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强的“中国情结”

　　大约1年前，艾华士从美国亚特兰大乘飞机去上海。在飞机上，这位可口可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度过了他51岁 的生日----他这么着急赶过来，是为了能够出席当地一个新的装瓶厂的开业典礼。第二天忙了一整天，吃过晚宴艾华士并 没有回房间休息，而是径直跑到了南京路上。

　　在这条上海最“灯红酒绿”的商业街上，这位大老板最想去的地方是那些街边小店，他要看到他的可口可乐究竟 在小店里摆在什么位置。在夜逛南京路的数天之后，艾华士向他的中国经理们面授机宜：“你们知道鸡蛋的意义吗？我们正在 与鸡蛋进行竞争。”----他指着路边卖茶叶蛋的妇女，“我们得去那儿，向这位女士证明，她卖可口可乐会比卖茶叶蛋更 赚钱。”

　　现在，这位首席执行官也许正在飞机上，他的目的地仍在上海。这一次，艾华土的注意力将不再是南京路上的茶 叶蛋，而是一年一度的《财富》论坛盛会。全世界最值钱的大脑将在里碰撞，届时浦东新机场将泊满私家喷气式公务机。

　　《财富》论坛由以评选“全球500强公司”而闻名的美国《财富》杂志主办，目的是使全球顶级的企业家与政 策制定者及学者聚集在一起，激发新思维，以解决跨国公司面临的关键问题。与会者乃全球规模最大的500家公司的总裁， 首席执行官，董事长或执行董事。有人称之为“最富有者之间的对话场”，也有人认为这是“把握世界经济走向的最清晰和最 直接的窗口”。

　　因为这一商界盛会的世界级影响力，在决定每一届论坛的举办地和主题时，主办者往往煞费苦心，期望做出最佳 选择，搔到企业家们的“痒处”。

　　几年来《财富》不断向500强公司的总裁们发出问卷，征询他们对论坛举办地的意见。在收回的调查表上，“ 中国”是总裁们最频繁提到的字眼。因此，当得知本届论坛选在上海后，总裁们反应热烈。《财富》的一位官员说：“毫无疑 问，这将是论坛设立以来与会者最多，层次最高，开得最成功的一次。”

　　“欲独霸世界，先逐鹿中国”，这是本世纪最后一次财富论坛的口号，是一个令人砰然心动的主张，它更像阿拉 伯神话里敲开藏宝大门的咒语。

　　这个口号道出了500强总裁们的“中国情结”，面对12亿人口孕育出的这个硕大无朋的市场，总裁们难免要 做同样一个梦----就像那个在鸦片战争之前来中国卖睡帽的英国人一样，“如果当中国人都买一顶我的睡帽，我就发大财 了。”

　　重要的是，许多梦想已经实现，变成可以触摸的现实。

　　80年代初，在中国人喝着“北冰洋”或“正广和”汽水的时候，可口可乐公司悄悄地向中国无偿捐赠了几条流 水线。90年代，可口可乐“水淹七军”，搞得“全国山河一片红”，中国成为全世界可乐消费增长最快的地方。1994年 可口可乐的卫生标准成为中国软饮料行业的标准。

　　可口可乐在中国大地上的40000个销售点好比天罗地网，路边小贩带有“可口可乐”标志的阳伞将对手昂贵 的广告化解于无形之中----这样你就不难理解首席执行官艾华士为何要跟茶叶蛋过不去。

　　艾华士说，平均每个美国人每年要喝300瓶可口可乐，埃及人是27瓶，中国人只是6瓶，太少了！---这 就是这个市值1500亿美元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中国情结”。

　　“对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安迪·格罗夫来说，踏上中国的大地就像大梦初醒。”这是今年3月《财富》杂志对格罗 夫访问中国时感受的描述。这位《时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为英特尔芯片销售减慢而苦恼的时候，在中国他找到了类似哥伦 布发现新大陆的感觉。

　　英特尔的民意调查让格罗夫很兴奋----“中国5000万没有计算机的消费者相信购买计算机是需要的，也 是负担得起的。这几乎占全世界1.6亿潜在的计算机购买者的三分之一。”

　　患上“中国情结”的同样少不了英特尔在PC世界的“搭档”----微软。比尔-盖茨的“维纳斯计划”在中 国变得家喻户晓，是因为中国传媒认为微软对中国市场觊觎之心过了头的缘故，使得这个计划看起来像个“阴谋”。比尔·盖 茨并不掩饰，他希望装有微软操作系统的东西能够卖得像VCD一样火爆。

　　对“欲独霸世界，先逐鹿中国”这句话体会颇深的是柯达与诺基亚。与富士公司的竞争使柯达的销售收入下降了 24%，阴云密布之中，亮光绽现----中国选择了柯达来帮助它重建3个不成功的国有企业，首席执行官费希尔称之为“ 柯达公司25年来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对于诺基亚，GSM手机在中国的疯狂销售使其后来者居上，超越了行业巨头摩托 罗拉与爱立信。你很难想象这家60年代的林业企业，1992年才开始生产手机，现在的产值是总部所在国家芬兰每年GD P的一半。

　　自1994年以来，中国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第二大资本输入国，同时又是发展中国家第一引资国，是世界上引 进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吸引如此多的资本和跨国公司前来淘金。《财富》公布的全球500强 ，大部分都已进入中国并得到了实惠。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中国拥有7亿劳动力，眼下的市场化程度仅为40%左右，如果有足够的资本将其提高到 80%，那么就有2·1亿至2·8亿自由廉价劳动力----这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人口。这一资源的开发，意味着又一块大 蛋糕的出炉。

　　因此，这次财富论坛的“中国概念”非常鲜明，看一看主要议题就洞若观火----“新兴中国消费市场动态” 、“向中国出口”、“为您的公司制定中国战略”、“中国证券市场的今天与明天”……

　　《财富》杂志总编约翰-休伊说：“我们的论坛以向重要领导人提供非同一般的途径以及激励对关键问题的报界 而著称，而这一次却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商机，人们都想更好地了解这个幅员辽阔，富有魅力的国家，它是未来全球商机的重中 之重。”

　　城外头的人想进来，城里头的人在想什么呢？　　

　　中国的“500强情结”

　　两年前央视的广告竞标大会上，一位来自广东的年轻的私营企业主大出风头，他以巨额投注拿下了当年的“标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记者招待会上，这个年轻人用十分吃力的普通话宣布了他的目标----进入世界500强，当时 他的企业年销售额只有1亿美元。他也许并不知道，“500强”的底线是100亿美元。

　　进入90年代，“500强”成了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出现在中国的大小传媒，以及各种企业的各种宣传 材料中。每年一度的全球500强排行榜像工商界的奥运会，吸引着来自东方的炽热目光。渐渐地，“500强”变成了一种 图腾，深深地植入中国企业家的“集体无意识”之中。

　　正所谓“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个“集体无意识”很快上升为国家意志。当时的战略叫“抓大放小”，具 体的办法是“强强联合”，搞“航空母舰”，也就是大企业集团。

　　一份官方的研究报告告诉了人们两个有趣的事实。一是从1994年的生产总量来看，我国煤炭、水泥、棉布、 电视机均是世界第一，钢材、化纤、化肥世界第二，电力世界第四，原油合成橡胶世界第五……但没有一家企业进入500强 ，而许多总量排不到前头的国家，却拥有上述产业的500强企业；二是我国500家大企业销售额总和不及美国通用汽车公 司一家的销售额。

　　推论是我们的企业是游兵散勇，数量多规模小，没有竞争力，因此需要“整合”。当时的榜样是韩国的大企业集 团。

　　“强强联合”的一个国家样板工程是南京地区30平方公里范围内4家“大一级”化工企业的联姻---金陵石 化、扬子石化、仪征化纤和南京化工，原来分属中国石化总公司、化工部和纺织部。在国务院的主持下，将4家合并，后来干 脆加上江苏石油集团公司，“五鹤齐飞”---变成一家，叫做“东联石化集团”。

　　与此同时，国家经贸委还“钦定”了6名“种子选手”，它们是海尔、长虹、北大方正、宝钢、华山制药、江南 造船6家企业，作为冲刺500强的先头部队。每年国家给每家企业投入不少于2000万元的技术开发费用。经贸委甚至请 了咨询公司为海尔制定了“时间表”----其产值1995年是500强最后名的1/19，1996年是1/16，19 97年是1/12，1998年是1/4……

　　正干得兴致盎然如火如荼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传来许多大企业集团崩溃的消息，它们像沙滩上的城 堡，倒下去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情。而此前它们在500强榜上有名，是“汉江奇迹”的一部分。

　　“韩国模式”的失败在中国经济界引起震动，许多学者对“大企业集团战略”进行了反思，他们怀疑由政府主导 的企业兼并、“强强联合”到底能否形成有效率的大企业？

　　有学者尖锐地指出：在我国，“强强联合”的目的被简化为“进入世界500强”，这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是这 样，我们可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一个企业，那绝对要排在全球500强的首位。关键是企业内部机制的变革，以此产生 “1＋1＞2”的效率，否则联合只能带来负效果。一家企业并非是因为进入了“500强”而变得强大，而是由于它强大而 进入“500强”。

　　在讨论中，“小舢板捆绑不成航空母舰”的说法流行起来，成为一种新的“集体无意识”。

　　对于眼下政府“扶植”一些企业冲刺“500强”的做法，学者们拿海尔“现身说法”----其一，以中国过 去的经验看，靠国家是扶植不出名牌的，海尔的成功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政府插手反而可能是拔苗助长；其二，一旦被视为重 点扶植对象，海尔的领导可能头脑发热，搞大跃进，据说海尔已经把进入500强的时限提前。而各种各样的兼并活动很可能 是规模上去了，但效率下来了，海尔利润比同行低就是一个例子；其三，政府扶植某个企业(如海尔)，这对其他竞争对手( 如科龙、春兰、格力)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市场规则的建立。

　　对于市场规则，广东那位雄心勃勃的私营企业主深有体会。两年后的今天，那家企业由于发展太快管理不善而遭 遇危机，年轻的企业主四处求贷无门。他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国有企业连年亏损却仍然能够从银行贷到款，甚至分到上市名 额去圈股民的钱？

　　挺进500强的雄心不可少，那毕竟是一种光荣与梦想，但“500强情结”不可有。国内一家素以低调稳健著 称的企业老总对“500强情结”嗤之以鼻，他认为做企业不是在造神话，是需要每一天脚踏实地的工作，“战战兢兢，如临 深渊，如履薄冰”。

　　对于“500强泡沫”，这位老总引用了松下幸之助的一句话：“500强是什么？不就是一本杂志的排名吗？ ”

　　全球500强其实就是跨国公司的精英，在它们后面，全世界共有44000个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和28万个在 国外形成的附属企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经济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1/3的生产，掌握了全世界70%的对外 直接投资，2/3的世界贸易和75%以上的专利与技术转让。

　　这些数字只说明一个意思：如果中国要进入世界经济的主流，必须同这些跨国公司打交道。

　　现实的问题是---怎么打交道？用传媒这些年常用的词就是，如何“与狼共舞”？　　

　　怎样“与狼共舞”

　　一些学者认为，先关起门来，把自己身体锻炼得强壮了，再跟“鬼子”较量。他们提出了合资过程中的一个现象 ，比如在与松下合资的中国28家企业，生产从家电、通讯到住宅设备，几乎囊括了松下所有的事业部。在合资的我方，28 家企业毫不相干，各自为战。在合资的日方，有松下集团这样一个调度指挥中心。----也就是说，我们被“整合”进人家 的产业体系中去了。

　　学者们设想，如果我们自己把这28家企业“整合”了，然后再跟松下合资，这样就不会吃亏，也有了一套自己 的产业体系。

　　但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中国企业要尽快成为世界上大的跨国公司全球体系中的一个环节，成为他们全球销售 渠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条捷径，因为我们不少行业还不能自立门户而成为一个牵头的大企业，客观上 要求我们要韬光养晦，要敢于给世界上大的跨国公司“打工”。没有当“助手”的过程，也就没有当主人的一天。

　　在计算机行业，联想与方正不同的发展路线也许能给这个争论提供一种现实的判断。联想走了一条“贸工技”路 子，它从给外国品牌电脑做代理开始，积累销售与管理的经验；再进入生产领域，掌握大工业生产的规模，最后向高科技开发 阶段冲刺，逐步逼近世界先进水平。

　　联想认为，“做贸易之后，看问题才有穿透力”，这种力量是在给国外品牌电脑“打工”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一旦联想推出自己的品牌机，“打工”时积累的市场与管理经验马上起了作用。

　　方正则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依靠王选的先进的照排技术，方正进入迅速的扩张上升阶段，它一度成为中关村 “高科技的样板”。但在外界的喝彩声中，方正猝不及防地跌入了波谷。方正高层反思，他们缺乏的正是联想的长处：管理与 销售。

　　方正对症下药，从惠普中国公司挖来了“空降部队”，做方正的总裁，帮助方正度过危机----而联想集团总 裁柳传志公开承认----对联想影响最深刻的就是1962年进入“500强”的惠普公司，“惠普是联想的老师。”“在 联想连想都没想过要进入500的时候，便已经开始和500强企业打交道了。”(刘洲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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