力也会对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产生极大的腐蚀作用。那些思想上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企图升官发财的人钻进党内，利用执政党的权力和地位，为自己捞好处，从而造成党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和作风不纯，使党内不正之风滋长蔓延。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不仅会败坏党的形象，极大地挫伤社会各领域优秀分子的入党积极性，恶化党群关系，而且会从整体上损害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最终使党丧失执政地位。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告诫全党：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

　　腐败已经成为最大的社会污染，它不仅造成各种经济损失，而且严重破坏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极大关注和忧虑。

　　带着对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以及对提高执政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深层思考，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的早春踏上了南下广东的迢迢长途。

　　与时俱进

　　2000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谈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江泽民用了“思考已久”的说法。

　　早在江泽民同志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不久，他就已在中宣部等举办的党建理论研究班的讲话中专门谈了我们党的性质，要求我们党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之后8年，他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岗位上，始终如一地关心党的建设，经常下基层考察党建工作，以便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及时察觉和研究前进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不断从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中吸取营养，不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工作。

　　2000年2月19日下午，江泽民一行乘坐一辆面包车来到广东高州考察，并访问了农户。

　　2月20日，元宵节。上午，江泽民听取高州市委、市政府领导关于党建、“三讲”准备情况的汇报。下午，参加高州市委、市府召集的“三讲”教育报告会。面对600多名与会干部，江泽民明确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月25日下午，江泽民在由部分企事业单位、街道党组织负责人出席的广州市党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同志指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好地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要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深刻变化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我们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来深入思考这个重大问题。

　　2000年5月8日至15日，江泽民又到江苏、浙江和上海进行考察。

　　5月14日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上，我们党要解决好诸多复杂矛盾和困难，经受住新的考验和锻炼，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必须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进一步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党才能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他指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抓党的建设，同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总要求是一致的。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应贯穿“三个代表”的要求。

　　2000年6月，江泽民一行又一次离京出行，西去宁夏、甘肃考察工作。6月20日，江泽民在兰州主持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他还强调：“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力量。”

　　江泽民同志还指出：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我们党要不断的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紧跟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决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

　　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标志着我们党创新思维的发展成熟，标志着我们党把创新思维运用于党建具体实践的历史性飞跃。

　　6月28日，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就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情况，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必须深刻分析新形势下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活动发生作用的客观环境及其基本特点，正确审视和解决那些影响干部群众思想活动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主要有“四个如何认识”，即：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

　　“四个如何认识”，涉及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和新变化，涉及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思想活动的新特点，既是广大干部群众所关心的深层次思想认识问题，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须研究的基础性、现实性问题。

　　世纪宣言

　　历史的深刻性，往往来自历史内涵的充分展示。

　　200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80华诞。江泽民宏钟般的声音回荡在人民大会堂，传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七一”讲话，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一次引起国内外舆论的高度关注。

　　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例如：关于党的80年基本经验的论述；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关于“三个代表”科学内涵及相互关系的论述；关于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永葆党的先进性的论述；关于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的论述；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的论述；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论述；关于世界发展主题和各国文明多样性的论述；等等。这些论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又从新的实际出发说出了具有科学根据和时代精神的新话，深刻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人们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典范，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结合的典范。

　　关于“七一”讲话的形成，江泽民说过一段很深情的话。那是他在山西说的。他说，“七一”讲话的起草，充分发扬了民主，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最后经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修改，所以它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作为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七一”讲话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真正做到两个“不能含糊”。

　　江泽民在山西的讲话指出：总的考虑就是，要坚定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一点不能含糊。同时，一定要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勇于追求真理、探索真理的革命精神，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对我们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给予符合实际的科学的回答。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的运用，也应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这一点，也不能含糊。

　　正因为有了这两个“不能含糊”，江泽民“七一”讲话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的新世纪宣言，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其实，江泽民的“七一”讲话蕴涵着三个深层次的问题，这就是：执政纲领改革、政治文化更新和党建模式选择。也就是说，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时代涵义，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赋予“共产党”以新的时代涵义，既与时俱进地奠定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又系统地概括了执政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跟时代步伐，针对党内存在的最尖锐、最敏感、最现实、最突出的问题，构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共产党的执政资格(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执政能力(先进文化的代表)和执政基础(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等一系列关于执政党合法性的坚实依据。

　　执政纲领改革，意味着我们党的地位和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封闭条件下搞建设转变为改革开放条件下搞建设，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要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有一个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经济全球化趋势相适应，加强与改进作风建设的问题。

　　政治文化更新，意味着加入WTO之后从以改革促开放到以进一步开放促改革的转变；意味着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意味着构建政治上互信互利、平等协商，经济上共赢共存、合作交流，文化上取长补短、共同繁荣的国际新秩序。

　　党建模式选择，意味着从党内民主逐步发展为社会民主的一系列新理念、新举措，意味着一大批讲政治、懂全局、善于治党治国的高素质的领导人才脱颖而出。

　　“七一”讲话在许多方面形成了新概括、新论断，进一步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是当代最新、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

　　在全党上下实践“三个代表”佳绩频传之际，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极其重要的讲话，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七一”讲话精神。

　　“5·３1”重要讲话对于如何全面贯彻“三个代表”提出了更加明确的目标和要求，强调：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全党同志要牢牢把握这个根本要求，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贯彻好“三个代表”要求，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活力。

　　复兴大业

　　进入新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之光如晨曦初现，萌动着无限希望。

　　以发展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的中国共产党，站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一如既往地肩负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激发出强烈的使命感。江泽民同志“5·３1”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这种使命感，强调：我们党要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任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

　　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一直激荡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情感。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前赴后继、英勇牺牲；多少站在时代前列的中华民族伟大人物，从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不断创新。

　　从1840年到今天，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所发生的全部历史运动始终具有统一的完整性，这是一个不断攀升、浩荡前进的历史洪流———不能分割也无法阻挡。这个洪流就是中华民族不断创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动的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面临四大历史使命，这就是经济的持续增长、政治的稳妥改革、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国家完全统一的互动旋进。

　　在高新技术飞速发展的态势下，随着贸易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大量涌现以及金融的自由化，经济全球化成为一种客观的趋势。毫无疑问，我们的发展战略首要的是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越发展，资本、商品、技术、信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国界自由流动，资源在全球或在地区范围内优化组合、统一配置的程度将越加深。

　　国内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也必然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带来多样性。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些重大变化，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并且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切实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就有一个加强和改进我们党的思想、作风、队伍和制度等方面建设的问题。

　　伴随全球范围内的“打工潮”、“移民潮”、“留学潮”，以及“投资潮”、“跨国公司潮”，人才、科技、金融、传媒和意识形态五大文化要素互动交流的节奏和频率加快，面对世界各国文化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我们必须加强并加快文化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的自由度和全面发展程度较高的历史时期，是人的聪明才智得到最为充分发挥的历史时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社会主义文化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和强劲的生命力。

　　江泽民强调世界各种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应长期共存，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既是应对全球化的一种战略思维，同时也是对中国文化创新能力充满自信的有力体现。

　　祖国统一大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江泽民重申：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绝不允许改变。结束祖国大陆同台湾分离的局面，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人心所向，是任何人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在于创新。

　　中国革命历史上，毛泽东创造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

　　中国建设、改革历史上，邓小平、江泽民开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中国跨世纪腾飞的历史上，江泽民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必将锻造出更加合格的中华民族先锋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伟大的祖国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这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和祝福，更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的逻辑起点。

　　叶伟世 (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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