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标志着文明权力的转移。”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作者)

　　“9·11”之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急剧升温。可以想见，在这场战争之后，必将争论的一个重要课题是美国文明在两河

流域的兴衰。美国能不能在伊拉克建设一个亲西方文明的国家？能不能在伊斯兰世界撒下所谓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的种子？

　　对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有深入研究，并撰写该书导读的潘忠歧博士。采访对象：潘忠歧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美长期目标面临失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潘忠歧博士对本报记者表示，要建设一个亲西方文明的伊拉克非常困难，“中东地区没有西方化的基础，当今世界也没有当年冷战的环境，何况两次伊战、12年制裁给人民造成的仇恨不是轻易可以化解的”。

　　滞留中国的伊拉克人萨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现在大多数的伊拉克家庭一个月都吃不上一次肉，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伊拉克是一个人均年收入2000美元的富裕国家。到底怎么了，我也不明白，大概就是战争吧。战争快结束吧，愿真主保佑我的家人。”另一位伊拉克人杰理说：“我家那台电脑是‘拼装中国机’，价格和上海差不多，虽然在伊拉克也能邮购美国的IBM、戴尔电脑，但尤其在巴格达，‘坚决不买美国货’。”

　　美国面临的仇恨还来自同情伊拉克人的阿拉伯国家人民。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一位老妇人痛斥道：“美国所进行的这场战争是野兽般的行径，我们阿拉伯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它。”她还说，邻居家住进了伊拉克亲戚，“但我们不会拿他们当难民看，所有阿拉伯人都是一家人。”

　　其实当我们看到儿童包裹着绷带哭喊在浓烟战火中，老农挥舞着土枪激愤扫射，青年身绑炸药冲进美军军营，国外伊拉克人回国参战，就已经可以预知，美国人在两河之间的土地上注定找不到自己的“信仰”。

　　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颇有研究的潘忠岐博士并不主张用文明的冲突来解释这场战争，但是他认为不解决文化上和民族感情上的碰撞问题，美国在伊拉克将无所作为，特别是在战争给伊拉克人民带来极大痛苦的情况下。

　　所谓民主只能引起民族间疑虑

　　美国想要通过战争改造中东伊斯兰世界，清除心目中的危险地域，这可以看作是9·11以来美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延续。

　　从那时候开始，当初连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是谁都不清楚的布什决心要来塑造新的世界秩序。但我们注意到，战争除了加强美国的军事霸权，还前所未有地削弱了美国文明在全世界的地位。首当其冲的就是阿拉伯国家对美国产生的疑虑。亨廷顿指出，在几大文明中只有伊斯兰文明没有核心国家，但这个文明却控制了世界主要石油资源，同时人口急剧增长，以上种种因素导致中东成为当今世界冲突最频繁的地区，其核心就是巴以冲突，这看似历史遗留问题，却暗藏了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犹太文明)的冲突。

　　美国占领伊拉克的目的之一就包括了一揽子解决巴以问题。用民主化的办法来谋求中东和平未必不是个好主意。但是就像克林顿总结过的，美国自二战以后花费巨额资金来向第三世界输出民主自由，几乎都毫无见效，问题的关键在于民主自由要产生于人民内部而不是靠外部输入，特别是强加给别人的民主绝对有悖民主精神。

　　民众丧失了更多的自由

　　一直以来美国偏袒以色列的政策早就引起阿拉伯国家不满，而几乎清一色君主制的这些国家更是没有美国式民主的基础。讽刺的是美国实际上也不信任穆斯林，开战以来FBI对所有在美伊拉克籍人进行了盘问，就像“珍珠港事件”后对待日籍人士一样。因此也更难相信被自杀袭击困扰的美军能对当地穆斯林抱有什么幻想。

　　尽管战争事实上增强了美国人的凝聚力，强化了布什政府的权力，占领了丰富的伊拉克石油资源，但是也向全世界展现了一个不受约束的超级大国为所欲为的姿态。而人们意识到即使默许美国反恐的行动自由，也无法维护世界的安全，结果只能是民众丧失更多的自由。

　　战争的最终结果可能是让全世界意识到，约束一个超级大国将是多么必要。就像潘忠歧说的，“未来的主要冲突将是大国之间的战略制衡。”而美国将为自己失去被全世界所敬仰的机会而追悔。

　　撰稿/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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