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拉利昂是西部非洲一个面积只相当于我国青海省十分之一的小国家。自1991年发生内战以来，它一直是非洲安全与稳定的一个“热点”。长年的内战使这个非洲小国生灵涂炭，上百万人沦为难民。

　　今年5月初，反政府武装扣押500多名联合国维和人员，使塞拉利昂问题再次成为一个世人关注的焦点；5月16日，反政府武装头目桑科被抓获；5月24日，一名路透社记者和一名西班牙记者遭袭击殉职；5月28日，被扣的联合国维和人员全部获救。

　　今天上午，中国驻几内亚使馆经商处秘书刘勇来到我报，向我们展示了一面他从塞拉利昂带回的中国国旗。

　　每次塞拉利昂战乱加剧，威胁到外交官的生命时，中国驻塞使馆都会听从国内命令撤到邻国几内亚。于是，刘勇便成为冒着炮火奔波往返于“和平”与“战争”之间的使者———接待避难的中国侨民、处理中国在塞拉利昂的商务。

　　抚摸着展开的五星红旗，刚刚从战乱中回国述职的刘勇回忆起在塞拉利昂的一幕幕—

　　几内亚与塞拉利昂两国相距不远，交通却极为不便。沿大西洋、几内亚湾贯穿西非多国首都的陆路国际通道早已在利比里亚阻断，适宜航运的近海还没有客轮，我们只好乘飞机反复转道好几个国家，才能抵达与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隔海相望的隆吉机场。

　　进城的轮渡上已经停了几辆军用卡车，荷枪实弹的士兵中有几个娃娃兵。虽然他们不拒绝照像，我却为军车前杠挂着的一排骷髅而心惊胆战，驻塞使馆秘书孙田田悄悄指点：“这是从边境前线凯旋的剿匪部队。他们击毙的叛军越多赏金就越高。”

　　随着塞拉利昂的内战升级，炮火已打到首都附近。在非洲工作就免不了要经历各种各样的非常情况。平时遇到货币贬值、银行倒闭、暴力竞选、社会动乱、盗匪偷抢、疾病伤亡或饥馑旱涝都属于小打小闹的天灾人祸，一旦出现瘟疫爆发、流血政变和全面内战，则残酷得无法想象。

　　塞拉利昂打到最危急的时候，中国大使馆经商处要保证中资企业和所有同胞的人身安全。他们顶着枪炮把分散各地的人员汇集到经商处先备战备荒，万不得已才撤退到海边，弃车登上中水公司的渔船转移到近邻几内亚。整个过程非常惊险壮烈，可歌可泣。

　　上一次撤退时，中国驻塞拉利昂使馆经商处里有使馆经商处和中国公司的大量财产，留守的就是几个当地黑人雇员。叛军进城烧杀抢掠，外国机构是重点发财的地方，留守的雇员不配合兵匪就可能掉脑袋，一般外国机构的雇员都不敢留在是非之地，有的逃走时还顺手牵羊，司机把车开跑了，门房不管大门了，以后破坏的情况可想而知。

　　战争稍平息，使馆本部的同志战后复馆，看到的是满目创伤，一片狼藉。我到塞拉利昂去办事。办完事，我很想去中国经商处看看，自己住过的房子用过的车怎么样了，因为当时战后还没有外经贸系统的人复馆。使馆的同志马上开车护送，一到那就看见紧闭的大门上赫然写着“中国使馆，外交重地，不许入内。”天上飘着一面怪怪的五星红旗。按照维也纳国际公约，中国经商处这样的地方不能随便写字挂旗。我们进前后院巡察了近百个房门，看到的战争破坏痕迹要比想象的好得多。回到山上驻塞使馆赶快向代办详细汇报。后来，代办送给我一面国旗，我也更具体地知道了国旗后面一段动人的故事。

　　当时黑人雇员为了阻止叛军和趁火打劫的兵匪抢劫中国人的财产，不但没有跑掉，反而冒着生命危险举家迁入大院里面，当成自己的家，甚至超过自己的家。他们想方设法与一拨一拨的叛军周旋，说中国人的好处，苦口婆心又晓以大义，居然劝退了一些散兵游勇。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国经商处，黑人雇员们便想到了挂国旗和写告示的方法。

　　就在这种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4家黑人朋友拿出仅有的家底积蓄，你一点我一点地凑钱买来原材料，按心目中的记忆构图制作了这面中国的国旗。第一次见到这面国旗的时候我内心非常激动，强忍着眼泪行注目礼。如果当时旁边没有别人的话，我一定会慢慢地给她敬个军礼！

　　记者获悉，目前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局势很紧张。中国驻塞使馆的工作人员正在为中国商人、侨民的疏散而忙碌。中国驻几内亚大使许孟水提前结束在京休假，17日已赶回几内亚，准备随时协助中国驻塞机构撤出。(焱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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