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中国工人两死两伤的耶路撒冷自杀性爆炸发生在12日下午4点15分。12日是星期五,是以色列犹太人安息日即将开始前一两个小时的时候。这天的安息日从下午5点48分日落时开始,发生爆炸的时候正是“最后一分钟讨价还价”的时机,有些急于回家的菜摊会便宜一些。
但是就在这最后的拥挤中,随着一声巨响,很多还来不及收拾的蔬菜顿时沾满了鲜血 ……
劳工的吃穿住行
发生中国劳工伤亡事件后的第二天,我们打电话给死者林春美的一位也姓林的同乡。但是已经是晚上9点半,他仍旧在外面加班。晚上11点多当我们再次打电话核实有关情况时,他说已经睡了,第二天一大早还要上班。
这位姓林的工人的情况代表了相当部分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工的生活状态:早上7点上班,到下午5点算是一个工作日。但是为了能多赚点钱,他们往往选择加班到晚上10点,然后回家倒头就睡,第二天继续超负荷工作。
之所以用“姓林的工人”代替他的名字,是因为他再三强烈要求我们不要透露他的全名,原因是他已经离开原来的公司单干,劳务手续不全,公开后以色列方面会驱逐他。他说,上周一个中国劳工接受了一家当地电视台的采访,这名工人现在已经被以方驱逐出境了。
他告诉我们他和林春美是一个村的,从小一起长大,“出事当天上午,我还给林春美打过电话,我想约林春美出来,到我住处来看看。那天我白天休息,林春美也答应来。但是后来当林春美给我打电话说要来时,我又有加班任务,没办法在住处等他,所以林春美就临时改变了主意,和其他人去了市场,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们提出想到他加班的地方看一看,他说,由于语言不通,他工作的地方连他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地方,所以没办法告诉我们他到底在哪里。住址呢?我们问。他回答说,他住在阿拉伯人比较集中的东耶。关于住的条件,他踌躇了片刻回答说,他们11个中国人住在两个集装箱内,这两个集装箱是以色列老板给他们提供的,而集装箱就放在露天。我们了解到,以色列中国劳工情况非常复杂,非法滞留劳工的生活状态要更差一些。随同劳务公司打工的劳工居住和吃饭的情况也不一样。有的是公司包住包吃(统一)的,有自己解决的。在住的方面,有住在集装箱里的,有住在废旧车厢里的,也有住在当地人提供的简陋的房子里的。我曾经问出事的中国工人的公司代表:工人们住在什么地方?他说,由于建筑工地一般比较偏远,所以他们统一居住,一般都是住在车厢里,或者简易的铁皮房子里。这个公司在以色列有1100名中国职工,大部分来自福建。
统一食宿的中国工人的情况如何呢?一位中国劳工负责人说,这些中国劳工来以色列后,每月要向公司交100美元左右的伙食费,但雇主提供给他们的却是很一般的膳食,所以没活干时工人们也经常到自由市场寻找物美价廉的食物,主要是一些当地人不习惯吃的动物内脏、螃蟹、海蜇、鸡爪之类。
这位负责人说,此外,工人们每月还要交若干美元的住宿费,住在特拉维夫、海法、埃拉特等大城市的郊外。他们的住处房子一般很小,有的约1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要住6名中国劳工。各种物品堆在一起,至于电器和家具,能有一台旧冰箱就不错了。
中国工人介绍说,他们的住处一般看不到电视,也没有任何娱乐设施。工作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偶尔的闲暇时间主要是老乡聊天和逛街。他们也看不到任何中文的报纸,基本上和当地社会没有什么交往,处于十分封闭的状态。但是,部分劳务公司的代表可以上网,所以他们成为国内消息的主要传播源。
劳工们几乎没有人在以色列添置衣服。我在街头碰到的很多中国劳工,他们还穿着出国时特意做的西装,但是已经破旧不堪,扣子很少有齐全的,看起来非常别扭。语言障碍是劳工生活中一个基本的困难,古老的希伯来语令很多外国人颇感为难。本来,以色列大多数人都可以说一些英语,这个纯粹的移民国家很多人是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来自欧美英语国家的。但是,为了强化民族意识,显示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存在,以色列人尤其是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非常重视使用希伯来语,很多地方干脆连英语说明都取消了,这令在当地生活的外国人很不习惯。
我自己第一次在一栋大楼坐电梯,由于看不懂希伯来语说明,我怎么也到不了“地面层”——这里1层实际上是国内的2层,而“地面层”是用希伯来语标注的。希伯来语是一种在生活中本来已经死亡的语言,但是在上个世纪,热衷于以色列复国的犹太人重新整理和改进了这一已经消失了几千年的古老语言,使它在电脑世纪和全球化的大潮里复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贵”是另外一个困难。以色列超市里的货物可谓琳琅满目,但是价格比在国内贵很多。没有几片叶子、手掌般粗细的一棵“大白菜”,标价折合人民币要十多元。比起白菜,这里豆腐的价格更是惊人:比香烟盒大不了多少的一块豆腐,标价10个多谢克儿,折合人民币20多元。耶路撒冷号称有一个中国店,实际上只是一个杂货铺,一瓶醋相当于十几块人民币,一盒方便面相当于十几块钱。
几个中国朋友一起聚餐,如果能有几个在国内原本平常的菜——炒豆芽、生菜、鱼香肉丝、花生米、鸡腿加上几只面没有发好的包子,会令大家都十分激动。和国内相比,在以色列生活最大的问题在于:衣食住行都要和生命的冒险联系在一起——去超市买菜要冒生命的危险,去商场购物要冒生命的危险,在住所附近逛街也要冒生命的危险,坐公共汽车更要冒生命的危险……当日常生活成为要冒生命危险的勇敢者的游戏,人性的自由和生命的活力,尤其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无疑会受到很大的压制。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作为一个外国人,有一些错误是一定不能犯的。这包括在星期五的下午去人多的地方市场,包括在星期日的早晨坐公共汽车尤其是长途汽车,包括在周六的夜晚去饭馆或步行街。
星期五下午是每周一次的安息日即将开始的时候,这时候市场人最多,容易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星期日是犹太人一个星期的开始,相当于国内的星期一,这天早晨上班时间坐公共汽车的当地人最多,也容易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周六夜晚是每周一次的安息日结束的时候,也是犹太人新一天的开始(犹太历是阴历或月历,是以月亮升起作为一天的开始的),这时候当地人有去饭馆和步行街的习惯,所以也容易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同时,恐怖袭击还和复杂多变的地区和国际形势紧密相连。在本次自杀性爆炸中伤亡的四位中国同胞都是刚刚来到耶路撒冷不久,由于和当地社会的隔绝,他们显然还来不及知道这一切。
该松弛还是该紧张?
在以色列工作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很多人会说是整天不绝于耳的警笛和救护车声音。以色列人的神经非常敏感,风吹草动都会招来这种刺耳的、凄厉的声音。在我所居住的耶路撒冷,这种声音几乎每天都有,每过几个小时就有一次。
整天在这种声音中工作,中国劳工是否害怕?
这是我们经常问别人的问题,也是别人经常问我们的问题。来以色列的时候,我就问过一位和我同机的四川人这个问题。他在以色列“打工”已经7年了,差不多每年都要乘坐这个航班。
他当时笑笑说,其实家里人也有些担心,但实际上在以色列的自杀性爆炸和恐怖袭击多发生在犹太人比较集中的地区和场合,外国人出事的概率比较小。回答我问题的时候,他带着微笑,神态自若。他的松弛让我的神经多少有些放松。
另外一位对以色列比较熟悉的同胞告诉我,说实话,在特拉维夫并没有觉得不安全,也没有觉得生活在炸弹恐怖中。但是他补充说,去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耶路撒冷的一些地方还是要小心,现在不但有防不胜防的人体炸弹,还有巴勒斯坦枪手从远处的山头点射,他们会看不清是以色列人还是外国人。
不久前,一个孤独枪手用老式的不可连发的步枪,在耶路撒冷附近公路上一连点杀11个以色列人并成功逃脱,一时在一些当地居民中成为骇人听闻的恐怖神话。
在随后的生活中,我很快体会到,实际上危险是无处不在的。我所居住的社区被认为是耶路撒冷的别墅区,人们居住并不集中,绿地和树林随处都是,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地方。但是在过去一个月里,也发生了好几起爆炸。每次爆炸后,我们多少都有些后怕。
在表面和平实际上危险四伏的耶路撒冷,我们在和平的北京所养成的生活和思维习惯都不得不改变。在我们住处旁边一家叫做“MOMENT”的咖啡馆爆炸后,因为这个咖啡馆离戒备森严的以色列总理沙龙宅第只有区区10来米远,以色列安全官员不得不承认:耶路撒冷已经没有绝对安全的角落了。
在这种环境下生活,我们的神经究竟该松弛还是该紧张?我们神经能够紧张多久?又能够松弛多久?
对于中国工人的死,虽然以色列外交部表示了慰问和哀悼,但是在当地媒体中却鲜有报道。当地媒体在报道中只是说“……还有两名死者是中国工人,医疗机构要求外交部协助安排基因检测以确认他们的身份”。
在写这篇报道的时候,我们接到一个美国朋友的电话,他还不知道有中国劳工在爆炸中伤亡的消息。显然,这里有庞大记者队伍的CNN并不关心中国劳工的死伤。在当地媒体中,其他死者都有简介,但是两位中国死者却只有他们的拼写得并不准确的名字。
中国劳工默默地为这个中东小国做着贡献,但是他们往往是被忽略的一群。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要应付以色列警察的盘查,随时提防被驱逐回国。只有偶尔在信箱里发现的装修宣传单上,偶尔能够见到中国工人的照片,“没有巴勒斯坦工人”、“勤劳的中国工人”成为当地小老板们招揽生意的宣传语。
能挣多少钱?
据了解,通过劳务公司签约出国的中国劳工,他们的最低月工资是741美元,他们在以的劳动合同一般是两年一签。根据我们此前的了解,现在一般在以色列的中国劳工每月的毛工资在800到1000美元之间,这低于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但比国内的平均收入要高许多。
在事发后,我们曾问一个工人:你想回家吗?他说,不想,而且,其他的中国工人也都是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才来了1年多,“一般要干3到5年后才考虑回去的事情”。
经过我们追问,他接着说,只有干3到5年,才能自己挣一点钱。他说,他们出来前每个人都交了8万元手续费,加上其他费用,成本就付出了差不多10万元,背了很多债,第一年的工资都是还债的,以后才能自己攒一些钱。
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写信告诉国内的朋友千万不要来,因为“这里的工资不高,而出国的收费又太高,其实出来并赚不到想象中的那么多钱”。
“我的很多朋友都打消了出国念头,”他说。
“但是,出国虽然不好,但我们来一趟也不容易,手续非常难办,如果不挣到足够的钱就无法回去,”他补充道。
他告诉我们,他现在如果经常有加班的话,每个月能挣1000到1100美元。
为了省钱,中国工人想尽了办法,他们的生活是最低的温饱水平。谈到发生爆炸的本耶胡达露天市场,一位姓林的工人说他们以前经常去,以后还得经常去。他说,他明、后天就得再去,因为住处已经没有什么吃的了。
那里尽管发生爆炸的危险很大,但是“中国人出外都是想多挣点钱,在超市和商店买东西太贵,大部分东西要高出露天市场两三倍”。
他说,他们每次坐公共汽车一个人来回花10个谢克尔,买回大包小包的卷心菜、牛肉、大米、鸡蛋等东西,连路费加起来也比在附近的超市买划算得多。“为了节省公共汽车费,我们每次都是扛着大包,”他说,“我们就是想多带点钱回家,否则无脸见亲人。-(本刊特约撰稿/聂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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