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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4月18日讯 西班牙《世界报》女记者普列多日前发自巴格达的长篇报道，讲述了在伊拉克报道刚结束的这场战争的西班牙记者们难忘的经历和看法。

　　文章说，在混乱中的巴格达，教堂号召人们去祈祷。在我们周围抢劫到处可见。在城里射击声在近处响起。但是，自从两个多月之前我们西班牙记者在伊拉克首次相聚以来，没有人再写报道。沉默和痛苦使我们筋疲力尽，沉默和这座城市炎热带来的痛苦使我们无心去

抱怨了。

　　我们放下了摄像机、麦克风和笔，以便告别我们的同事考索。我们最后一次在医院的太平间里认出了他的尸体，交给他的兄弟照管。他是被美国海军陆战队打死的，我们要求海军陆战队至少将他的尸体运回西班牙交给他的家属。对我们来说，这种讽刺让人心里流血，杀害他的人变成了他的护卫者。可是在战争中几乎从来没有第二种选择。你要不接受它，要不放弃它，必须尽快把他的遗体运回国。

　　他的死是第二次让我们伤心不已。

　　我不记得我们西班牙的记者已经哭了多少回。

　　巴拉多被打死时我们哭过，还不到24小时我们又失去了考索。我们哭了3天，直到他的尸体被运走，对此西班牙阿斯纳尔政府软弱无力。它没有提供帮助，而是用虚假的开展拯救行动的承诺来阻碍运回他的遗体，而这种行动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的眼泪流干了，在被惩罚的伊拉克没有什么办法。在殡仪馆里的记忆变成了永久的期盼。

　　我们带着或多或少的疑问与悲痛，大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们没有白死。必须继续报道。记者这个令人费解的行业的风险包含为了讲述历史可能失去生命，这是值得的。正如《卡塔卢电尼亚报》的瓦盖罗说的，“他的死不是工作的过错，而是该死的战争的过错。我们选择了这项工作，尽管经历恐惧。几个星期以来我们身上很脏，吃得很少，我们只是看到死亡和痛苦，但是我们为那些不能看到发生的事情的所有人讲述事件而感到自豪”。这是我们对公众舆论的义务，虽然我们心灵上痛苦。

　　我们不知道有几千人死了，现在死亡轮到我们的头上。

　　上周一枚该死的导弹在离巴格达几公里的地方炸死了考索，我们感到莫大的恐惧。同事们来到我在巴勒斯坦旅馆的房间里，和我一起为他痛哭。他们再次对我说生命在继续，考索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死去的，当历史重演时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安慰自己的。一个记者倒下了。其理由如同一年零5个月前我的丈夫和同事在阿富汗被杀害时那样。记者们宁愿在我们的国土上悼念自己同事的亡灵。

　　考索没有时间安慰我。几个小时以后，一辆美国坦克开火了。西班牙政府鼓励入侵伊拉克。他们杀死了他，因为他想成为世界的眼睛。考索录下了一场非法的和杀戮的战争的证据，他是数百万能西班牙人的眼睛，这些人谴责在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进行的战争，因此他被杀害了。

　　西班牙记者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事先策划的罪恶，是对记者们的侵犯，为的是不让他们讲述美国从战争一开始就力图掩盖的事实：屠杀平民”。考索是在他住的巴勒斯旅馆1402号房间的阳台上被打死的。在3月份的第二周这个旅馆成了我们的监禁地。我们选择这家旅馆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适中，萨达姆政权在这里的控制不那么严格。我们接到威胁电话。巴勒斯坦旅馆和其他两家旅馆成了军事目标，萨达姆政府的特工人员24小时监视这些旅馆。

　　在很多情况下，记者们在巴格达的工作是一场很难解释的恶梦。

　　当局控制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电话，控制我们与被采访者的会见，他们决定哪些问题我们可以报道。战争开始时，伊拉克新闻部强迫我们每天到那座罪恶的官方大楼去，在那里我们每天遭遇到勒索、威胁、压力和讹诈，它很快成了美军的军事目标，新闻部的官员搬到巴勒斯坦旅馆。间谍们袭击记者们的房间，寻找卫星电话，这是记者们很必要的通讯工具，但它在巴格达是禁止使用的。记者招待会在旅馆里举行，我们从那里坐大轿车出发，当局在车上向我们展示他们的战争使命。寻找独立的题材需要几个小时的申请和许可，需要和当局讨论很长的时间。经常是从上午8点钟开始工作，轰炸使大多数记者不能睡觉。最幸运的时候是凌晨我们才听到近处的爆炸声。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没有合眼，因为我们生活在炸弹之下，那就是自然的闹钟。

　　在巴勒斯坦旅馆的工作是无法忍受的，那是现实强加于人的。以至新闻超出了当局的限制。不论什么时候，在轰炸的气氛下，每条消息随着汽车在巴格达的街头流传。记者们寻找美国军队进行最新的屠杀的消息，尽管有伊拉克政府的特工人员陪同。在夜晚经常有沙尘暴，没有电，我们必须见证流血、死亡和破坏。因为在战争中没有规则，没有时间表，常见的是混乱不堪。在战争的头些日子里没有水和电使居民们难以忍受。我们记者也不例外。巴勒斯坦旅馆的内部楼梯通向防核武器的防空洞，那里成了人们熟悉的餐馆，那里供应战时的自助餐，就是面包和质量不好的羊肉，吃了肠胃肯定会受到感染。不能打电话，也没有电，我们吃的是战前购买的罐头食品，在城里一些大众化的餐馆里可以买到鸡米饭。旅馆的房间里没有保障卫生条件起码的服务，旅馆的走廊里堆满了垃圾。

　　但是，这样的环境丝毫没有影响我们工作的意志。我们笑对困难，大家团结一致，我们分享食品和药品，将我们的工作变成为更加重要的事情。直到胡里奥和考索献出了生命。于是巴勒斯坦旅馆从我们的家变成了一个罪恶和舞台。电视台的梅迪亚和豪尔赫在向考索的遗体告别时含着眼泪对我说，“可是，我们是有特权的人啊，莫尼卡，一些有特权的人”。而我则再次愤怒地反对这个夺去了我那么多东西和给我很少满足的职业。一些有特权的人为了经历在火线上发生的事情而死去，为了站到历史的第一排而死去，而不是在课本上去学习。

　　胡里奥和考索的死促使西班牙的记者们离开巴格达。我们是记者团中人数最多的，也是最团结的，我们不想成为主角，我们想经历历史的事件，这肯定是最不正义和人们能够想像到的最残暴的战争。我们都属于新一代的记者，我们对名义、光荣不感兴趣，而是对生活、揭露和纯洁的新闻事业有兴趣。当美国的重要媒体被鲍威尔的威胁吓坏而离开巴格达的时候，是西班牙的梅迪亚萨特公司占据新闻部大楼的平台，对第一批轰炸孤单地进行直播，向世界提供电视新闻。当所有的记者离开以后，西班牙记者却坚持工作，我们分享新闻、电话和资源，为的是大家都履行他们的义务。说实在的我们是团队工作和同志关系的榜样。在这场该死的战争中，命运也使我们变成为记者死亡最多的国家之一。

　　现在我们受到奖励和祝贺，大家都含着眼泪接受人们使劲伯我们的后背。因为没有胡里奥和考索，我们都不是原来的我们了，尽管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职业。(管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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