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幢4层的灰色楼房。最早曾经是世界劳工组织的总部。它的一层排列着一排拱形的半落地窗。如同所有带着古典情调的欧式建筑一样，它的楼檐下、楼中部和大门两侧，都装饰有精致的花纹和人像的浮雕。不知是由于年代久远还是由于材料本身，那灰色的楼体，即便在日内瓦夏日的阳光下，也是黯淡的。它的屋顶都漆着鲜艳的大红和翠绿。红屋顶下是关贸总协定总部；绿屋顶下，当时还有联合国难民署。

　　它的正门，是一个窄窄的深褐色的雕花镶玻璃对开门，当年加拿大政府赠送给世界劳工组织的，用原始森林中的老树制成，木质既细密又坚硬。在门的中部靠下的地方，安着一个黄铜把手。

　　我从一篇文章中读到，这是两扇很重，而且很难推开的门。但是我的年轻的同事段钢却一口咬定：这是一扇很容易开的门。他和我的另一位同事郭婷婷在2001年9月刚从日内瓦采访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8次会议归来。他们不止一次进出过这个门。这时这座楼早已变成了世界贸易组织总部，而联合国难民署，也早已于20世纪90年代迁出。“你只要把门把手往下轻轻这么一按，它就刷刷刷地自动开了。”段钢边说边把他的两只手掌竖起向前平行地伸出，做了一个有节奏移动的动作，让我仿佛看到了那深褐色的门正在轻盈地从他的前方“遛”开。“这门里安有一个机关。如果你按得不得法，这门就会变得很沉。”他紧接着补充。郭婷婷有一次是感受到了这门的沉重的：那时门已经开始关了。郭婷婷在门关到一半时抵住了它并试图重新开大它好让自己瘦小的身躯得以进去，她就费了很大力气。

　　我于是明白：无论是说这门难推的人还是说好推的人，他们的感受都是真实的。这门有它开关的规则，就像昨天的关贸总协定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有自己的规则一样。

　　推开大门经过一个玄关，就进入到大堂。每逢有重要会议举行，工作人员会在大堂内沿墙拉起两条绳子，记者就隔着绳子等在大堂里。等他们感兴趣的采访对象从会议厅出来，遥遥大声发问。大堂的一侧，那占据了一层最大一块面积的，是一个有两道门的理事会大厅，也叫谈判大厅。也有一道玄关把它和大堂隔开，厅里陈设着一排一排的长桌和靠背椅。所有中国复关/入世工作组的正式会议都是在这个大厅里举行的。漫漫15年长途中，这个大厅成了我国代表团进出次数最多的地方。

　　一层还有一个咖啡厅，在理事会大厅旁的过道处，谈判或开会的空隙，那些分区域就坐的不同国家而且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谈判代表，就会交混在这个咖啡厅中。也许刚才还在争吵，这时却带着彬彬有礼的微笑，相互点一下头，或说几句“今天天气”之类的话。也会有人端着咖啡来到大堂，一边踱步一边默默思考；也会有人聚成一小堆，一边啜着咖啡或别的饮料一边低声地谈笑。

　　出于职业习惯，段钢和郭婷婷问接待者：这幢楼里目前有多少工作人员？接待者流利地回答出522个。问这幢大楼里一共有多少房间？接待者却答不出来了。可以确凿知道的只是这楼的大部分房间是会议室。开大会用的，开小会用的，个别磋商用的……当年的关贸总协定和今天的世贸组织的职能就是“组织实施多边贸易协议以及提供多边贸易谈判场所和作为一个论坛”，以及“负责定期审议其成员的贸易政策和统一处理成员之间产生的贸易争端”，这些都离不了开会。因此在一进门的大堂一角，就立着一个布告栏，上面经常贴着密密麻麻的各种会议的时间、内容和所在的房间号。

　　当年钱大使也不会关注这幢楼的房间数。他带着助手径直乘坐老式电梯上到二楼，马突先生的办公室。马突先生是印度人，主管纺织品的，在副总干事中，是和我国打交道比较多的一位。一见到钱大使，立刻从办公桌后起身，走过来和钱大使握手：“上午好！”马突说：“见到你真高兴！”“上午好。”钱大使回礼。“请坐。喝茶还是咖啡？”“咖啡吧。”在德国咖啡飘起的馥郁的香甜气息和若隐若现的气雾里，钱大使取出装照会的袋子：“我国的复关申请已经准备好，请转交邓克尔先生。”“好，好，等邓克尔先生回来我马上转交。”

　　总共十余分钟时间，钱大使带领助手向马突先生告辞。

　　世界上许多后来被发掘出深远意义的事件，发生时或从事时都是那么平淡，甚至没有被当做一件特别的事情。

　　坐进房车里，钱大使问助手：“下一个地方去哪儿？”

　　大使们的活动尤其是礼仪性或程序性的活动总是非常多的，有时一天要赶几个场，常常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下一项活动是什么。通常情况下，这些是由使团内的专职人员安排的。这也是国际惯例。

　　-4.一个没有被理解充足的信息

　　过了4天，即1986年的7月15日，关贸总协定理事会如期开会。

　　按照关贸总协定的会议规则，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在会上散发文件，需要提前5天向秘书处递交书面申请。如果要求列入议事日程，则需要提前一个月。

　　但中国已经来不及递交这个申请。秘书处为此在这天理事会议程表的最后列了一项——“其他”。

　　有2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这天的理事会。议题一个接一个地进行。每讨论完一个，理事会主席就敲一下他手边的木槌。

　　终于该讨论“其他”了。

　　钱嘉东大使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发言，阐述了中国复关的3条原则。第一条和第三条是复关申请中已然阐明的，第二条，则是“中国恢复席位以关税减让为基础而不以承担进口增长为条件。”

　　然后由各理事会成员国依次表态。

　　所有的代表都对中国表示了欢迎，而这些欢迎的表示，又是多么地不同啊——

　　有真诚的、也有敷衍的。有的矜持，有的冷漠。有的直截了当，有的转弯抹角。有外交辞令掩盖下的傲慢，更有在平和语气中隐藏的机锋。会后中国驻日内瓦常驻代表团把所有的会议发言整理成文字，整理到日本代表的发言时，不由单独标注了出来。

　　这段话是：“(日本对中国的复关申请)政治上是支持的，法律上是可以解决的，经济上是要认真谈判的。”

　　这段话多么典型地传达出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复关的态度，而用语又是多么经典啊。

　　可以说，从对中国入世的第一次讨论起，我国就已经感觉到了，中国复关的道路，决不是丽日熏风的坦途。

　　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和外经贸部关贸总协定处的同志，调出了关贸总协定历年加入国的谈判资料，谈判时间最长的国家，不到3年。

　　我国的情况，谈起来也许会更复杂些，艰难些，那么就计划谈3年。不，谈4年。

　　那时候，从前方代表团到国内全都认为：谈4年铁定够了。这已经让人觉得够漫长的了。

　　1987年:

　　欲进门

　　先搭台

　　-5.调和与平衡是一种外交能力

　　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会和我一样，乍一听到“中国工作组”这个名称，一定会以为是中国方面的机构呢。

　　实际恰恰相反，这却是关贸总协定理事会所设立的审议和处理中国复关事宜及安排中国与缔约方谈判的组织。所有的缔约方都可以派代表参加这个组的工作。

　　这个模棱两可的名称，是西方娴熟的外交技巧的产物。

　　“这个名称协商了好久，最后关贸总协定秘书处省略了中间词，就叫‘on China’。”马晓野先生回忆道。这是1987年3月的事，关贸总协定理事会主席主持了3次非正式磋商，邀请主要缔约方和中国代表参加，讨论成立审议中国入关事务的工作组以及这个工作组的职责等问题。“我们提出的是复关，人家不完全承认。国际上，尤其是秘书处这种机构，处理这种问题办法很多。所以既不说你是‘申请恢复’，也不说你是‘申请加入’，就叫‘中国工作组’了。一些缔约方不好反对，我们也不好反对，于是就‘协商一致’了……”马晓野先生说着又笑了。

　　紧接着又一次展示了关贸总协定秘书处“调合智慧”的，是关于中国工作组主席的人选。

　　中国工作组主席，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是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各项具体工作的组织者，中国和缔约方、缔约方和缔约方之间的联系人，各种矛盾冲突的协调人。他不具有决策权，却具有影响力。他坐在哪一边，利益的砝码便会偏向哪一边。

　　“按秘书处的说法，中国工作组主席的人选一般要各方都能接受。”马晓野先生继续回忆：“我们在会下和一些国家商讨。当时亚洲国家和地区常驻日内瓦代表团表现最强的大使级人物有两位。一个是韩国的大使。可当时中韩没有外交关系，我们没法考虑。另一位是香港的代表。可当时香港还没回归中国，英国是它的代言人，所以也不合适。又有人向我们推荐印度的大使。这位大使比较内向，从来不苟言笑，性格不是很适合总是需要‘张罗’的工作组主席。拉美国家中，巴西大使很有能力，可他是发展中国家最强硬的大使，不可能被一些国家接受。我国一直没能提出合适的人选，发达国家也没有提出合适的人选。这时关贸总协定秘书处提出了一个人来：和总干事邓克尔同一个国家的，瑞士常驻日内瓦代表团的经济大使皮埃尔·路易斯· 吉拉德。

　　“瑞士虽属发达国家，但号称中立国，也不是联合国成员，从国籍来看应是最能为各方接受的。

　　“当时还有一个很强的理由。秘书处提出：这个中国工作组主席不会很快结束工作。为保持工作的连续性，需有一个能长时间在这个位置上工作的人。瑞士大使就在瑞士，即使卸任，也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离日内瓦非常近，最有条件为需较长时间工作的工作组提供服务。真英明啊。”

　　说到这里，不仅马晓野先生呵呵笑了，我也笑了。不过这笑里有一点自嘲，一点苦涩。

　　“这是一种平衡。”马晓野先生总结。

　　1987年6月，中国工作组宣告成立。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和参会的缔约方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工作组主席的人选吉拉德。

　　不久，吉拉德主持了中国工作组第1次会议，这是个商量今后的会怎么开的程序性会议，钱嘉东大使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个会议。

　　1988年:

　　入门，需要

　　相互了解

　　-6.谁家的孩子谁抱走

　　段钢向我讲述他第一次走进“5号”院——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的另一处宿舍，完整的地名是“阿玛特路5号”——的餐厅去吃饭的情形：

　　“是新来的吗？”服务员问

　　“是。”

　　服务员就递过一套消过毒的餐具——一个大白盘子一个青花大碗和一双筷子，用手一指：“吃完饭把餐具搁那边柜子里去，房号几号就搁几号。下回吃饭还使这套。”

　　“那柜子”是个由一个一个小格子组成的木头立柜，立在餐厅的一个角落。

　　在“5号”住宿的5天中，这套餐具和这个小格子，就属于段钢了。

　　“5号”有一部分房间，是中国驻日内瓦常驻代表团用来接待国内临时来人的地方。凡是参加过中国复关/入世谈判的人提起“5号”全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他们告诉我，在新的中国驻日内瓦经贸处的大楼盖起来之前，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包括4任团长，全住在这里。

　　那么，1988年2月，率团到日内瓦参加中国工作组第2次会议的外经贸部副部长、第一任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沈觉人，住的也是这里了。当年的他是不是也会像今天的北京青年报记者段钢和郭婷婷一样，也从服务员那里领到一份餐具，然后再去领一份烹调得很精美的饭菜？也许餐厅会为国内来的代表团长安排一个单间……不过我想，当时，不管饭菜如何可口，环境如何舒适，沈觉人团长也不会有心思细细品味的。

　　他带着一个有20多名成员的大团，身负重任而来。第2次中国工作组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由中国代表团就中国的经济制度和外贸制度回答缔约方的质询，简称答疑。连每一个标点都精心研琢而成的《中国外贸制度备忘录》，早在1987年2月就提交给关贸总协定了。之后有4个月的时间，关贸总协定秘书处请所有缔约方就我国的外贸体制提出问题。当年11月我国向关贸总协定递交了答疑稿。但是还不够，按照关贸总协定的规则，还必须做当面的陈述。

　　就在我们前面描述过的谈判大厅里，主持会议的中国工作组主席吉拉德坐在正面的主席台上。中国代表团坐在中间的长桌两旁。两边的长桌旁坐的是缔约方代表。几乎成为一种惯例,左侧最前面坐的是美国代表，右侧最前面坐的是欧共体代表。

　　沈觉人副部长端坐在中国代表团的最前面，看起来有些严肃。在工作组主席的开场白后，他代表中国政府做第一轮发言。他是浙江嘉兴人。江浙多文人，他没有做文人，却做了文官。我的案头放着他的一张标准照：镜片后向前平视的眼睛，紧闭的嘴唇，以及微侧的脸，使得他具有了一副雄赳赳的神情，看起来更像一员武将。

　　新中国成立后，海关总署在上海主办海关干部培训班，他是第一批的学员。他的才华，在培训班中显露了出来。培训班结束，分配到上海海关工作，后来被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深造。毕业时他被外贸部“扣留”了，做过业务工作也做过秘书工作。他处事的细致、周到，大约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他又做过外贸的政策研究工作。在一篇篇调研报告里，写下自己对中国外贸发展的思索。

　　后来他担任了对外贸易管理局的局长。这个局是主管外贸体制改革和进出口许可的，是中国复关之后，甚至在复关谈判过程之中，就要受到极大冲击的部门之一。富有戏剧性的是，在他被提升为外经贸部的副部长后，却做了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的第一任团长。从贸易壁垒的当关者到拆除人，从思想上，他是怎么转换过来的呢？

　　在中国工作组的会议上，也需要转换许多东西。首先它的会议形式，于我们就是陌生的。这种会议英文叫“open meeting”——敞开的会议。它不规定与会者的数量，也不确定与会者的名单。所有的缔约方，全都参加也可以；哪方不来参加也行。但是和中国谈判的成果，却是由所有的缔约方共享，这就叫非歧视原则。

　　我们也不习惯把我们内部的经济运行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形态，向国际社会和盘托出。更不习惯让人家当面批评，指指戳戳。

　　中国的经济体制要受审议，外贸体制要受审议，关税体制要受审议，价格体制要受审议，商品检验制度要受审议，外汇管理制度也要受审议。中国提交给关贸总协定的《中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中文本48页，英文本是23页，缔约方就这23页纸提出的问题，经关贸总协定秘书处综合整理，提交给我们的是329个。后来我们的答疑稿长达210页。缔约方再就这210页提问题。1988年中国政府连续4次派团参加关贸总协定中国工作组会议，缔约方提的问题，多达1000余个。如果加上以后3年中提的问题，总共近3000个！

　　沈觉人团长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一个方针——“谁的孩子谁抱走，前方抱走，后方也抱走。”庞大的代表团，包括了外交部、海关总署、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国务院特区办、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物价局、国家商检局、国家统计局、国家体改委等方方面面的官员。谈判桌上，缔约方的问题涉及到哪个部委，就由哪个部委的谈判代表回答。一时不好答的，就说：“主席，请允许我们把这个问题记下来，研究后再给予答复。”因此，我们的谈判代表回国时带走的，除了向各自领导汇报的材料，还有一大堆问题。当那时，各部委也各自组织了一批人员，专门答题。

　　这是一个刚刚走上开放之路的古老大国，和一个成熟的现代经济世界的最初的碰撞。

　　-7.“商品经济”是什么经济？

　　还是在1987年初，马晓野和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一秘王建滨，为《中国外贸制度备忘录》的英文本和关贸总协定与秘书处的发展司司长、关税司司长和法律顾问一道进行文字上的推敲。他们一句一句地“抠”过去，在“抠”到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描述时，停住了。

　　这个描述是这样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发展司司长惊讶地扬起了眉毛：“你们中国不是要搞四个现代化吗？怎么搞‘商品经济’呢？”

　　在英文中，“商品”这个词，是指农产品、矿产品等大宗初级产品，而在国际贸易术语上，“商品”这个词则是指与制成品相对应的初级贸易品。这3位关贸总协定的官员全是做具体工作的技术性官员，从字面上他们实在不能看懂：“中国的经济难道是以物易物的经济吗？”

　　听到这话，马晓野和王建滨当时一定会感到有点哭笑不得吧。他们向3位关贸总协定的官员解释：中文的“商品”和英文的“商品”不是一个意思。中文的“商品”，泛指一切用于在市场上交换的物品。中国把自己现阶段的经济体制定为商品经济，用的是“商品”这个词的引申义，就是市场经济的意思。关贸总协定的官员们仍然不明白。马晓野看定了法律顾问。他想起来了，这位法律顾问是德国人，马克思的同胞。他就对他说：“您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吗？”“读过。”他就和他谈起《资本论》中的有关章节；“马克思说的，市场经济的元素是商品。”“噢，那我明白了。可你们为什么不直接用‘市场经济’这个词呢？”“我们现在还没有走到完全的那一步。而且‘市场经济’是马克思批判的一个东西，我们在理论上也要有一个探索的过程。”

　　但是不能用这种解释让所有缔约方的代表都明白。

　　不明白，就不放心；不放心，就拼命问。

　　我问曾经参加过10年谈判、当年外经贸部国际联络司的官员、现在布鲁塞尔当律师的王磊先生：“当年我们‘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表述，和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对我们的‘市场经济’的要求，仅是字面上的不同，还是确有实质性的不同？”

　　他说：确有实质性的不同。

　　而且，这确实是中国能否复关和以什么条件复关的核心问题。

　　这牵涉到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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