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20日，闸北公安分局“110信箱”收到一封揭发信，署名“一个正义市民”的知情者，在信中痛诉了公兴路客运站地区，一伙内外勾结的黑社会团伙的猖獗行径。就是这封来信，敲响了以杨龙根、陈国英、马明华、陈阿宝等为首，内外勾结、盘踞国营客运站点达两年之久，具有“黑社会性质”团伙的丧钟。

　　“杨跷”成“黑社会”老大

　　杨龙根的前半生可谓劣迹斑斑：1976年因流氓遭少教2年，1978年因流氓被劳教3年，1985年又犯盗窃罪入狱8年……当他再次踏上社会时，却依然选择了一条歪路。

　　起初，他在闸北区的几处长途客运站点替人“打桩”拉客，间或也“客串”几回黄牛倒倒车票，赚取数十元的“辛苦费”。有了经验后，他开始锁定公兴路客运站为自己“打工”，有了每月固定数百元的“收入”。再往后，公兴路客运站就出现了一个叫“杨跷”的人，那是杨龙根在当地站稳脚跟后，“道上朋友”因其腿部残疾而送他的外号。不久，绰号“老张”的刑释人员张银江、年轻气盛的安徽无业人员张云，先后投奔“杨跷”，使这名昔日的“喽罗”有了当“老大”的感觉。

　　羽翼渐丰后，“杨跷”便尝试改变“传统”的谋生方式。他发现，以往的“打桩”拉客需要和客运站附近的黄牛“公平竞争”，不但效率低，而且已不适合他这40岁的“老人家”参与。于是，他干脆出动彪悍手下，以软硬兼施的手段摆平了众多“黄牛”，确保自己在倒票领域的“权威”地位。同时，他利用刁难、暗算等手段，迫使承包客运车辆的个体司机按月交纳“保护费”，开辟了一条丰厚的“财路”。

　　行李房组长投怀送抱

　　1996年底，张家港班车司机钟某开始向“杨跷”等交纳“保护费”，作为回报，“杨跷”等也竭力地为钟经营的班车揽客，使钟的生意一度红火喜人，看到这一情景，有人心中着急。此人名叫马明华，人称“老马”，是公兴路客运站行李房的组长，暗中却承包了一辆往返于上海、东台之间的长途车。当时，“老马”承包的车辆因缺少人气而月月亏损，见张家港班车人丁兴旺当然着急。为了私利，“老马”顾不上身份，暗中找到“杨跷”，许诺每月供奉600元“保护费”，请“杨跷”为自己的班车多费点心思。

　　堂堂国营单位的部门负责人竟向一个地痞求助，正愁和客运站内部没有联系的“杨跷”当然满口答应。此后，他不但费尽心思为“老马”的班车揽客，而且深知不能当真收取“老马”的“保护费”。利用1997年的春节、清明、中秋等节日，“杨跷”以“获利回吐”的方式，多次给“老马”送上礼金，每次500元，再加上每月一条“东渡烟”，算下来，两人之间的金钱来往几乎扯平。

　　替“老马”打工当然是有“收获”的，“杨跷”很快就“开发”了一项新“业务”：向客运司机收取行李费、托运费。按规定，旅客行李费收取后应由客运站和汽车公司按比例拆成，属于公款，而托运费则是客运车辆不准收取的，两笔费用的收取、监督职责都属于行李房。而“杨跷”却以个人身份将行李房取而代之，非法收取数以万元的行李费、托运费。此时，“老马”见班车营运有了起色，就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

　　稽查员被“银弹”击中

　　长途客运中，个体司机最怕稽查队检查。“杨跷”知道，如能得到稽查人员的帮忙，对“吸引”客户加入“保护网”将十分有利。

　　1997年底，“老马”为“杨跷”引见了上海长途汽车运输公司稽查大队的陈国英，此人不但身在要职，而且与交巡警、陆管处关系不一般。为了拉拢陈国英，“杨跷”先后四次委托“老马”给陈送去8000元现金，并打探到陈妻患病，按月送上补品。

　　不久，陈国英负责的稽查人员开始对“杨跷”管理的客运车实行免检，有时车辆违章，他还帮忙到交巡警、陆管处代为善后，“银弹”攻势果然奏效。

　　有了陈国英的相助，“杨跷”如鱼得水，这引起了客运站轮胎工陈阿宝的妒意。别看“阿宝”职位不高，可他和“老马”一样，都是客运站中较早“公私兼营”的活络人。但由于“阿宝”的私活也是靠给个体司机拉客收取“保护费”，和“杨跷”正好是“竞争对手”，所以双方常有矛盾。

　　1999年初，两人为了争夺张家港客车的“保护权”矛盾激化，这时，和双方关系都不错的张银江出面暗示“阿宝”，“杨跷”有“老马”和陈国英撑着，你一个人是斗不过他们的。“阿宝”掂量再三，终于答应加入“杨跷”队列，和对手“分享”客运市场。

　　“黑钱”打通各个环节

　　吃过十几年官司的“杨跷”开始喜欢上和管理者打交道，以前，他做梦都没想过自己会和他们称兄道弟，更没想过他们会帮助自己成就“大业”。他开始大胆设想：既然我能用钱买通“老马”、陈国英，为什么不用同样办法，把客运站各个关节全部打通。

　　在内部人员的指点下，“杨跷”等人开始对公兴路客运站的售票房、接发组、电脑房、行李房、门卫、场务司机、大门稽查等要害部门实施金钱渗透。比如：为打点接发组，“杨跷”以点心费为名，每周两次给组员递上30-40元的现金，后发展到按月支付接发组组长200元“工资”；为买通票房，“阿宝”、“杨跷”在一年半中，按月支付每班“工资”600-800元；为结交停车场管理员，他们还每月支付看车师傅570元“工资”……在事后警方从“杨跷”身边缴获的一份“1999年月收支表”上获知，他和团伙成员每月发放的“工资”多达21笔，总计近2.1万元。

　　收取“黑钱”的客运站各部门当然懂得“投桃报李”：大门稽查人员从收到的每月4000元“工资”中，分出600元作罚款上缴充数，余款均分后就听任“杨跷”指挥车辆自由出入；票房可以根据“杨跷”的需要，随时中断车票供应，好让黄牛们在场外得利；停车场管理员可以指定班车停靠位置，市口好坏全看“杨跷”的意思……1999年，“杨跷”几乎已成为公兴路客运站的“地下站长”。

　　吃喝嫖赌也要司机买单

　　就当“杨跷”等人逐渐渗透进客运站内部的同时，曾经受其“庇护”的个体司机们却越来越感到“保护”的“杀伤力”，其中，苏州运输公司张家港分公司44车队感触最深。

　　早在1996年，该车队就和“杨跷”搭上了关系，当时，杨还只是个拉客跑腿的小喽罗，靠每拉一客赚取2-3元的“小费”度日。1997年，“杨跷”收取的“保护费”涨到每车每月500元，1998年初倍增至1000元，当年10月又翻到了2000元，外加100元通讯费。44车队共有8辆张家港班车，如有拒绝“保护”的，“杨跷”等就以寻衅滋事和车站稽查等手段，对司机进行暗算、刁难，迫使8辆班车全部就范。

　　1998年10月，为了长期控制张家港线路的“保护权”，使非法行为表面合法，“杨跷”、陈国英等又以欺骗、威胁手段，向44车队强索“聘书”，聘杨龙根为驻上海长运公司客运业务员。期间，杨又多次携众前往张家港，吃喝嫖赌的花费全部摊派到司机头上。

　　在这一团伙的欺压下，44车队的8辆班车全部亏损，不得不于1999年10月31日全线停运，经济损失达10余万元。当时，某司机停运后没有上缴最后一个月的“保护费”，“杨跷”、“阿宝”等就专程赶往张家港，强行夺走司机的通行证，以高价勒索。据团伙成员案发后自己供诉，至1999年10月，其每月向客车司机收取的“保护费”高达2.6万余元，扣除其中的“工资”支出，余款全部被“杨跷”独吞。

　　黑势力全军覆没

　　举报信终于揭开了客运站的黑幕。

　　1999年11月24日，闸北公安分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杨龙根团伙的犯罪事实，12月8日晚，警方突然行动，一举将杨龙根、陈阿宝、张银江、陈国英、张云等涉案团伙成员缉拿归案。

　　由于案件涉及人员复杂，上海长途客运公司、闸北警方、陆管处等部门也开始围绕本案展开调查。至2000年初，先后已有50余名涉案人受到了政纪处分，曾被黑势力渗透的国营客运站终于又恢复了正常的营运秩序。

　　目前，闸北检察院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分别对6名涉案人员提起公诉。闸北法院近日将对此案进行公判，如检察机关指控罪名成立，此案将是本市今年宣判的首例因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记者 罗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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