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被人称为“经济联合国”的组织，是为了在全球推行自由贸易而建立。它的所有规则，都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以前，无论是缔约方之间还是缔约方和申请方之间的谈判，主要是关税减让谈判。西方认为，在计划经济国家，关税不起作用。当时的波兰、罗马尼亚等计划经济国家加入关贸总协定，都不是以关税减价为条件，而是以市场开放，承担进口数量为条件的。中国决不等同于波兰和罗马尼亚，“块头”太大。用国际贸易的“行话”来说，“贸易敏感度”极高——中国进口多少和出口多少，在国际上举足轻重。关贸总协定内部也一直在争论：中国这样一种经济体制，进入关贸总协定后，会对国际经济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多边贸易体制——当时的关贸总协定也好，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也好，都还没有一套现成的规定来调整或适应我们这样一个处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大国。所以当今天，我国终于获准踏入WTO的大门，世界贸易组织对我国是有一些特殊的规定的，即只对中国一家而对其他国家不适用的规定。我国接受了这些特殊规定，也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正处于市场经济建设的期间。

　　而在1986年，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还远远不如今天。

　　在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年复一年的解释中，我们的谈判代表曾经设想：能不能在英文上改一下，称“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呢？报告写完，到体制改革委员会征求意见，得到的答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七届人大会议确立的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英文也不能改。

　　缔约方的问和我们的答就继续了下去。

　　不过同时，中国与缔约方的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也启动了。

　　1989年——1990年：

　　门欲开还闭

　　-8.倏然消逝的亮光

　　2001年9月10日，中国复关/入世谈判代表团的第四任团长、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启程去日内瓦参加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前，对记者感慨万分地讲了一句非常诗意的话：“如今长征似的旅行终于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

　　12年前，这亮光也曾在我们的谈判代表眼前闪过。

　　从1988年下半年开始的双边磋商，到1989年，已经进行了十余次，中间也发生过一些周折，但很快就取得了一致。中国代表团的成员，虽然处在不断地变换当中，但总体上比刚接触关贸谈判时，无论技巧上还是风度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沈觉人团长在正式的谈判场合依然是严肃的，一句多余的话都不讲，但回到驻地，就变得亲切而随意了。在工作的空隙，他还时不时给下属绘声绘色讲几段他和关贸总协定的官员或一些缔约方代表单独会晤时的趣闻轶事。

　　1989年的2月，沈团长带领中国代表团，再一次飞赴日内瓦，参加第5次中国工作组会议。这次会议完成了对中国外贸制度的首次评估。接着在4月召开的第6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完成了对中国外贸体制度的最终评估。第6次会议还商定在第7次会议上商谈中国复关议定书，而且实质性地讨论了中国复关的条件。

　　对于中国的复关，这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时候。这时候，关贸总协定的缔约方们认可了中国“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陈述，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这时候，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虽然已进行了两年多，世贸组织的建立却并未提到议事日程，中国复关的“入门费”还仅限于市场准入。这时候，美欧对中国所关心的，只在于贸易政策的透明度与统一实施。美欧向中国的要价，只是关税与非关税措施的减让，价格改革的时间表和选择性保障条款。这一切，都是与当时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相协调，我们可以承受的要价。另一方面呢，在美国给予我国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以及欧共体取消对华歧视性数量限制时间表这些问题上，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隧道”外的亮光，似乎从若隐若现，变成了正在清晰起来的一片光斑。

　　然而，事情并未如人们预期的那样，中国复关脚步突然停顿。

　　-9.台湾地区提出了入关

　　1990年的第一天，台湾地区当局以“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领土”的名义，向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提出了加入申请。

　　中国的复关道路上，又增添了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用更大的政治智慧解决的问题。

　　而这一年，原定于1989年7月开的第7次中国工作组会议，延迟到12月才开。缔约方已经不提中国复关议定书的商定，却要求中国提供一份有关外贸制度的新的说明。1990年召开了两次中国工作组会议，却只是走个过场罢了。中国的外贸制度，本来已经完成了审议的，这时候又重新开始。缔约方重新开始提问我们重新开始回答，中国的复关谈判，就这样在蹉跎中走进新的一年。

　　1991年：划破坚冰的努力

　　-10.谈判间隙读英文本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团长

　　这一年，我国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1月，向关贸总协定递交了《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补充文件》和一系列补充材料，介绍我国在外贸体制方面的改革进展情况。6月，《中国著作权法》生效。10月，中国开始实施经过修改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这两部法规的出台，直接缘于和我国复关谈判紧密相连的中美知识产权保护谈判。

　　这一年，沈觉人副部长卸却了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的职务，接替他的是外经贸部所属的香港华润集团董事长佟志广。

　　佟志广于1933年出生在河北省。1955年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今天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前身。这所大学培养出了15年来活跃于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前线和后方的众多干才和众多的复关/入世研究者、传播者。

　　在外经贸部，他是从普通科员，一步一步干上来的。他当过翻译，中国驻印度、缅甸大使馆商务处的秘书。1972年他被派往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当秘书，第二年又被调到我驻美联络处当商务秘书。80年代，他先在中国粮油公司任副总经理，后来去了香港华润集团。

　　他特别喜欢读书，中国的、外国的、古典的、现代的，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科技的、文学的……种种门类的书，他都读过。在印度常驻时，他还到新德里大学读了3年英美文学专业。驻美的5年，虽然没有上学，却在工作之余，读了大量英文原版书。他当年的部下告诉我：在他当了外贸部副部长、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第二任团长之后，一次到日内瓦开会，我驻日内瓦领馆的同志到他的房间看望他，看到他正捧着一本英文的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在津津有味地读……

　　然而他最喜欢，也读得最多的，仍然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他认为一个史，一个文，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比中国更悠长更深厚。那是在一次中美市场准入谈判的关键时刻。谈判到中国非关税措施减让问题时，美方非要当场定出一个时间表来。但是中方，当时还不能做出这样具体的承诺。佟志广副部长就用历史做隐喻，告诉美国的谈判代表，定这个时间表是多么不合时宜：“你们美国的历史是以年月日来计算的，而我们中国的历史，都是以朝代和世纪来计算的……”

　　他喜欢谈古论今，谈天说地。谈判之余，他可以从休斯敦最新的火箭发射技术，谈到中国的象形文字。在饭桌上他给他的谈判对手讲自己名字“佟志广”的广：“现在中文的‘广’字，简写啦。‘广’字本来是天底下要有田，田上要有草，草还有两个根，这才是宇宙的整体。”他给西方人讲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讲得对方一愣一愣的，听完非要请他吃饭。外经贸部的小年轻，最怕给他当翻译。他呢，也不喜欢用翻译。10年前中国的党政官员在涉外活动中，基本上讲中文。他却不。凡是能讲英文的场合他都直接用英文。他的英文用词非常准确，我们的专职翻译往往还达不到他的水平。

　　10年后，我在北京WTO研究会组织的一次集体采访中，第一次见到了他。

　　他的白发，隐藏在黑色的焗油膏里，梳理得整整齐齐。笔挺的藏青色西服，锃亮的黑色皮鞋，坐在一把靠墙边的椅子上，从一个被磨得褪了色的柔软的长条形小黑皮包中，往一个被磨得发亮的黑木烟斗里装烟丝。

　　采访开始，他带着烟斗和烟袋，挪到了长圆形会议桌的首位。

　　第一个发言的记者说：“佟教授！”——他还是他的母校对外经贸大学的客座教授，而且获有高级经济师的职称——“听说您在复关谈判中有许多故事，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他回答：“那得讲三天！”

　　他只讲了两个小时，也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了更生动的了解。

　　-11.给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出题

　　所有熟悉中国复关/入世谈判历史的人都知道：佟志广副部长是临危受命。

　　当时西方正对我国进行着经济制裁，复关谈判也因此处在最艰难的时期。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和我国的贸易争端，在进一步升级。1991年初，佟志广从香港奉调回京的第4天，就以中美贸易谈判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带领一队人马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飞机。外经贸部的同志，形象地把他的使命称为“破冰”。

　　而同时，台湾地区加入关贸总协定的问题，也在这一年，要求中国必须拿出一个解决方案。

　　这时台湾地区提交入关申请已有一年多。

　　也许邓克尔总干事收到台湾地区的入关申请时，也会感到一种紧张。台湾问题在国际社会中，实在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问题。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说“缓一缓”，这份申请又怎么会在搁置了几个月后，才由关贸总协定秘书处以一种非正规的方式，悄悄地分发给各个缔约方？

　　既然分发了，中国就须做出一个选择。

　　按照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单纯关税地区”可以成为完全独立的缔约方。大约在50年代，英国的“保护地”北罗得西亚——1964年独立后改名为赞比亚共和国——就曾经根据这条规则，加入过关贸总协定。但这是非常短促的一段日子。真正使用了这个规则的，是中国的香港和澳门。但是这两个地区的加入，是在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同意之后。

　　因此中国政府提出了关于台湾地区加入关贸总协定的三条原则。就是1991年10月，当时的中国总理李鹏给邓克尔总干事和各缔约方政府首脑的信函中所写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只有解决了中国的复关问题，才能同意台湾地区以一个单独关税区域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3、台湾地区入关问题必须经过同中国政府的协商并达成协议。

　　协商就是谈条件。

　　台湾地区当局是不会面对面和中国政府谈的。

　　他的常驻代表团在苏黎世。台湾地区是通过关贸总协定秘书处和主要缔约方来和我们谈。那是一次非正式的中国工作组会议。依然是在关贸总协定一层的谈判大厅里，中国代表团向坐得稀稀拉拉的部分缔约方代表，解释中国“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有能力执行关贸总协定的规则；解释中国自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不是改革开放的倒退而是为了更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解释那许多曾经解释过而西方人仍然不明白或装作不明白的问题。这时候，关贸总协定的副总干事、美国人卡莱，轻手轻脚地走过来，把佟志广副部长约了出去。

　　他把佟志广副部长请进了一个隐蔽的小房间。

　　“佟先生！”卡莱微笑着首先开口：“我们再一次来谈谈关于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的事情好吗？”

　　“OK。”佟志广副部长也微笑着允应。双方已谈过不止一次，彼此的意图都互相了解，因此他首先告诉卡莱：“‘一个中国’，‘先中后台’，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非常原则的问题，无可谈判。而且台湾地区要按照关贸总协定的有关规定作为一个单独关税地区加入，还必须有两条：1、经中央政府批准。2、经中国政府推荐。”说这些话时，佟志广副部长语速很慢，他是想让卡莱先生有一个回味的时间吧。

　　卡莱先生说：“我完全同意。但有一个困难：你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实现统一，那么在程序和法律形式上，又该怎么处理呢？”

　　佟志广副部长说：“只要你们同意中国的这3条原则，我想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处理方式的。”

　　卡莱说：“这事您交给我。我随时向您汇报。”

　　卡莱也是一个不寻常的角色。他代表美国政府参加过关贸总协定纺织品回合的谈判。在关贸总协定中，他的地位仅次于邓克尔。他对与中国协商台湾地区入关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也许是出于他个人的政治眼光，也许他的身后就隐着他的国家政府的指令，但是他的关贸总协定第一副总干事的身份和他的国籍，使他成了解决这个具有历史意义问题的最适宜的联络人和推动者。

　　此后，卡莱就和佟志广副部长开始了频繁的会上会下的协商。这一天，卡莱先生告诉佟志广副部长：经过他的多次工作，台湾地区原则上接受了中国提出的条件。但是怎样把这3项原则以一个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只有一种既可行又合关贸总协定规则的方式：由关贸总协定理事会主席在理事会上发表一个声明，如果理事会成员没有异议。这个声明就成为了关贸总协定的法律文件。

　　关贸总协定的理事会主席实行轮值制，这年是印度驻日内瓦联合国的大使朱奇。

　　经过做工作，朱奇大使同意发表这个声明。

　　-12.“许多”还是“绝大多数”

　　国内团不可能在国外长呆，关于理事会主席声明案文的谈判，国内责成我常驻日内瓦代表团承担。

　　这个谈判，用了8个月时间。

　　参与的一共是4个人。一位美国代表，叫唐伟利。来日内瓦前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秘，在中国呆了不少年，会说一点中文。他的腿有残疾。据说以前美国的法令，不允许残疾人做外交官。唐伟利不服这个法令，告倒了这条法令。残疾人从事外交工作，从他这里破冰。另一位是欧盟代表，德国人卡尔·法肯伯格。他后来也是欧盟和我国双边谈判的主要对手。我方是我国驻日内瓦的公使王天策。当时已调到日内瓦担任三秘的王磊，被任命为他的助手。

　　案文由欧美代表先拿。各种各样的案文。许多地方我方都不能同意。几乎是一个词一个词地讨价还价。当时的细节，许多王磊律师今天都记不起来了，惟独记着在落实“先中后台”这一条原则时，对其中两个词的长久的争执。

　　美欧用“many”(许多)这个词来修饰支持中国这个观点的国家，用“some”(一些)这个词来修饰不支持中国这个观点的国家。我方认为，支持中国这个观点的国家是绝大多数，所以要求用“the majority”。不支持中国这个观点的国家只是极少数，所以要求用“a few”。

　　尽管只是几个形容词，谈判的双方，谁也不让谁。

　　要知道，在这种谈判里，谈判代表，只是国家意旨的执行人。文本中的每一个词，都不是谈判代表定的，而是各自国家的决策机构定的。

　　“谈不下去的时候，就说：‘我们各自报告国内吧。’等哪一方有了什么新动向，新动作，再在一起谈。这期间我们也去了伯尔尼许多趟，因为吉拉德的办公室在伯尔尼。我们和吉拉德交换意见，吉拉德说：你看，你们不是要3个原则吗？这里面全体现了。美国和欧盟代表也找他。吉拉德是国际社会的代言人。‘国际社会’摸不着看不见，有形的就是他。”王磊律师在他的办公室对我回忆。

　　最后的文本，美欧赢得了“many”和“some”这两个形容词，而我们，赢得了中国对于台湾地区入关3条原则的全部体现，还赢得了关贸总协定对于加快中国工作组工作的承诺。

　　1992年9月29日朱奇主席在例行的理事成员会上宣读了这个声明。没有人提出异议，邓克尔总干事一敲木槌，这个声明，就成为关贸总协定恪守的一个协议，它的效力一直延续到世贸组织代替关贸总协定后的今天。

　　1992年：确立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3.吴仪部长也是临危受命

　　这一年1月，中国单方面降低了225种商品的进口税。2月，中国决定对已公布的1751项进口替代产品清单全部予以取消。4月，中国取消了全部进口调节税。9月，中国通过了《专利法修正案》，颁布了《实施国际著作权条例的规定》。10月，中国发布了《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取消了1700种商品的进口替代清单。12月，中国再次降低3371种进出口商品的关税。

　　中国的老百姓在从新闻媒体上得到这些消息时，有人会想到这和中美之间在这年进行的两场贸易谈判有什么关系吗？

　　1992年的新年，相信中国的专利局、版权局、商标局、音像管理局等和知识产权有关的政府部门的头头儿们，一定没能好好享受假期，中美新一轮知识产权保护的谈判开场在即，他们又将跟随外经贸部副部长吴仪披挂出征。

　　这场谈判的引起，和美国1988年通过的《综合贸易与竞争法》紧密相连。这个法里，有一个“301条款”，是对那些对美国出现巨额贸易顺差而不对美国开放市场的国家实行报复的条款。还有一个“特别301”条款，是对那些不对美国的知识产权进行有效保护的国家实行报复的条款。自此，美国贸易代表署每年要向国会提供一份报告，对世界100多个国家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的情况做出综合评价。对有侵权行为的国家，按侵权程度分为“观察国家”、“重点观察国家”和“重点国家”三级。一旦列入“重点国家”名单，美国便给半年时间谈判，这个国家必须承诺一个打击侵权的时间表。半年谈判没有结果，美国便将对其实行贸易制裁。

　　1991年4月，中国被列入了“重点国家”名单，26日，美国对中国发起了“特别调查”。中美双方开始就此进行谈判。

　　半年过去，到10月26日，中美双方没能达成协议，美方说：再给3个月期限。

　　1991年11月底，佟志广副部长突然病倒了。这时，距起程去华盛顿进行新一轮谈判的日期，仅有两天。

　　率团出战的重任，落到了刚到任4个月的外经贸部女副部长吴仪的身上。

　　她是从北京的燕山走出来的——她在这个全国最大的石油化工企业北京燕化总公司干了21年，从技术员一直干到党委书记。1988年她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3年的时间，北京的男女老少，许许多多人都熟悉了她。

　　她用仅剩的两天时间去熟悉那几大本材料，48小时没有合眼。

　　谈判的地点在白宫对面的美国贸易代表署。

　　这座楼是美国的一处文物：南北战争时北军的指挥所。格兰特将军曾在这里指挥过多次重大的战役。在走廊里和一部分房间中，有时可以闻到古老的木头所散发出的沉郁的味道。老式的楼梯，人一踩上去就发出吱吱呀呀的呻吟。

　　吴仪副部长先和美方的贸易副代表沃夫谈沃夫的英文拼法为“wolf”，译为中文是狼，我们的同志就叫他狼。

　　也许沃夫并没有把这位中国外经贸部新的女副部长放在眼里——她太娇小了，在她的中国男同僚中间她就显得那么娇小，在人种本来高大壮硕的西方男士的面前，她就显得愈发的娇小了。

　　因此沃夫在谈判开始就出言不逊，他说：“我们是在和小偷谈判。”

　　我们的吴仪副部长怎么反应？她立刻就回敬了一句，连一秒钟的空当儿都没留下：“我是在和强盗谈判。请看你们博物馆里的展品，有多少是从中国掠来的！”

　　会场顿时一片静寂。

　　我想此时吴仪副部长的头，一定是微微地昂着，而她的眼睛，一定是直视着对桌的沃夫。沃夫承受得住如此犀利的目光吗？他有没有在这时候才发现，这位衣着典雅气质高贵的中国女副部长，她那有着白得似乎晶莹透明的皮肤的脸部线条，却是微硬的，显示着一个东方女子内心的坚定与刚强？

　　沃夫之后，美国贸易代表署的一把手、贸易代表希尔斯出场了。

　　她是律师出身的美国高官，在国际贸易谈判圈中赫赫有名。当时国际上有一种说法，第一个铁娘子是撒切尔夫人，第二个铁娘子就是希尔斯大使。

　　这是一场棋逢对手的谈判。从1991年的11月底，一直谈到1992年的1月16日下午，在5点时，双方终于签署了《中美保护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这期间吴仪副部长连续去了华盛顿3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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