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布莱尔紧拉联合国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4月30日15:00 世界新闻报

　　随着伊拉克战争接近尾声，战后重建问题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到底由谁来主宰伊拉克战后重建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战争爆发后曾经表示，联合国应在处理伊拉克的人道主义危机和帮助其战后重建两个问题上发挥主要作用战后重建需由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并得到联合国的完全授权是十分重要的。布莱尔还在其它场合表示，他同布什在亚速尔峰会上已经决定，联

合国在战后伊拉克的作用不仅包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伊拉克将来的政权也要按照联合国决议来组建和运行。随着大规模战事的结束，英国一方面宣布从伊拉克撤军，一方面积极与法、俄、中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等欧洲大国就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协调立场。4月15日，布莱尔在前往希腊首都雅典出席欧盟首脑会议途中，与德国总理施罗德举行会晤，强调联合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应当发挥中心作用。英国还与法、俄发表声明，支持联合国在战后重建中发挥主要作用。与此同时，布莱尔还积极劝说美国总统布什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与几大国协调立场，让联合国充当主角。

　　在战争政策上一直与美国亦步亦趋的英国政府为何在战后重建问题上与美国拉开距离，极力将其纳入联合国框架呢？布莱尔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的深层次考虑呢？

　　“道义外交”的困惑

　　工党内部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歧见很深，使布莱尔一直奉行的“第三条道路”面临考验。

　　英国工党是一个执行中左路线的政党，长期奉行以国际合作为主要目标的所谓“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自1945年以来，支持联合国和反战就是英国工党外交政策宣传的核心。它指斥保守党是“维多利亚帝国主义和殖民剥削的思维方式”、“对危机的反应除了使用武力别无它法”，并指责保守党“狭隘的视角成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合作的障碍”。工党提出了“以发展促和平”的主张，认为只有依靠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或双边发展援助，消除世界不稳定的因素——贫穷，才能实现世界的繁荣和安全。

　　布莱尔上台后，在所谓“第三条道路”和“新干涉主义”的理论框架指导下，对工党的传统政策多有修改，提出“只有在武力的威胁下，外交才能发挥作用”的原则，同时通过所谓“外交政策中的道德价值规范”强化国际行动的法律和道德基础。第一届布莱尔政府的外交大臣罗宾·库克曾就此发表评论说：“一个国家的道德责任应该将人权放在核心地位”，英国应该“利用它在联合国中的地位，采取更加有效的国际行动维护世界和平”。因此，通过联合国的授权取得英国对外军事行动的国际法和道德基础就显得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工党“道义外交政策”的基点之一。

　　3月20日爆发的伊拉克战争恰恰就缺乏这样的国际法和道德基础，布莱尔追随美国对伊开战的政策，使工党的“道义外交政策”的手段和目的之间出现了裂痕。3月17日工党重要人物、英国议会下院领袖罗宾·库克以及另外3名工党重要官员辞职；18日晚上10点英国议会下院就是否同意政府参加以美国为首的伊拉克战争进行投票表决时，120多名工党议员投票反对，工党内部出现了外交政策上的严重混乱和对抗。因此，布莱尔必须把战后重建纳入联合国框架内，为这次伊拉克战争寻找联合国的一个体面的“说法”，从而使他的“道义外交”在理论与政策上统一起来，以得到工党内部的认可。否则的话，布氏“第三条道路”的“道义外交”将面临严重考验。

　　能不能为石油杀人

　　“能否为石油杀人”是英国国内长期讨论的一个问题。英国人普遍认为，如果没有正当的理由，采取军事行动杀人并造成英军的伤亡是不道德的。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英国国内就发生了这样的争论。1990年9月，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解释英国向海湾派遣军队的原因时说，虽然“世界上大部分的石油资源都位于中东”，但是“英国的行动并不是因为石油，而是因为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20世纪末，人们不能坐视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如果那样做了，就没有了国际法，没有一个国家会是安全的。”英国“不能就联合国的决议讨价还价。”在战争前夜，英国时任首相梅杰也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联合国及其决议应该受到更多的尊重”。一直被工党斥为“只会用武力解决危机”的保守党政府当时用“联合国决议”和“国际法”赢得了民意对战争的支持。

　　但是，布莱尔却缺乏这样的利器。他在解释英国出兵攻打伊拉克的原因时说：“类似于萨达姆这样的独裁者和基地组织成员这样的恐怖分子对于该地区来说是现实的威胁，这也正是我们的军队采取行动的原因。”但是“独裁者”和“恐怖分子”这两个词似乎难以说服英国民众支持派军队去打仗：战争进行过程中，英国多次爆发大规模的反战示威，工党的支持率大为下降。国内的政治压力迫使布莱尔急于在战后重建问题上找到一些带有“国际法”或“联合国”字眼的文件，给英国选民一个交代。

　　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徘徊

　　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欧洲各国各怀己见，使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遭逢挑战。

　　自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定“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是欧洲联盟的三大支柱之一以来，欧盟在追求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如积极支持中东和平进程、努力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促进东南欧和巴尔干地区的稳定、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等。但伊拉克战争分化了欧盟国家的外交政策，使欧洲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面临挑战。战争爆发以前，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彭定康等欧盟官员和一些欧洲国家发出呼吁，反对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对伊拉克动武。欧盟官员甚至表示，如果美国单方面发动的对伊战争得不到联合国的支持，欧盟成员国或者欧洲议会“很难批准”对伊拉克的战后发展援助，欧盟也无法发挥“捐助者”的作用，欧盟将不会参与伊拉克的战后重建。号称“欧洲发动机”的法、德两国拒绝与英美采取统一立场，反对以武力解决伊拉克问题，并且呼吁将这一问题纳入联合国框架。鉴于法、德、欧盟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等国采取这种态度，英美不得不绕开联合国单独对伊拉克动武。欧盟国家在中东地区的特殊利益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在伊拉克问题上集中表现出来，欧美、英欧矛盾凸显。

　　与美国相比，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英国承受着更多的来自欧洲的压力：英国是欧盟成员国，它必须与法德等欧盟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并有义务推进欧洲共同安全和外交政策，英欧矛盾的发展对英国的国家利益非常有害；同时，英国始终以“协调跨大西洋关系的桥梁”自居，良好的欧美关系是英国政治经济保持稳定的基石，欧美矛盾上升也不符合英国的利益。因此，努力修补英欧关系、协调欧美立场是布莱尔当前的重要任务。鉴于欧盟和法德的立场，将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纳入联合国框架内解决，使欧美在英国的居中协调下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是英国解决欧美矛盾的重要手法。

　　争战果“约翰牛”难敌“山姆大叔”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在当地民族主义浪潮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排挤下，被迫放弃中东地区，从而丧失了中东这个自上世纪前半期起就为英国扮演全球大国角色提供经济支持的巨大“聚宝盆”。冷战结束以后，英国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努力向中东地区“回归”：英国参加了“沙漠风暴”行动，并与美国一起在伊拉克设立了“禁飞区”；1998年，英国不顾法国、俄罗斯和中国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沙特阿拉伯、埃及等海湾国家的反对，与美国一起再次对伊拉克发动空袭，并派遣“无敌”号航空母舰和一支小型舰队前往中东，企图与美国一起共同控制中东。但是，英国如果仅仅只是美国巨舰后的一条小船，就根本无法与美国分享军事战利品。它必须找到一种加强英国在中东地区的长期影响力的途径。

　　在阿富汗战争期间，布莱尔曾向美国兜售过他的有关“美国领导联合军事行动、英国负责战后维和行动”的理论，即在必要的地区使用武力，然后通过经济援助和维和使战争地区恢复正常。军事行动阶段美国充当主角，而和平重建工作则由英国军队来完成。布莱尔提出这种理论，目的是想通过控制战后重建工作来取得或分享对该地区的支配权。但是这个提议当时就遭到了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断然拒绝。因此，在美国毫不松手的情况下，英国要想通过伊拉克战争达到瓜分中东战略利益的目标，就必须寻求将战后重建放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一来英国可以凭借自己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插手中东，二来可以利用其它国家在中东利益上的矛盾，以便火中取栗，争夺在中东的经济和战略利益，加强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可以说，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在联合国框架内解决对英国有利，而由美国支配则对英国不利，因此寻求联合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发挥“中心作用”是符合英国的整体利益的。(特约撰稿人贾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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