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不仅是无数共产党人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的地方,更是进步知识分子走上革命征途的起点。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没有入党,但以民主人士身份为党做了大量工作。邹韬奋就是他们当中杰出的一员。在上海,他创办了著名的《生活》系列报章杂志,成为出色的新闻工作者。在他的革命征途中,夫人沈粹缜始终默默地支持着他。邹韬奋的出色和沈粹缜的平凡相互辉映,堪称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楷模。
1933年7月14日,邹韬奋离开上海赴欧洲考察,写了《萍踪寄语》和《萍踪忆语》这两本在我国现代散文史,特别是报告文学史上具有相当地位的著作。
1935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回到上海的邹韬奋办起了《生活日报》和《生活星期刊》,但这两份进步刊物不久即被迫关闭。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史称“七君子事件”,邹韬奋由此更为国人所知。
出狱后,邹韬奋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办报—革命—流亡的生涯,他接触了大量的共产党人,并曾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生活了四个月时间,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决心。
在邹韬奋身后,夫人沈粹缜始终默默追随。她要带孩子,要操持家务,虽然忙碌的邹韬奋很少顾家,但她从不以经济上的问题来影响丈夫。据范长江回忆:1941年在香港时,“我发现他的夫人沈粹缜女士有些为难的样子,仔细一问,原来他在香港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费用均无着落,才由朋友们商量以预支稿费的方式按月给他四百元港币,才算解决了他全家的生活问题。”
1942年,邹韬奋在广东梅县隐居,回到上海后,经诊断得了中耳癌。邹韬奋在稍微平静的时候,对沈粹缜说:“你瘦了,是我的病把你折磨瘦了。”
病榻上的邹韬奋念念不忘革命,在遗嘱中要求入党。他对沈粹缜说:“等我病好了,我们一定到延安去。”临终前,邹韬奋在一张纸上专门为沈粹缜写了“不要怕”三个字,这是邹韬奋留给沈粹缜最后的话。
在上海,因为邹韬奋正受到日本侵略军的通缉,他的遗体也只能用化名暂时寄放在上海殡仪馆里。人们都沉痛悼念这位党外的布尔什维克。9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唁电:“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谨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毛泽东在挽辞中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对邹韬奋一生革命实践的最确切评价。
韬奋的事业是从《生活》周刊起步的。《生活》周刊创办于1925年10月11日,其初衷是对普通市民进行职业教育。1926年1月,邹韬奋与沈粹缜结婚。主编《生活》和解决个人生活,对年轻的韬奋来说都是一大飞跃。
婚后的邹韬奋得到了一个典型的东方妇女所给予他的真挚、朴素而淳厚的爱情。沈粹缜理解和支持丈夫的思想和性格以及他的事业。韬奋要独立主编《生活》周刊,因为人手不够,他不得不全心扑上去,早出晚归。邹韬奋1937年在苏州监狱中曾回忆起这段生活:“我的妻子有一次和我说笑话,她说:‘我看你恨不得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其实后来纵然‘把床铺搬到办公室里面去’也是来不及的。”我们不难想象邹韬奋在说这段话时幸福与戏谑相交融的甜蜜,也可以体会到沈粹缜对邹韬奋嗔爱参半的复杂的感情。
萨空了回忆说:“邹韬奋差不多大我十岁,可是在我看来,他天真得像一个孩子,这一点他的夫人沈粹缜女士是有同感的,她经常也像照顾一个孩子一样地照顾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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