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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84岁的“国王董事长”郑周永宣布将携同两个儿子郑梦宪和郑梦九,退出现代集团管理层。郑周永由副手宣读的这份声明中说,“集团内部互相扶持的结构一直是我们成功的经验,但现在我认为,引入独立的职业经理人更适应国际潮流,是集团在全球化时代保持成功的必由之路。” 现代集团的债务危机已经积重难返,集团主要企业现代建设和现代商船都陷入了资金周转困难。现代建设今年在偿还了近5亿美元的短期债务后,到5月已经弹尽粮绝。现代商船发行的3亿美元短期企业期票即将到期,而一些金融机构拒绝延长兑付期限,使集团“捉襟见肘”。 现代集团的危机正好发生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实现历史性会晤前夕。几年来,郑周永作为南方的友好大使为南北交流做了许多事,扮演了政治家们难以替代的角色。 郑周永出生于朝鲜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1998年6月16日,他把500头牛通过板门店送到朝鲜,成为第一位在没有政府官员陪同下跨过边界进入朝鲜的韩国人。目前,现代集团是在北朝鲜投资额最大的韩国企业。 郑周永的北方情结将由五子郑梦宪来延续。在现代集团的这次危机中,郑梦宪将辞去在现代建设、现代电子、现代证券等一系列公司中职务,唯独不放弃对现代集团朝鲜事业的管理权。 家族内讧曝出财阀绝症现代集团是韩国财阀体制的典范,在政府宽松的贷款条件下,郑周永从汽车修理厂起家,经营范围逐步发展到造船、汽车、电子、半导体等各个领域,最终成为一个拥有52个下属公司,总资产达700亿美元的巨型企业,为韩国五大企业集团之首,对韩国经济的影响举足轻重。 财阀体制最大的弊病是不计效益,盲目进行规模扩张。在财阀经济体制下,韩国培植了现代、大宇、三星等5大企业集团,但却牺牲金融业的良性运转。近年来,韩国银行界在呆帐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仍然“舍身”向经营状况不佳的现代集团注资,支持它收购起亚汽车公司、LG电脑,却没有盼来现代集团经营状况的好转。现代公司的负债额一度高达660亿美元,是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收购了LG电脑的现代电子,去年的收入甚至无法偿还其债务。 金融危机后,韩国政府认识到,五大财阀家族管理体制已根本不适应全球经济竞争的需要。今年3月,“现代家族”争夺集团领导权的内部争斗使人们对现代彻底丢掉幻想。 郑周永被下属称作“国王董事长”,在现代集团享有绝对权威,小股东和公司管理人员对集团领导的更换不能发表任何意见。郑周永的五个儿子和一个侄子,每人控制一部分产业。其中二子郑梦九、五子郑梦宪实力最强,郑梦九负责现代汽车、起亚汽车和仁川制铁等企业,郑梦宪掌握现代证券、现代商船、现代电子、现代建设等公司。 由于长子郑梦弼已经过世,按照韩国传统,郑周永将把现代集团的控制权交给郑梦九。 随着郑梦宪在集团业务中脱颖而出,从1998年初起,次子郑梦九与五子郑梦宪同时担任集团董事长,两人就集团领导地位开始了明争暗斗。今年3月24日,郑周永打破了韩国家业传长子的传统,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宣布选择年富力强、拥有美国MBA学历的郑梦宪作为集团董事长,解除了郑梦九的董事长职务,只让他留任现代汽车董事长一职。 对此,据说郑梦九先是委屈接受,后来又坚决否认。 郑氏家族的内讧一出,加重了社会各界对家族管理体制的反感,并直接波及汉城证券市场。汉城股市综合指数从年初的1059点跌至5月的656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现代集团相关的股票大幅下跌所导致的。 不改革银行不贷款对现代集团最近的事态发展,韩国政府没有过多表态,只是声明与己无关。这多少有些此地无银的味道。 遭受金融危机沉重打击后,改造企业管理体制,建立起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是韩国政府的重要目标。早在去年8月,韩国总统金大中就会晤了现代、大宇、三星、LG和鲜京等5大企业会长以及主要债权银行行长,敦促大企业加速结构调整。金大中要求大企业改变以往的庞大集团式的经营方式,实行各系列企业独立经营并通过加强主力产业。 为此,大企业必须改善企业的领导体制,抑制大企业内部各下属企业间的循环投资并切断其不当的商务往来,防止变相的继承和赠与。 今年1月,金大中又与几大企业集团会长会晤催促这一进程。金大中强调,“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韩国就有可能再次陷入金融危机。 他要求大企业集团自律改革,并说必要时政府将进行直接或间接的介入。政府的态度已经再明白不过了。 事实上,通过老郑的退休,韩国政府正趁热打铁,推动韩国财阀体制的彻底改革。金大中总统的经济顾问李基和(音)6月2日说,政府经济机构将设法推动以职业经理人取代创建家族在五大财阀中的管理地位。对积极响应政府倡议的集团,银行将给予较高的信用评级。 “简单地说,如果哪个集团董事会中没有创建家族成员,银行将以更优惠的条件提供贷款”。韩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将建议银行界制订这种倾斜政策。 韩国政府和银行界对郑周永的家长式管理失去了耐心。由于现代集团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太大,政府和银行一直设法避免它像大宇那样被彻底清盘并最终解体。为此,现代集团的主要债权银行外汇银行等5家银行在政府的支持下,不久前仍然决定向现代建设提供2000亿韩元的贷款,向现代商船提供1500亿韩元的贷款,帮助它们克服资金困难。 但是,这一次他们要求现代集团加紧结构调整步伐,特别是领导机构的调整,并要求郑周永名誉董事长“完全退出一线”,并交出详细的企业改组报告,以恢复市场对现代集团的信任。 从管理改革到产权改革郑周永宣布退出现代集团管理层,并将引进职业经理人。对此韩国媒体和经济学界半信半疑。 韩国的企业也有首席执行官,但在家族势力牢牢控制股东和董事会的背景下,这些首席执行官往往“沦为”公司的又一个雇员。一位当过首席执行官的人士说,美国的首席执行官可以做所有人都不同意的事,而韩国的首席执行官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就做不成任何事。在西方,成功的首席执行官可以拥有公司认股权,而韩国的家族财团显然不愿看到“肥水流进外人田”。 在多数情况下,创建家族在整个集团的总股份最多只有5%,但是他们却能利用集团下属企业间相互投资,在董事会得到高达50%的投票权。通常由于多数小股东不参加董事会,这时只需要有30%的股份,就可以控制董事会。 因此有学者指出,要想让职业经理人在韩国重新生根,首先要改良韩国的经济土壤--改革大财阀的产权结构。 韩国政府曾建议在董事会中引入外部董事和审计员来改革大财阀的管理体制。但有经济学家对其可行性提出质疑,因为外部董事和审计员也是经由董事会选出。 激进的改革派为改革大财阀的产权结构提出了方案,建议将融资机构从集团分离出去,引入机构性投资,让公司职员进入董事会等。 他们还要求对董事会投票权作出若干限制规定,对创建家族的投票权也要限制。只有进行这些改革,才能阻止创建家族用银行和纳税人的钱来左右董事会,利用下属企业间的交叉投资来扩大影响。 保守经济学家则认为,这些措施无异于强制没收家族财产,是只有在“发生革命时”才会出现的过激行为。强制融资机构从母公司分离,剥夺创建家族的董事会投票权,都违背“资本主义原则”。本报记者余晓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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