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为了“统一思想”、保持“德意志的精神纯洁性”，希特勒纳粹德国实行严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实施了一系列具体的文化清洗政策以防止“异端邪说”的蔓延。1933年5月10日夜晚，一群群兴奋激动的德国青年学生在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煽动指挥下，在柏林市中心的剧院广场(Opernplatz)点燃熊熊烈火，焚烧了包括海涅、马克思、佛洛伊德、茨威格等人作品在内的两万册图书，作为“反对非德意志精神行动”的主要部分。随后，纳粹德国开始了一系列禁书、焚书活动和对进步思想家的残酷迫害。许多作家和科学家、尤其是犹太作家和科学家不堪其辱，被迫逃往国外。

　　六十多年后，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柏林市政府在倍倍尔广场(Bebelplatz)，即当年焚书的剧院广场上建立起一座寓意深刻的无书的“图书馆纪念碑”，以警醒后人千万不要忘记这象征着专制、愚昧和本民族耻辱的历史一幕。这座由犹太雕塑家米夏·乌尔曼设计的造型别致的纪念碑建在广场的地下，深达5.3米，面积近50平方米，在这全白色的地下室里放置着水泥制成的书架，但书架上却空空荡荡，一无所有，恰好是放两万册图书的空间。纪念碑由一块大玻璃覆盖在地面，昼夜有灯光照明，观众可透过玻璃俯身下望，面对这一片由浩劫造成的“空白”来对历史作深长之思。这不愧是一个产生过歌德、席勒、贝多芬、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这些文化思想巨人的国度所应有的气概。

　　德国人的反省是深刻的。1970年，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代表德意志民族和国家在波兰华沙的死难者纪念碑前长跪赎罪，得到了世人的谅解。对一小撮“新纳粹”的蠢动，深负罪疚感的德意志民族保持着高度警惕，不仅将其宣布为非法，而且毫无隐讳地将“大屠杀”(Holocaust)的历史真相告诉给子孙后代，以防悲剧重演。

　　与德国深切忏悔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方那个至今仍拒不谢罪的日本。政府的文部省一次次修改(篡改)历史教科书，企图向子孙后代掩盖侵略的历史；政府的高级官员一次次参拜“靖国神社”，为侵略者的亡灵招魂；对于“南京大屠杀”，一再有人公开否认，认为是“历史的虚构”。不是总有人撰文为“大东亚共荣圈”辩护，说是其目的并非侵略，而是要把亚洲从“西方白人”的殖民统治下“解救”出来吗？著名的《文艺春秋》旗下的《马可·波罗》杂志，几年前曾公然登出一篇名为《战后世界史最大禁忌———纳粹没有毒气室》的长文，声称纳粹并没有用毒气大量杀死犹太人，只是想把集中营的犹太人迁往苏联，但由于卫生条件不好导致了犹太人的大量死亡，是盟军故意借此制造了毒气室神话……

　　日本国家悔罪意识的缺匮，是由于它的“国体思想”丝毫未变。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虽遭惨败，但以“神道”为核心的“皇国”意识形态并未被触及。从明治时代起，日本政府就煞费苦心地将原本属于民间、并无统一神祉的神道改造成“万世一系，神圣皇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民间神道”变成了“国家神道”。这种国家神道又由按行政区划遍设的崇奉皇室祖灵的神社而制度化，设有专人管理，通过祭祀、参拜活动而深入到国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为了奖励武功，明治政府还创设了影响深远的“靖国神社”，专门祭祀战争中的阵亡者。“皇国”进行的自然是“圣战”，这样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为国捐躯”就是为“圣战”捐躯，便理所当然地由此成“神”，其灵魂永远成为护国神祉，与“神圣皇国”融为一体，供人膜拜。这种“国体思想”根本不容对战争进行忏悔。一旦忏悔，必伤国体。换句话说，日本只有彻底抛弃这种国家意识形态才能彻底忏悔。但在可以想见的未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样可以设想，如果纳粹政权不是被彻底粉碎而是仅仅被赶回德国境内、仍然大权在握，法西斯意识形态依然是“国家话语”，侵略只是为了“生存空间”，希特勒纳粹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令人发指的种种罪行被刻意掩盖、粉饰……那么，还有多少德国人会知道、相信法西斯的暴行呢？德国还会有这样深刻的忏悔吗？而杀人魔王希特勒，很可能因为当年在短期内使一个软弱的德国摆脱《凡尔赛条约》束缚而迅速强大、最终凭其震撼世界的赫赫武功而仍被德意志民族当做“一代伟人”而推崇备至……

　　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当国家想掩盖一种罪行的时候，无论多么深重的罪恶，都极易被“集体遗忘”，因为“遗忘”是人类最无可救药的天性之一。(雷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