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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刚刚升起， 向日葵朝它扬起脸来， 向日葵的花瓣荡漾着金黄的幸福， 一阵手风琴声来自围墙院里。 琴声这样婉转动人， 好像声音已经消失， 声音和我们的生命溶合在一起， 可是声音一下子又变得那样庄严，那样激励。 …… 50年代，一位部队作家把当时到处可以听见的手风琴声这样写入诗行，借以记录下“走出战争、进入和平的心境”。 过了近半个世纪到如今，手风琴的声音已经难得耳闻：偶然听到，它立刻就把我的思绪从稳定发展的改革开放年代，牵引回如日初升的建国伊始，引向“晨曦之国”——友好邻邦朝鲜的烽火战场和战争岁月。 元山的春天 1951年的春天姗姗回到人间，回到了三千里江山的东海岸。 我带着联络(翻译)到元山去采购物资。冰雪正在沿途的山岭和崖谷融化，朝鲜的迎春花——“金达莱”将细枝抽出岩缝，风一吹鹅黄的小花像金星闪烁；向阳的山坡上，灌木吐露初叶，远处的树丛间隐隐地飘浮起柳烟，展开片片嫩绿的草色。 过去的这个冬季终生刻骨铭心。短短几个月，离乡去国又出生入死。上年11月上旬，我所在的20军从准备渡台湾海峡作战的长江口太仓浏河集结津浦线邹县，中旬从东北辑安过鸭绿江，下旬便投入朝鲜战争的二次战役——奔袭攻围狼岭山、妙香山和赴战岭山脉之间的新兴里、下碣隅里、富盛里一线，以阻敌南逃最后聚歼之。 多年后每当我们60师180团的战友重逢怀旧，都会不约而同而不无骄傲地感慨：那正是朝鲜战场最艰苦的时候——当时不少红军时代参加革命的营团领导都说：比长征还艰苦呐！东线那些后来为全国人民稔熟的地名——盖马高原、长津湖、黄草岭，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冰天雪地、风雪交加，意味着一天连几口炒面、炒豆也吃不上的饥饿，意味着被敌人的飞机大炮炸平了的山头和弹尽粮绝后惨烈无比的白刃战、肉搏战…… 记得硝烟记得炮火记得焦土，记得尸横雪原、鲜血冻成猩红的冰河，也永难淡忘阵地上坑道里酷虐的冷。在零下30—40摄氏度的严寒中，我的脚趾开始僵麻肿痛，溃烂流脓，渐渐泛出坏死的青黑色。志愿军总部下发通知，为了防止冻伤的蔓延，建议战士们多多拥抱。其实，这在我们180团民运工作队的宿营地，早已经开始做了——紧挨着睡在我旁边的寿庭同志，天天把十六七岁的我的一双冻脚，紧紧搂贴在他的胸口，一夜直至天明。他对我的照顾胜过同胞的兄长。 也许因为穿越过战线的风雪，我浑身感觉到早春的阳光特别温暖；也许因为二次战役把敌军赶过了三八线以南、兄弟部队在第三次战役中打到了三七线接着又挺过了第四次战役艰难的运动防御阶段，我和战友们一样心里洋溢着战斗胜利的喜悦和战事平静的轻快心情。海港元山沐浴在阳光下一片宁静，我为部队采买完毕以后，钻进一户朝鲜居民的地下室，用当时朝鲜平民奇缺的几条香烟和一些针线，换下了一架与我的个子相比显得硕大笨重的手风琴。 “现在打仗，我们用不着这玩意了……好牌子哟，欧洲货。”我勉强可以听懂主任和翻译的讨价还价。在战争年代、物资极端贫乏的年代，他们没法再怜惜在和平年月给他们带来欢乐情绪和精神享受的任何东西。临走时，主任又送给我一沓厚厚的琴谱。 五老里心曲 六七年后，在南京军区的一次文艺会演中，我表演的手风琴独奏在所有参赛节目的角逐中获得了优秀节目奖。当时我工作的南京步校的同事们好奇地问我——这一手在哪里学的？跟谁学的？ “五老里”——我回答的地名，他们当然了无所知。 二次战役以后，20军在朝鲜东北部这个离海不远的地方休整了5个月。我在团卫生队，一边治冻伤，一边帮助工作。 卫生队长姓杜，上海浦东人，三十上下，在我眼里俨然既是老革命、又是知识分子了。他学的医科，在部队也一直领导医务工作，业务很熟练，工作也负责，按照现在的干部考核标准来讲就是专业对口的，水平和能力也称职的。 团里有了手风琴，除了我，最起劲的是他。 不打仗的时候，部队并不如想象的那般忙得不可开交，“小知识分子”们还会别生几缕闲情，写写诗歌写写信，吹吹口琴吹吹笛。而我和杜队长一有空就鼓捣那手风琴，谈不上谁教谁，也可以说是你教我我教你，几周下来居然无师自通，像模像样地拉出了曲子和调门。 键盘、贝斯、风箱、节奏……越来越熟悉，拉得也越来越得心应手。越来越多的人有事没事喜欢赶到卫生队来，围着我俩听琴、看琴、摸琴、聊琴……琴声节奏起伏、旋律悠扬，回荡在五老里的上空，与东面成川江上飘来的晨雾和暮霭糅合在一起；琴声回旋在志愿军官兵的心间，抚慰被战火烧灼煎熬的心灵，寄抒对和平的怀恋和神往…… 琴声也引发了一点想不到的反映，那就是在团里慢慢流传开对杜队长的看法和议论，无非是“心有旁骛”“不务正业”之类的意见。老杜也听到了，只是毫不介意地笑笑，不在任何场合作任何解释；但在我面前并不隐瞒他心里深藏的念头——他的理想从来就是搞音乐工作，有朝一日争取当作曲家！ 我毕竟还是很幼稚，对别人说的和他自己说的都似懂非懂、若明若暗；但比起别的同志，我对他的心思抱有更多的理解。我为他对我的信任而感动，我对他产生了超出一般上、下级关系的一份额外的敬重。 在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流血牺牲的战场上，在远远看不到战争尽头的日日夜夜里，他坚定执著地珍藏着自己的志向和抱负，珍藏着在和平的未来施展自己才艺的希望——谁能说这不是当时我们那支“雄赳赳、气昂昂”，“保和平、卫祖国”的正义之师在另一层面闪耀的崇高的素质之光呢？！ 如吼 如诉 一开战，我们的民运工作队就是文工队、宣传队、鼓动队。部队往前赶，我们赶在部队前面，好让鼓舞斗志、激发士气的口号、歌声、快板声——现在又添了响亮的手风琴声，紧紧伴随急行军的部队前进。 噼噼啪，噼噼啪， “11号”赶上十轮卡…… “……咕伐伐、咕伐伐……”——我用最强劲的节拍、最饱满的和声让手风琴跟上夏天阵雨般疾骤的快板词—— 十轮卡，甭提啦， 油箱打穿犯了傻， 车灯炸烂抓了瞎， 少爷兵下来像乌龟爬！ 老杜见缝插针地泡在我们这些小青年堆里，上衣披着，眼神呆滞，嘴里念念有词，仿佛作曲家进了全身心投入的构思状态。战士们创作的快板词、鼓动诗从班、排、连一把一把传递到我们手上，老杜飞快地挑来拣去，看见精彩的、中意的眼睛一亮，草墩土包弹坑战壕不管什么地方席地一坐，不一会儿工夫便将写着曲谱的香烟壳纸塞到我手上：“快拉，快拉！边拉边改！” 嘭嘎！嘭嘎！！ 嘭嘎！嘭嘎！！ 朝鲜半岛， 一支牙膏， 使劲一挤， 敌人拉倒！！ 嘭嘎！嘭嘎！！ 嘭嘎！嘭嘎！！ 中朝军队， 铁拳一对， 往南一推， 鬼子下海！ 嘭嘎！嘭嘎！！ 嘭嘎！嘭嘎！！ 站在战车辚辚、战马萧萧、尘土飞扬的行军路旁，我常会想起入朝那天夜里在鸭绿江浮桥上迎面而来、擦肩而过的朝鲜人民军械奏团的阵容。要是现在有他们手里的那些大家伙——圆号、长笛、定音鼓，我们的政治鼓动一定更加气势磅礴，八面威风！ 也许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战地鼓动都只能要求是推波助澜、火上加油，任何理性的推敲、艺术的琢磨都会被视作痴人说梦。这是有我无敌、你死我活的战争，是气可鼓不可泄的战场——历史会理解并尊重当时一切的狂热、亢奋和激昂慷慨，而决不会用正常时代的理念标准和理智尺寸来苛求它。 1951年4月下旬，第五次战役以排山倒海的阵势打响了。20军担任左翼突击。这是朝鲜战争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从正面突破的第一阶段到钳击合围的第二阶段，再到阻击撤退的转移阶段，三八线南北连续50天的强行军，也最后地考验着我们这一群年青的战士。在极度的疲劳之中，每天的宿营都是“乏不择地、困不择舍”，公路边、荒野里随便一间什么草屋土房，拥进去倒头便睡。天亮起来一看，有时候身边就躺着几具不明来由的僵硬死尸。 在当时的情况和条件下，宿营是没法讲究“男女回避”的了。一张朝鲜式的大土炕上，往往就是男兵一头、女兵一头，中间没遮没拦也分天下。 民运工作队的女兵们和男同志一样风吹日晒、昼夜兼程，一样的疲累不堪。她们的年纪已经开始有每月的特殊事情了，每逢其时，连我们这些混沌初开的小男兵也察觉出她们的惊惶失措和尴尬羞赧，使得大家也都莫名地焦躁不安起来。除了帮她们背枪背子弹背行李，别的忙是帮不上的；我们只能在平时不事声张地多为她们搜存一些棉花和纱布，或者是吸湿的干净纸张。 男女之间也渐渐萌生了一对一的亲近和照应。上海来的小姑娘陶敏和我是全队年龄最小的，她跟我就更有共同语言，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好感。两人到一起话就多，没隔阂没忌讳。战场上捡到什么好玩的小东西，你送给我我送给你。我的脏衣服经常被她抢去洗；我的棉军衣太大、袖管裤管太长，也少不了由她动手裁剪去掉一截。这时候从元山带回的手风琴谱已经被我摸得烂熟，除了《志愿军战歌》、《解放军进行曲》之外，我还已经会拉许多外国抒情歌曲了，苏联的《喀秋莎》《波尔卡》《马刀进行曲》、朝鲜的《春之歌》《桔梗谣》……一首接着一首在周围有人或无人的时候拉，平时一听琴声就放开喉咙唱歌的陶敏这时反倒默不作声了，只是歪着头全身全神贯注地谛听着，好像尽力想从琴声里听出我想告诉她些什么。 宿营的铺位上，有时我们离得很近。外面的星光月光照明弹的白光照射进来，我偷偷地看见她的眼睛睁着，闪耀白天看不出的光亮。 在炮火连天的日子，青春的憧憬如期偏跹而至；在时刻准备浴血和捐躯的极其恶劣的环境里，人的友情、人的良善天性照样灿然绽放美妙纯真的花朵。 呜咽系念着永恒 那一天的夕照，多像人在战场的命运，吊悬一线而瞬息万变。本来暮春时节的一片恬静安谧的余晖，转眼间显露出狰狞和凶险。 开晚饭前的一点时光，我和我的“忠实听众”副班长苗长青沿着驻地的山脚转悠溜达，我们的脚步和心情都说得上是优哉游哉。这里是距离中朝边界只有几十公里的一个山村；在朝鲜最后一个夜晚的暮色刚刚开始降临。 已经换防的我的部队明天就要回国。谁的心里这一刻不充满如释重负、了无挂牵的感觉？战斗的任务已经卸下双肩，战争实际上已离我们远去。 两年的战友，这时却不谈两年来的征程战况；而明天、将来，一时似也无从说起。我听说他已内定“招飞”——回国后即参加飞行员培训，待会儿我要探听探听，不知做过机要通讯员的他，对我会和盘托出呢还是守口如瓶。我们只是散漫信步，享受一脚已经踏上和平门槛的轻松和欣慰。 天空出现一架飞机，敌人的。志愿军入朝时，不少战士对飞机是“少见多怪”的，至于直升飞机更是因从未见过而当作怪物；后来见多了、打交道多了，也就不稀奇了。 飞机在山沟上空盘旋转圈。我俩仍只顾边走边说笑，偶尔站定叉着腰，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它。 突然看见飞机侧转机身俯冲下来，只觉着苗长青用手臂把我狠狠一推，我跌倒在身边的土沟里。 一长串机关炮的啸叫声，贴着我的头顶掠过。一阵扫射过去，我爬起来，飞机已经杳无踪影，只见苗长青在离我几步的原地趴着，头部中弹，满额满脸的脑浆鲜血溅湿了野草泥土…… 当天晚上，全团笼罩在悲恸压抑的气氛中，谁也不可能再有心思美餐一顿或者吹拉弹唱。战争，在我们与它行将告别的时候，又一次让我们领受其残酷无情。 我当然更无法从极度的震惊和哀痛中苏缓过来，只管默默地噙泪整理苗长青的遗物，收拾自己的行装。手风琴撂在一边，我没去碰它——如果我打开它，它一定会马上潮水般汹涌悼念战友的呜咽。 我的在战火纷飞中朝夕相处的战友，在战斗胜利后的战地松林里腰佩驳壳枪搂肩合影的战友，你从此再也听不见这战友的琴声了！你无言的壮烈，永远激励着我，给予我生活的勇气和斗争的力量！ 翌日黄昏，我背着沉默而静穆的手风琴，又一次踏上鸭绿江浮桥。又过两天，一列闷罐车把我拉回浙东家乡，车门打开，祖国的锦绣江南满眼青绿，水乡的熏风扑面而来。 战友们互道珍重，同祝进步，各奔前程。那时当然不会想得到——几年以后，老杜(杜学文)果真实现夙愿，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并留院工作；因冻伤在战地医院截去双腿的大郑，没过多久就自己结束了生命——大概他想以这种方式保存自己高大英俊的完美；而我和陶敏的关系，却由于说不明道不白的原因，就中止在原来的界线上，没有按照似乎顺理成章的逻辑，在和平年代的花前月下跨出后来的步子…… 拉手风琴的不知是怎样一个人？ …… 如果是一个老年 怎么能洋溢着这样火热的青春？ 如果是一个少年 怎么能有那么多战斗的经历？ 我当时自然也无从得知，我后来的琴声是否真如这诗写的一样，既蕴含青春的美丽，又流泻战斗的激情；如果有人听到我的琴声，猜忖琴手是老人还是少年，那只能说明我的琴声穿越过淬炼人、熔铸人的战火，来自远方的战场。 ——真的从少年走到老年。被儿孙辈讥为“老掉牙”东西的那架手风琴，也早已束之高阁、尘封多年。有时候碰上良辰美事或者酒酣兴浓，老伴会把它打开来挎上我的肩胛，可是还没等我拉出一串音符，年轻人和孩子们便会一边投来奇特的目光，一边喷发出嘻嘲的笑声——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代沟”吧！ 今天的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生活里，确实几乎已经听不到手风琴声了，时尚的乐器更新换代，它已不再流行。不过，我仍旧深挚地珍爱它，怀恋它伴随着我在战场上迸发的声音，怀念据说现在也已经不怎么流行了的友谊、爱情(哪怕只是朦胧的)——战友深情！ 战场琴声，你真会变成绝响吗？ 2000年7月 为迎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50周年而作 陈学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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