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后，上海外贸学院副院长刘光溪回忆起这段史实说：“这是我亲眼见到的第一次‘刀光剑影’的中美间的谈判。”当时他在中国驻美商务处任职，负责为中国代表团收集中国和亚洲四小龙知识产权保护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的资料，还给吴仪副部长做过两次翻译。

　　他是在1988年8月，从北京的外经贸大学研究生部毕业后，分到了外经贸部国际司关贸总协定处的。从这时到2000年，他目睹和参与了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许多事件，写下了许多这方面的专著和文章，为了给这篇纪实搜集素材，我专程到上海去拜访他。他提到了这场谈判。感谢他的提示，让我循着这个“点”深入地找寻下去，掘出了如此令人回肠荡气的情节。

　　由于这场谈判，吴仪副部长在国际上第一次被赋予了“铁娘子”的美称。

　　但是，这场谈判只是中美间知识产权保护之争序幕的落幕。到1994年6月，美国再一次将中国列入“特别301重点国家”的名单。

　　从这时起，直至1996年6月，吴仪副部长一次又一次置身于中美产权保护的谈判桌前，以一个伟大的祖国为砥柱，以她的机敏、辩才、坚韧，还有具有无限魅力的潇洒，使三次箭在弦上的中美贸易战得到止息。这期间，她接替出任副总理的李岚清，担任了外经贸部部长。

　　-14.曾经准备把时钟停下

　　“1992年，还有一场重大的谈判，就是中美市场准入谈判。”刘光溪说。

　　“这场谈判，也是由于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美国又把我们按他的301条款列入‘重点国家’而引发的。一共进行了6轮。10月初，佟志广团长再次率团来到华盛顿和美国进行最后一轮谈判，这轮谈判进行了7天。

　　“我太难忘10月10号的那个晚上了。这天晚上的12点，就是美国提出的协议签字的最后时限。过了这个时间，美国就将依据他们的报复清单，对我输美货物进行关税制裁。

　　“那天晚上，华盛顿下着小雨，寒意料峭，我和我驻美使馆的朱启祯大使在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大门外等——朱大使要参加签字仪式。从下午开始，朱大使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总以为该签了，却总被告知没到签的时候。这时已经到了晚上11点，我们不敢再回使馆。这年朱大使59岁，就这样在冷雨中站着，不时焦急地踱着步。我们盼着可以进楼去的那个时刻……”

　　就在楼外的刘光溪注视着手表的指针指向11点时，美国贸易代表署三楼的谈判大厅里，我代表团的一位谈判代表，也在这个时间，趁低头做记录的时候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然后悄悄地在桌下踢了一下佟志广团长的脚。

　　这最后一天的谈判，从早上8点半就开始了。和前几轮的谈判一样，有锱铢必较的讨价还价，有针锋相对的反唇相讥，也陷入过相持不下的胶着状态，却在双方相互的让步下一项一项地取得一致。就连最核心的我国对机电产品特别是汽车及其零配件进口关税的降低和配额许可证的取消问题，也在晚上10点达成了协议。但是还剩下一条：我方首席谈判代表佟志广坚决地要求在协议文本中写进美国支持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而美方首席谈判代表，我们在上一章已经提到过的希尔斯大使，坚决不同意。

　　在11点时悄悄在桌下踢了佟志广一脚的同志，一定是在提醒佟团长时间。但是佟志广团长好像没感觉到时间在逼近最后的时限，也没感觉到自己挨的这一脚，他依然坚持着这一点。

　　10年后，他告诉记者们他当时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达到目的，我心中有底。”

　　就在前一天，10月9日，他应邀与当时的美国副国务卿和国家安全特别助理进行了两场不同寻常的会面。

　　先去的美国国务院。同去的还有中国代表团的两位成员。

　　会见室的改换让他们感到意外：不是原来的会见室了，而是一间装潢非常华丽的，带有古典唯美主义味道的会见室。这是美国国务卿接待外国重要人物的场所。

　　一坐下来，美国副国务卿就满面笑容地说：“我希望这次美中双方能谈出个结果来。美中两国之间贸易发展是件好事，今后应该有更大的发展。中美完全有条件也应该谈出个让双方都满意的结果。”然后他话锋一转，很艺术地谈起了当时美国总统布什11日要和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展开一场电视辩论。

　　“这时，我完全明白了，在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中，美国在任总统需要中美市场准入谈判成功，作为体现政绩的一张牌。”在北京WTO研究会的一个小会议室里，佟志广先生告诉我。

　　当时他回答的话是：“我们中国政府及我率领的代表团历来对中美谈判是抱有诚意的。而且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这两个大领域，做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所能达到的最大让步，因此我们是很讲道理的。美方要求我们承担超出我们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承担的义务，第一，我们不能做。第二，即便做也做不到。所以这次要想最终达成协议，美国方面必须要从中美两国政治和经济的大局出发，真诚合作，那些不切实际的甚至是不合理的要求，请不要坚持。”他说这些话时，既不卑也不亢。

　　然后他们去白宫会见国家安全特别助理伯杰斯。这是一个金头发蓝眼睛，年轻气盛的美国帅哥。

　　这时候，佟志广副部长的心情比较轻松了。一见伯杰斯助理的面，就和他开了个玩笑：“伯杰斯先生，你的工作找错了地方。”

　　伯杰斯助理一愣。

　　佟志广副部长紧接着说：“你应该在好莱坞工作。像你这样英俊的人，早就应该是大明星。”伯杰斯助理哈哈大笑了。

　　坐下来，伯杰斯助理说：“佟先生，我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的做派。你是喜欢痛痛快快地谈问题的。我也不想占你更多时间。我立刻就谈我想说的话。”

　　佟志广副部长说：“那最好。”

　　伯杰斯助理说：“后天上午11点，我们的布什总统要和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进行一场电视辩论。作为我们总统对外方面的业绩，我们很需要中美双方这次达成协议，希望中方能配合。”

　　和在美国国务院听到的调子一样，佟志广副部长立刻判定：定调的只能是一个——白宫的最高主人。

　　佟志广也像回答美国助理国务卿一样不卑不亢地回答伯杰斯助理：“我很欣赏你这种坦率，这省了多少事啊。但是这次能不能谈成功，谈出一个对双方来说权利和义务都均衡的谅解备忘录来，不完全在我们。而且，一些和贸易无关的，譬如人权问题等等，也没有理由牵涉进贸易谈判中来。如果美国能够理解，我想我们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

　　第二天的谈判开始后，我们的代表面对美国的代表时是从容不迫的。当轮到双方的主将上场，佟志广副部长面对中方的老对手，强悍而精明的希尔斯大使时，也是从容不迫的。

　　美方代表告诉佟副部长，希尔斯大使要去欧洲，下午3点动身。佟志广说：既然这样，我们就不谈了吧。过了一会儿，美方代表又告诉佟副部长，为了让谈判有个结果，希尔斯大使推迟了动身时间，佟志广说：那好，咱们再继续谈。谈到下午5点，美方代表急急地说：不行了，希尔斯大使要上机场了。佟志广说：那我们的谈判只好中断。希尔斯大使这天到底没有走。

　　最有效的策略，都是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的。

　　“但凡国际谈判，都有这样几个要点：1.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2.在满足自己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有取有舍，达成妥协。3.要注意达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在中国和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广泛深入的今天，外交战线的老兵佟志广，把自己用毕生心血总结出来的经验，告诉中华民族的一代新人。中国谋求复关/入世15年来和缔约方进行了无数次艰苦卓绝的谈判，无论每一个阶段的具体内容有什么不同，最后的结果，可以说就是这样3条因素的体现。

　　我们再回到1992年的10月10日的华盛顿美国贸易代表署的谈判大厅中。当双方进入到备忘录条款的拟定时，佟志广副部长提出，要把美国支持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立场，写进谅解备忘录中，他说这是美国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

　　希尔斯大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

　　早已过了美国贸易代表署的下班时间。这座历史文物中其他房间的电源都被切断，连走廊都是黑的，只保留了谈判大厅的照明。

　　双方僵持。然后有了松动。美方代表拿出一个写好的字条。佟志广副部长看后，说不行，他写了一个条递给美方代表：“请按我的。”佟志广副部长写的是：“美国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加入关贸总协定。”他说：“否则我很难签字。”希尔斯大使为难了，她说：“我得请示白宫。”

　　美国贸易代表署和白宫之间，有一条地下通道。

　　时限是为了限定。但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满足所谓时限，可以人为地把钟表停下来。这在国际上大的外交谈判中是有过的，而且不止三次五次。

　　佟志广副部长这天就准备将时钟停下来。

　　想来是得到了白宫的指令，希尔斯大使最终同意了在《中美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中原封不动地写下这句话：“美国坚定地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日加入关贸总协定。”

　　1992年10月10日11时45分，佟志广副部长和希尔斯大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美市场准入谅解备忘录上签了字。

　　这个时间是大自然的真实时间。

　　两天后，即1992年10月12日，我党十四大在北京召开。大会做出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10月19日，佟志广副部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到日内瓦参加中国复关谈判的第11次中国工作组会议。到达那天，刚好是中共十四大公报向全世界发布的日子，外经贸部马上将十四大报告传到日内瓦。

　　1992年10月21日，在关贸总协定总部谈判大厅，佟志广副部长满怀激情向全体缔约方宣告：中国是搞市场经济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政策更快地靠拢关贸总协定的体制，使复关后的中国能够更好地履行关贸总协定规定的义务。

　　全场轰动。

　　“这种谈判，一生谈一次足矣。这是高度的智力斗争，高度的体力斗争，高度的责任和压力。还在许多年里一直要面对国内的种种不解和争议。当今天，全国上下对入世在思想上终于趋于统一，而入世即将成为现实的时候，回想起来就是无限的安慰、无限的满足感。”

　　当佟老结束他的回忆时，讲了这样一番话，手里仍旧攥着那只黑亮的烟斗。原来在经意和不经意间时时流露的咄咄逼人的锋芒，桀骜不驯的倜傥，全消失了。呈现在脸上的，是无比慈祥、无比温柔的笑容。

　　他现在担任着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员会委员。

　　1993年：

　　山雨欲来

　　风满楼

　　-15.美国新任团长说要先做“家庭作业”

　　这一年，江泽民主席出席了11月20日在美国西雅图的布莱克岛上开幕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和美国新一任总统克林顿第一次见了面。江泽民主席对克林顿总统阐明了中国对于复关的3点原则：第一，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如果没有中国这样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加是不完整的；第二，中国要参加无疑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参加；第三，中国的参加是以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为原则的。

　　这一年中国也在继续改革开放。新年伊始，中国就开始实施更具透明度和更加强了企业自主权的《出口商品管理暂行办法》。2月，通过《关于修改商标法的决定》和《关于惩治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补充规定》。9月，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12月，再次降低2898种商品的进口关税。

　　这一年，中国工作组一共召开了3次会议。在9月的第15次会议上，应中国方面强烈要求，中国工作组秘书处准备了一份中国经贸体制的问题综合清单，获得了缔约方的通过。中国6年的答疑，终于结束。中国复关的多边谈判，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中国和缔约方的复关双边谈判，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尤其是和美国。这年3月，双方在北京又举行了一次磋商。虽然还存在分歧，却在贸易政策、管理制度透明度和关税、非关税措施方面，立场趋向了一致。甚至，初步拟出了一个中国复关的双边议定书框架草案。6月，美方邀请中方到华盛顿进一步磋商。

　　这一次，中国方面率团的，是谷永江团长。他是佟志广副部长的老乡兼校友——也是河北人，也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不过比佟志广副部长小6岁。当佟志广副部长在香港华润集团当总经理时，他在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当董事长。

　　美国方面，从1987年就一直担任中国复关谈判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助理贸易代表纽克科离去了，换上了一位女团长道斯金，也是助理贸易代理。

　　初次会面，短暂的寒暄过后，就切入了正题。谷团长首先说：“自从1989年5月中美第5轮复关问题双边磋商在北京举行以来，4年过去了。这期间中国认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表达了我们对复关的诚意。此次，我带了一个十多人的代表团，包括了美方所关心的各方面问题的负责官员，我们等待着美方提出问题清单，按照业已商定的议定书原始框架草案开展磋商。在中美知识产权和市场准入谈判成功的基础上，我期待着能带着丰硕的成果返回北京。”

　　道斯金女士的回答却是闪烁其词：“对于中美复关谈判，我是一个新手，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我需要先做大量的家庭作业。至于原来形成的议定书框架草案，也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虑之后，再作决定。”

　　多么出乎意外啊，道斯金实际上推翻了中美以往在中国复关问题上的全部谈判成果。

　　我没能了解到谷永江团长当时对道斯金女士的这番话的回应。我想依他的性格，他一定仍然保持着雍容的风度和礼节，以一种平和的外交辞令，向道斯金女士表达出中方对此的不解，却又不使僵局出现，因为还要进一步摸清美方的底牌。但是他一定立刻就意识到了：美国在对中国的复关以及整个经济政策上，发生了战略性的改变！

　　双方团长会晤之后，双方的谈判代表，分成不同的工作小组来谈。美国人果然离开了原先自己提出的议定书框架，陆陆续续把1989年后曾经提出过但后来退回去了的中国银行、保险、电信、运输以及法律服务开放等问题，重新提了出来，而且范围更大、内容更具体了。

　　“这是又一次很难忘的经历。”刘光溪副院长说。这年他被提升为我驻美商务处的三秘，依然和以往一样，怀着极大的热情，和我国驻美大使馆的全体人员一道，为中国代表团里里外外奔忙。“当时我们就感觉到了：WTO可能成立，而世界贸易组织涵盖的范围远较关贸总协定宽得多，中国单纯想以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减让来作为复关的入门费，已不可能。”

　　这轮中美谈判无果而终。这时乌拉圭回合的谈判已经接近尾声。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由欧盟和加拿大提出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组织代替关贸总协定的议案和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新的协议条款一道，在参加谈判的成员中取得了一致。当时还不叫“WTO”而叫“MTO”——“多边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这个名称，是当时的意大利贸易部长鲁杰罗，在1992年11月才提出来的。他后来成为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任总干事。

　　1993年12月15日，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束。

　　第二年4月15日，在摩洛哥马拉喀什的闭幕会议上，谷永江团长代表中国政府和其他122个国家和地区共同签署了乌拉圭回合协议的最后文件。会议同时决定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和关贸总协定并行一年。所有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都是世贸组织的创始成员国。

　　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前复关的愿望更加迫切，而一些主要缔约方阻止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前复关的决心也更加坚决。

　　这就是1994年中国复关谈判所遭遇到的所有那些意想之外艰难的背景所在。

　　1993年还有一件需要提一笔的事，就是从1980年就开始担任关贸总协定总干事的邓克尔离任，新当选的总干事是爱尔兰人萨瑟兰。

　　1994年：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6.萨瑟兰总干事知道底牌

　　这一年中国开始为复关的冲刺做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准备。仅1月，就出台了废止双轨制汇率和外汇留成、取消283种商品的进口许可证和配额管理，公布被废止的253个外经贸部内部管理文件和被清理的93个外贸管理法规文件等一系列新举措。紧接着在2月，又发布了《出口商品配额招标办法》和《关于进一步深化对外经贸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颁布《对外贸易法》。6月，取消208种商品的非关税措施。8月，再次提交修改后的农产品减让表、工业品关税减让表和服务贸易减让表等一揽子方案。至1994年底，中国进口关税率降到了35.9%左右。

　　这一年初，谷永江副部长正式接替佟志广副部长做了中国复关谈判的第三任团长。

　　然而这一年中国的复关问题，从开始就显示出了种种不祥的迹象。

　　年初，美国就以“人权”问题对中国发起非难。一部分美国议员要求克林顿政府把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表面看来，这跟中国的复关谈判没有直接联系，实际上却是美国决策层对中国复关问题态度的一个折射。

　　变化多端的道斯金大使，2月底刚来过北京。在和已经成为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会见时，表示了美国支持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虽然没用“坚定地”这个形容词。她并且赞扬了中国刚刚实行的外汇、外贸制度改革。可在3月中旬举行的中国工作组会议上，她就变调了，板着面孔对主席吉拉德，实际上是对全体与会者尤其是中国代表团说：“美国不赞成为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规定一个人为的最后期限。”她的理由之一就是：美国对中国年初实行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旨在开放贸易的意义还把握不定。

　　啊，她已经完全忘记了仅仅20天前，她在北京讲过的对中国外汇体制改革的赞誉之词！

　　她的性格和她的前任纽科克完全不同，纽科克是绵和的，理性的，善辩而不情绪化；道斯金呢，她敏捷，冷峻，极其的细腻，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和她谈判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但这决不是我们在1994年的复关谈判进行得如此艰难的原因。国际谈判中，谈判代表个人的性格、品质，不决定其对谈判结果的取向，谈判代表只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相反，倒是国家常常会依据不同时期不同形势下的政治需求，根据个人的性格特点甚至出身——诸如血统、文化、家庭背景等等，去选择执行使命的使者。

　　对于美国的底牌，新一任关贸总协定总干事萨瑟兰是有所了解的。这年5月，他应邀到北京参加高级经济论坛会议，一下飞机，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就说：中国要加入关贸总协定不能仅仅取决于自己的政治意愿，“我难以保证说中国复关谈判到年底就会有结果。”会议闭幕后，他再一次对记者说：中国在年内复关比较困难，因为年内中国不可能结束同有关各方的谈判。萨瑟兰是坦白的。

　　那么，在6月举行的中国工作组第17次会议上，尽管大多数缔约方都不反对中国早日复关，这次会议还是不欢而散，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经济谈判有它的特殊性，但归根结底，它还是要顺从于国家的政治意愿。从这个角度讲，它也是一种政治谈判。明显的，在1994年，个别国家认为中国复关不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

　　这一段时间，谷永江团长的心情，也许会苦闷吧。谁不渴求成就感？谁不希冀自己的工作获得成功？何况这个工作的每一步，都受到全国上下的高度关注。7年后他用“非常艰苦”这个词来形容这一年的谈判。他说各个部门特别是工业、商业、农业部门都做了很大的努力。而我知道，作为第一线的谈判主帅——那时候中国还没有“首席谈判代表”这样的设置——谷永江团长做了更大的努力。像在当年4月，他去摩洛哥参加签署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文本的部长大会时，5个工作日，会见了22个国家的24个部长。他的车，成天在这个陌生的城市转来转去，但是他得到了多少真诚的回应和有力的支持？当美国在大会上宣称：“由于中国没有充分实行加入关贸总协定所必须实行的经济改革，因此在本年度内同意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是不可能的”的时候！

　　在这篇报道的写作中，我常常凝视着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四位中国代表团团长被排为一行的照片，对他们进行比较。沈觉人团长是在处女地上垦殖，他的工作，是艰辛而滞重。佟志广团长是在坚冰上重开航道，他的工作是艰辛而雄劲。龙永图团长是在高山峻岭间攀登并终于带领团队到达了目的地，他的工作，是艰辛而豪迈。而谷永江团长呢，他是在地层之下掘进。明明知道在前方，有人不停堆叠填灌着岩浆砾石因而不可能掘通通向地面的巷道，仍然挖掘不止。他的工作，是艰辛而悲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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