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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1999年12月31日突然宣布辞职，同时任命普京为代总统，这一决定震惊了世界。叶利钦近日在名为《总统马拉松》的回忆录中首次披露了辞职的内幕。该书于本月10日在莫斯科出版，10月18日起在全球公开发行。这是叶利钦的第三本回忆录。该书详细记录了叶氏自1996年连任总统到辞职前发生的重大事件。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刊日前刊登了回忆录的部分章节。现译出，以飨读者。 (一) 1999年12月28日，电视台像往年一样录制总统向全国人民发表的新年电视讲话。录制工作在克里姆林宫进行，新年枞树、金色大钟、我熟悉的一套礼仪和新年贺词。其实，奥斯坦金诺电视台摄制小组只有几个人：导演、摄像、录音师和灯光师。录制工作进行得认真紧凑，无可挑剔。 “这样吧，今天我的嗓音有点儿嘶哑，我也不喜欢这个贺词，几天后准备重录！” 贺词撰稿人的脸一下子拉长了。今天录制前，我并未提出任何修改意见，这一切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为什么？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应该再改一改贺词，我给你们三天时间，12月31日再录。” 摄制组的人立即抱怨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为什么31日？什么时候剪辑？如果您再提出意见或临时出点儿故障怎么办？时间太紧了！” “我再说一遍：31日再录！”说完，我就朝着出口走去…… 我不能向这些可爱的、恪尽职守的人们说实话，不能告诉他们，我为什么这样“任性”。上帝保佑！这些人没有感到奇怪，只是有点儿沮丧：他们已经习惯我的性格，习惯了我的即兴发挥和出人意外的举动。 “如果他们当中有人怀疑怎么办？”想到这，我放慢了脚步。保镖有点儿不知所措，他也放慢了脚步，惊奇地看着我。 长长的克里姆林宫走廊让我有时间平静下来，恢复常态和认真思考。 还真有内容让人思考…… 我还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对总统办公厅的最知心的助手们隐瞒如此重要的决定。 我总是喜欢一个人作决定。一旦作出决定，就立即付诸实施。已经作出的决定不容耽搁。每一小时都会使其失去效力和效率。所以，像往常一样，我立即启动“传动皮带”，启动落实机制：首先当然是我的办公厅主任，随后是我的助理们，再往下就是分析部门、法律专家和办公人员；在此之后是总统发言人、电视记者、各大通讯社。 每过一分钟知道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每过一分钟这一决定就会一波三折。 在我担任新诞生的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八年期间，事态总是这样发展。 今天却不同，今天从头至尾都是我一个人承受着这一重要决定的重压。差不多一个人。 因为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儿，此人就是普京。 说心里话，我很为难。一个人受此重负实属不易。当时，真的好想和另外一个人说说心里话。 但是不能啊！如果一旦走漏风声，一切就会前功尽弃。这一重大举措在道德上的、人的和政治上的意义就会丧失。就会失去这一决定的实际效益。这就是我要辞职的决定。 我是有意识、自觉自愿辞职的。我把自己的政治意志的全部力量都凝聚在这一举动之上。如果一旦走漏风声，任何有关预测的言论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不！百分之百地可使我的这一决定的意义化为乌有。 (二) 今天，我要将此事再告诉两个人。我请总统办公厅主任沃罗申和前办公厅主任尤马舍夫在18时到哥尔克-9号总统官邸。 他们在客厅等候。说实话，我很紧张，非常紧张。开始实施预定方案了。这真有点儿像发射火箭的那一刹那！ 我让卫士请他们进来。 “亚力山大·斯塔里耶维奇！瓦连京·鲍里索维奇！请注意听我说。我想把我的决定告诉你们：12月31日我将辞职。” 沃罗申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尤马舍夫也一下子惊呆了，等着我往下说。 “请立即起草相关命令和告人民书。”我继续说到。 沃罗申还是傻傻地看着我。 “亚力山大·斯塔里耶维奇！您的神经……总统刚才跟您说，他要辞职，您怎么没有反应呢？您明白我说什么了吗？” 沃罗申清醒过来了。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总是把强烈的反应隐藏在内心深处。我当然明白您的意思。作为总统办公厅主任，我本应劝阻您。但我不这样做。您的决定是正确和十分有力的……” 后来沃罗申对我说，当时他是那样地惊慌失措，以至于失去了自控能力，一时语塞。 这意味着一直以强硬著称的沃罗申也有神经顶不住的时候！ 而作为大手笔的尤马舍夫立即对这一事件作出了美妙绝伦的评价：新世纪！新总统！ 后来我们在一起商量了技术性的细节问题：什么时候拿出告人民书的稿子，哪些书信、命令和法律文件必须在12月31日早上准备好。总统作为国家元首自愿辞职，这在俄罗斯近代史上尚属首例！在法律上要经得起推敲。 我们还拟定了12月31日的具体计划：什么时候录制电视讲话，什么时候签署总统令，什么时候以书信的形式通知杜马和上院。和谁见面，和谁通电话。所有这一切现在就要安排妥当。 看来，我们一切商妥，万无一失了。 依我看来，他们俩都没想到我会作出如此决定。尤马舍夫与我相识已十年有余，就连他也未料到我的这步棋。 当我们差不多一切都商妥时，尤马舍夫突然提出：“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不让塔吉扬娜(叶的小女儿)知道是不对的，既不对又不公平。最近四年，她一直在您身边工作，请您将此事告诉她吧！”“好，我考虑考虑，”我说。 (三) 与他们告别后，我心乱如麻。以前我作决定，从来不和家人商量，可这次不比往常啊！我的决定与她们的命运真是密切相关啊！ 我把塔吉扬娜叫来，让她坐在我的对面。她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我听着呢，爸爸！” “塔尼娅，我决定辞职。” 塔吉扬娜惊愕地看着我，突然，她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哭了起来，我掏出手绢儿，递给她。 “爸爸，请原谅！请原谅！你不要往别处想，这太突然了，你对谁也没有说过自己的想法，你是好样儿的！让我来亲吻你……” 后来，我和女儿坐了良久。她对我说，辞职后我们家的生活将是十分有趣的。全家人一起漫步街头，一起去做客，所有这一切将与礼宾规则和出行计划无关。她一边说，一边流泪。“女儿，你是不是想把爸爸也逗哭了？”我对她挥挥手，说：“你走吧！” 塔尼娅像小孩子一样，不知所措地问到：“妈妈怎么办呢？妈妈什么也不知道。”“以后再说，一切都以后再说。”我们一起下楼吃晚饭，奈娜(叶夫人)察觉了塔吉扬娜哭过。她仔细地看了我一眼，但什么也没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任何环节都不能间断，丝毫不能走漏风声。一旦消息不胫而走，我就不辞职了，我将晚些时候再辞职。我想，不会出任何问题的。这么可靠的总统班子是不会出问题的。 同时，我也在兴趣十足地观察：在温馨舒适的家庭气氛中，我自己倒有点儿沉不住气了：“31日之后……31日之后一切就会真相大白……”我要说，我要观察，看看到底反应如何。 奈娜心绪稳定，大女儿列娜也很平静。她们是不是猜到了什么？不会的，她们什么也没怀疑！ 即使她们怀疑到了，也为时以晚。已经进入倒计时。真正的政治炸弹已经开始起爆。谁有胆量站出来阻止它起爆…… 现在就剩下一件最主要的事：与普京谈话。 (四) 这是第二次与其谈话，我相信，谈话将是十分短暂的。第一次谈话是在12月14日，在我的郊外官邸。在议会选举前五天。那次谈话时间可不短。 普京的最初反应令我沮丧。他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想，我对您的决定没有准备。” ……不，这不是软弱。普京可不是软弱之人。这是强人的疑惑。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明白吗？这对我来说可是一次非常沉重的机缘啊！”普京说。 当时，我非常不想劝说他。我开始讲我自己，讲我是怎样来莫斯科工作的。那时我刚过五十，当时的年龄比普京大7、8岁，身体强壮，精力旺盛。当时我想，如果莫斯科的官僚们要整治我的话，我就干点儿别的工作，退出政治，回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干我的老本行——建筑。生活就像大地一样宽阔无边。 但宽阔的大地上只有一条小路。怎么向他解释呢？ “年轻时，我也曾想换个活法，不知不觉到了今天这个样子。不得不选择呀！现在该轮到您选择了。”我说。 普京说起别的来了：“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俄罗斯非常需要您，您对我帮助太大了。您还记得伊斯坦布尔多国首脑会吗？如果真的是我去了，肯定是另外一种情形。您去了之后，情况大变。我们和您一起工作，这很重要。要不，您到期再离职？” 我没做声。我看了看窗外。两个人坐在一起谈话。极普通的一个早晨。就这样开诚布公，侃侃而谈。而我与普京不同，我知道，作出的决定已是板上钉钉，不可更改了。 “怎么样？您还没答复我呢！”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同意。” 当时我没有告诉普京辞职的确切日期。 那天之后又过了两周。普京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我们的谈话内容。12月14日，我们敲定了最主要的，现在要讨论细节了。 12月29日，早晨9点。克里姆林宫。他走进了我的办公室。我立即感觉到，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更刚毅的人。我感到满意。我喜欢他的锐气。 我对普京讲，我决定在12月31日辞职。我告诉他，我想怎样度过31日上午，然后事态是如何一一发展。电视讲话、签署命令、转交核按钮皮箱，会见强力部门负责人等等。我和他一起修改了我们的共同计划。 我非常喜欢普京。他反应灵敏，对计划的一些修改都十分准确具体。 我喜欢这一阶段的工作。已摆脱了情感和思想的束缚，转向了严格的实施阶段。事情很简单：一个总统辞职，另一个暂时还是代总统的人就职。在法律上准确无误地实施俄罗斯宪法的有关条款，因为这在俄罗斯历史上是第一次，重要的是不能出任何纰漏。 工作终于结束了。看来没有什么遗漏。总统办公室也没有让我流露伤感。但此时此刻，当我最后一次作为总统，而普京最后一次不作为国家元首，我真的想多说几句。依我看来，普京也是如此。但我们什么也没说，相互握手拥抱后告别。下一次见面的时间是1999年12月31日。 (五) 12月31日。尤马舍夫送来了电视讲话稿。我读了几遍，开始修改：谁也不应该以为我是因为身体状况辞职的，或者是有人迫使我作出辞职的决定。实际上我明白了：就应该现在辞职。 尤马舍夫争辩说，“谁也不会想到您能够被迫离职，或因病，或其他原因。离大选只差半年了，病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改了，反而令人生疑。” 我想了想，又读了一遍，就同意了：看来他是对的。 12月31日，我醒得要比平常早。今天可不能睡懒觉。 早餐过后，我准备出发去上班。塔尼娅提醒我：“不告诉妈妈吗？” 我再次犹豫起来：“可能不应该现在就让她激动？” “爸爸，我求您啦！” 我站在门厅，不知如何是好。我慢腾腾地系大衣扣子。 “奈娜！我作出了决定。我要辞职。一会儿就发表电视讲话，你注意看电视。” 奈娜一下子怔住了。她看看我，又看看塔尼娅。她怎么也不相信。突然，她像一股旋风，扑到我的怀里，一边亲吻着，一边拥抱着我说：“太幸福了！你终于作出了决定。鲍里亚，这难道是真的吗？” “好啦！我该走啦。” 一切尚未开始，可我已激动得到了顶点。 塔尼娅是正确的。不事先把这个决定告诉夫人——你的最亲最亲的亲人，当然不好。这太不近人情了。看来，我逐渐变得越发多愁善感起来了。从一个政治家又变成了普通人。真是好样的！ 总统专车缓缓地开到我家门前。防弹车胎发出一种特殊的声响。总统卫队长托里亚·库兹尼佐夫习惯地为我打开车门。他可能在想，还可以有半年时间，每天早晨我们一起去克里姆林宫上班。我什么也没告诉托里亚。等我退休后再和他好好谈心吧。 早上8点。沃罗申将总统办公厅法律司司长布雷切夫和总统办公厅法律问题主任助理朱伊科夫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下达指示：起草关于总统辞职的命令以及给杜马和联邦委员会的两封信。 早上8点15分。我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和往常一样，办公桌上摆放着今天的工作计划。几点开始录制新年贺词，接着会见总理普京，然后接见总统办公厅几位副主任，讨论1月份的计划，最后还要打几个电话。 但是，这个计划已经不需要了。 我从西服上衣的内侧口袋里拿出今天的计划。纸有些皱了。我最容不得把文件弄得皱皱巴巴的。我把纸放到桌子上，先把纸弄平，又在上面压上公文夹，以防被人看见。时间正在一分一秒地过去。 早上9点。办公室主任谢缅琴克走进办公室，把一袋例行的总统信件放到我的桌子上。我应该在今天下班前阅读完这一袋文件(密码电报，强力部门领导人的报告，外交部的电报等等)，纸袋上写着：两封信，几份否决的法令，交给各部门完成的几项任务以及一些贺电。我看到还有一个文件——总统致联邦会议的国情咨文构想。我想，“这已经用不着了。” 谢缅琴克向我表示新年祝贺后，就走出去了。 现在，除了那份有些发皱的计划以外，放在桌子上的所有文件对我来说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那几份主要命令准备好了吗？我按铃叫来接待室的值班员，询问沃罗申何时来。 他拿着一个红色公文夹走进来，表情有些激动。看来亚历山大· 斯塔里耶维奇也受到了感染。只见他胆怯地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所有文件似乎都准备好了……”我严肃地看着他：“你，怎么突然又犹豫起来了？按计划办！” 沃罗申惊讶地看着我：“绝对没有，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看您说的，我们正在行动。” 我又按了一次值班的铃，请通知普京9点半来。 (六) 我打开红色文件夹里的命令： 1.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2款第2条规定，我从1999年12月31日12时起停止履行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权力。 2.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第92款第3条规定，从1999年12月31日12时起由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临时履行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权力。 3.本命令从签署之时起生效。 谢天谢地！我怀着激动和兴奋的心情，饱蘸墨水，挥笔签署了这项命令。 9点30分，普京走进办公室。我们互致问候。我要求把文秘负责人舍弗琴克、新闻秘书亚库什金、克里姆林宫摄影师穆拉维也夫和欣佐夫也请到办公室来。 我注视着他们每一个人，大声宣读了命令。舍弗琴克第一个忍不住了，他几乎呻吟道：“鲍里斯·尼古拉也维奇，请暂时不要公布这个命令。让我们等一个星期。我们还要同您去一趟以色列。” 我看着普京。他克制着自己，有些腼腆地微笑着。我紧握他的手说：“祝贺您。” 我的同事们：库兹涅佐夫、谢缅琴克、格罗莫夫、瓦弗拉、接待室的秘书们等所有的人，我无法一一列举出来，都惊呆了。我只记得他们一个个惊讶的眼神，似乎在问：为什么？我明白，对他们来说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但是，我没有料到，他们会惊讶到这种程度。 现在是录制电视讲话的时候了。 我走进为录制新年贺词而布置的熟悉的办公室。还是那些电视记者。但他们的神态却没有过年的样子。他们已经知道了，我要辞职。半小时前，按照我们的计划，沃罗申将我的电视讲话稿交给他们。这个讲话稿已经打印到录制电视节目的提示板上。我坚定地走到桌旁，坐下来。导演基斯罗娃发出命令：“开机，开始！” 我突然感觉到，我的声音在颤抖。谢天谢地，没忘记放一杯水。喝了口水后，我就平静下来：“亲爱的俄罗斯同胞们，亲爱的……” 我几乎没有激动，几乎……有一次，灰尘落到眼睛上，我用手把它弹掉。 当读到最后一个句子时，我听到大厅里钟表的滴答声。然后有一个人鼓掌，又有一个人鼓掌，接着，我抬起眼睛，看到所有摄制人员都站起来祝贺我。我不知所措。妇女们禁不住泪流满面。我努力让他们振作起来。叫人拿来香槟酒，把鲜花送给妇女们。我们举杯，为新年干杯，为这一天干杯。 我在内心深处揣摩着自我感觉和心态。我感到有些惊讶，心态很好，非常好，精神饱满。 摄影师从摄像机里取出摄像带。我把摄像带拿在手里。一个小黑盒子。可这是最重要的文件！大概，比给杜马的任何命令和信件都重要。我在这里向人们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从我迈进录制电视讲话房间的那一刻起，我的总统任期就结束了，弗拉基米尔·普京开始履行总统职责。 我把目光投向尤马舍夫，向他点头示意。他拿起录像带走了出去。克里姆林宫6号门附近停着一辆防弹车，在波罗维茨基城门的出口处，停着开道的交通警车。录像带应该由保安人员护送到奥斯坦金诺电视中心。尤马舍夫亲自监督在12时整把消息发布出去。 (七) 我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按计划接下来的一项内容是转交“核匣子”。由于这个场景公众最感兴趣，应亚库什金的请求，我们让电视摄像师拍下了这个历史的瞬间。实际上，这个转交仪式是很枯燥的。 从这一刻起，又一个象征总统权力的标志落到了普京肩上。我放弃了这个权力，从此我不再负责核按钮了，或许从此失眠不再那样折磨我。 11时30分，接见强力部门领导人。举行隆重的告别宴会。宴会安排在三楼的总统套房里。 这是我们的告别仪式。我向这些可靠的同志们告别，他们向自己的最高统帅告别。此时此刻，相互间的祝福终身难忘。 11时50分左右，塔尼娅突然接到奈娜的电话，她说：“塔尼娅，我想，不应该今天宣布辞职。为什么要让人们担心，为什么要让人们激动，为什么要让人们着急？你想想，应该庆祝新年，而总统却辞职了。不能等两天吗？等新年过后再走。你好好想想，跟爸爸商量商量。” 塔尼娅斩钉截铁地回答说：“妈妈，这是不可能的，你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你看电视吧。” 倒是看电视遇到点儿麻烦。差5分钟12点时，我们发现，原来我同强力部门部长聚会的房间附近没有电视。于是大家赶快去找。后来把塔尼娅办公室的电视机搬来了。当把电视打开时，差半分就开始播送我的讲话了。 就当时的心情，我不想看电视。我想闭上眼睛，低下头。但是我还是认真地看着屏幕。 部长们，将军们，大家默默地看着电视。一些人眼睛里滚动着泪花。要知道，这是国内最硬的汉子们。 人们喝着香槟酒。吊灯、水晶灯、窗棂，闪烁着新年的光彩。我在这一天突然第一次感到了新年的气息。今天，我给大家送了一份新年礼物！不知谁从哪里拿来一大簇鲜花。 快到一点时，我起身和大家告辞，并向门口走去。心情轻松、愉快。只是心脏跳动得厉害，这是这几天紧张工作的结果。我在走廊的电梯旁停了下来。我差点儿忘了一件事。我从衣袋里拿出总统的钢笔，就是刚才签署最后一个总统令的钢笔，送给了普京。 行了。现在一切都完成了。今天想做的事情都做完了。 我走下台阶。我的车开了过来。四周是雪。克里姆林宫的雪软软的，白白的！ 想同普京说点儿告别的话。 他前面的工作是异常繁重的。真想能为他提供帮助。“你要珍视俄罗斯！”我对他说。普京看着我，点了点头。汽车缓缓地启动了。我闭上了眼睛。我毕竟累了。太累了。 在去别墅的路上，车里的电话响了。副官说：“美国总统克林顿想和您通话。”我请美国总统晚些时候，17点再把电话打过来。现在我可以这样做，因为我退休了。 奈娜和莲娜出来迎接我，他们吻了我，向我祝贺。孙女儿卡佳打来电话，她说：“爷爷，你真是英雄！” 塔尼娅始终没离开电话。电话铃声不断。我对她说：“我去睡两个小时。别叫醒我。” 新年到了，圣诞老人照例登门拜访，送来了礼物。给我的礼物是一块表。 然后我们走出房间。天上，繁星闪烁，地上，白雪皑皑。乡村。夜色。我同家人很久没有这样幸福地呆在一起了。很久很久……(本报驻莫斯科记者杨政、李永全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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