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目标”的确定标准

　　尚在伊拉克战争没有开战之前，国际观察家们已经在判断美国攻取伊拉克之后，将把目光投向何处。这种观察的思维基础，一方面出于对美国在过去20余年间一系列对外武力干涉的历史线索，一方面则出于布什政府上台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新诠释和对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

　　过去20余年间，美国先后以武力的方式，或出动军队或实施“外科手术式”轰炸，对格林纳达(1983年)、利比亚(1986年)、巴拿马(1989年)、伊拉克(1991年的“沙漠风暴”和1998年的“沙漠之狐”)、波黑塞尔维亚族(1995年)、苏丹(1998年)、南联盟(1999年)、阿富汗(2001年)和伊拉克(2003年)等实施军事打击。

　　这些战争的具体目的不一，发生于美国四位总统的六届政府执政期间，跨越了国际政治“两极对峙”和“一超多强”两个时代。其武力相向的对象，由弱小国家如格林纳达、巴拿马、苏丹等，逐渐发展到一些地区性中等强国，如南联盟、伊拉克等。其动武的目的，由单一目标———如攻击巴拿马以贩毒罪名捉拿诺列加总统到美国审判、轰炸利比亚迫使卡扎菲总统交出了洛克比空难事件的嫌疑犯等，发展到以改造或推翻别国政权的综合性目的，如对南联盟的战争迫使南联盟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推翻塔利班在阿富汗重建新政府、明确以推翻萨达姆政权为目的对伊拉克战争等。从上述线索中可以看出，无论美国动武的对象是弱是强，是单一目标还是综合性目的，亦无论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执政，美国越来越不能容忍妨碍美国利益的政权存在，只要条件许可，时机成熟，它便要想方设法逐个拔掉它眼中的“钉子户”，而将联合国宪章置诸脑后。在聚集美国政坛多位保守政治家的布什政府上台后，这种趋势变得更为明显。这从美国对美国利益的诠释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2002年夏天过后，美国国防部向布什总统和国会提交了一份2002年《国防报告》，这是布什政府的第一份《国防报告》。这份报告中对美国利益作了一个较为详细的诠释：“确保美国的安全和行动自由是最为重要的利益，其中包括保护美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自由，美国公民在国内外的安全以及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美国还必须信守和履行国际承诺，包括：保卫盟友的安全和福祉；防止敌对势力控制关键地区，尤其是欧洲、东北亚、亚洲沿岸地区、中东和西南亚等地；促进西半球的繁荣。美国还在以下几方面具有重大利益：保持全球经济的活力和效力；维护国际海域、空域、空间以及通信线路的信息安全；进入主要市场和富裕战略资源的地区。”

　　观察家们注意到，这一诠释划定了美国利益的重点区域，尤其是“欧洲、东北亚、亚洲沿岸地区、中东和西南亚等地”，表明了美国不容“敌对势力”控制这些区域和美国要“自由”地进入世界“主要市场和富裕战略资源”的目的。

　　然而，美国虽然具有远超其他国家的综合实力，美国政治家如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等也一再宣称“美国有能力同时打赢两场战争”，但美国当今的国力资源和决策水平事实上仍不足以同时在几个地区应对“威胁”。比如在伊拉克战争取胜前，它在朝鲜核问题上实际采取的是一种“拖延”战术，它不仅没有能力在伊战进行的同时对朝鲜采取强硬政策，甚至也没有想好该怎么来对待朝鲜这样一个完全不同于伊拉克的国家。

　　美国《国家利益》季刊2002年秋季号刊登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科学博士学位候选人乔治·理博伊和埃里克·赫金博瑟姆合写的一篇文章说得很清楚：“应该根据各国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的可能性来确定重点关注的国家。它们对美国安全构成的威胁程度各不相同，威胁并不是单单来自一个潜在的‘匹敌的竞争对手’。在2001年9月11日前，这是对的。但是，由于美国的资源是有限的，政策制定者必须确定标准来决定哪些资源应该投入到哪些地方。”至此，我们已经不难分析出美国对选定下一个目标的几个标准，即：这个目标是否具有地缘政治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是否具有市场价值和资源价值，执掌这个地区(国家)的政权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程度，其他国际主要力量是否具有“控制”这一地区(国家)的战略意图，以及美国是否有合适的时机和条件来消除这种威胁。

　　“热点国家”的“安全层级”

　　在美国的“目标清单”上，有一些国家被锁定为具有危险性的可能对象，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国际问题观察家们一面关注战争的进程，一面也在密切注意伊战之后，哪些地区可能会上升为美国政府优先要解决的“热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东北亚研究室程玉洁副研究员说，一些所谓热点地区之所以成为“热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挑起和炒作的结果。从客观的角度看，如果不经过人为的炒作，有些“热点”并非那么“热”，只不过美国出于争取在该地区战略利益的考虑，才使之扩大化和严重化，使其成为热点。也就是说哪一个地区成为热点，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和战略考虑。虽然一些国家被美国认定对其国家利益具有威胁性，被总体上划归一类，但是它们对美国构成威胁的轻重程度却是不同的。美国根据不同的威胁程度将它们分为不同的“安全层级”，“安全层级”越高，就越有可能被确定为优先锁定的目标。

　　我们且来看看一些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的分析：

　　●朝鲜：朝鲜半岛历来就是一个国际形势复杂的地区，各国的战略利益纵横交错，因此朝鲜问题比伊拉克问题更加复杂。从现在的态势看，朝鲜核危机不是解不解决的问题，而是怎么解决、用什么方式解决的问题。程玉洁认为，对伊战争结束之后，在诸多热点地区中，朝鲜的热点程度可能是最高的。伊拉克战争后朝鲜问题如何解决，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朝两国政策上的互动。美国如果想把事态扩大化以达到某种战略目的，它就会使朝鲜半岛继续成为热点，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方法来达到目的；如果美国的目的是真正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那么则完全可以通过和平协商的外交手段解决危机。从目前美国的态度看，应属于第一种情况。

　　程玉洁说，在对伊战争的外交过程中，国际社会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呼声十分强烈，所以在朝鲜问题上美国是否会采取以往的武力模式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按照常理来说，通过外交手段解决这一问题是最有可能的。原因在于，朝鲜问题比伊拉克问题复杂得多，一旦动用武力，美国面对的负面影响也很大。首先，因为日、韩两国都反对美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动用武力，所以一旦动武将会影响到与日本、韩国的外交关系。其次，还会影响到美国与日韩的军事同盟关系。日本长期以来谋求扩充其军事力量，一旦美朝双方动武，日本极可能借机扩大军力，这将相应地引起韩国加强军事力量的举动，两国的军事力量增强之后，美国就没有必要再充当该地的核保护伞，牵扯到美国是否还有必要在东北亚驻军的问题，将损害到美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利益，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第三，在对朝动武的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是反对的，如果动武，将会损害美国与中、俄的关系。最后，美国在国际上将会遭到更多的反对声，不利于美国国际地位的巩固。而这些还只是目前能够想到的问题，一旦事态不可控制，还会产生很多无法预测的情况，这些都令美国不得不考虑解决朝鲜问题的态度和方法。

　　●伊朗：作为美国的宿敌，伊朗一贯奉行独立、不结盟的对外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积极发展同伊斯兰、第三世界和不结盟国家的关系，除美国、以色列和南非外，愿同所有国家在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坚持输出伊斯兰意识形态，伊斯兰在其外交政策中高于一切，被置于一切国家利益之上。伊朗曾与美国断交、断绝一切投资和贸易往来，双方也发生过种种花样翻新的摩擦，甚至武力冲突，美国对伊朗一直采取遏制的政策。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国际关系研究室主任张晓东研究员认为，虽然美国与伊朗痼疾深重，但是伊朗在美国的战略日程上并不是非常紧急的任务。近几年，伊朗与美国的国家关系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伊朗的对内政策更趋务实，不再公开地煽动反美情绪，以往在政策上的不可预测性大大减弱。同时，伊朗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的态度很少像伊拉克和朝鲜那样强硬，在美国反恐问题上表现出了现实与灵活的态度，逮捕并驱逐了500多名渗入伊朗境内、涉嫌与“基地”组织有牵连的嫌疑分子。这令美国找不到合适的发难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伊朗又有惊人之举。2003年2月9日，伊朗总统哈塔米突然对外宣布，伊朗已经开始开采铀矿以供其核电站使用，并特别指出伊朗的核项目纯粹是为了民用，伊朗准备接纳核查人员检查伊朗的核设施。2月11日，美国国务院官方发言人鲍彻声明，美国政府“严重质疑”伊朗制定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计划。对于伊朗开发核能的问题，美国一直持反对态度，认为拥有大量石油资源的伊朗没有必要急着开发核能。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伊朗这样做是为了趁美国忙于对伊战争无暇他顾之机，使自己的核问题明朗化和正常化。

　　张晓东认为，伊朗此举虽然在国际政治上具有爆炸性，但事实上美国对伊朗的核开发进程是一清二楚的，此次信息的公开只是捅破了最后的窗户纸，所以并不具有实质性意义。而且，伊朗的核问题与朝鲜不同，它从一开始就对外宣布开发核能是用于和平用途，并且愿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这种态度能够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太多的挑剔理由。

　　●叙利亚：北与土耳其接壤，东同伊拉克交界，南与约旦毗连，西南与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为邻，西与塞浦路斯隔地中海相望，从地理位置来看，注定会与中东热点结缘。叙利亚奉行中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反帝、反殖、反对种族主义和以色列侵略扩张。长期以来，叙利亚、黎巴嫩和以色列就处于3国交界处制高点的“萨巴阿农场”的主权归属问题纷争不断。而且在与以色列关于戈兰高地等领土问题，以及阿以和平谈判中，叙利亚也一贯态度强硬，这令美国十分头疼。

　　虽然叙利亚与美国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是其国家行为及其对本地区形势的判断并不是非理性的，多年来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叙利亚一直主张和平。中国社会科学

　　院西亚非洲所副研究员王建说，实际上在阿萨德时期，叙利亚的对美政策就是灵活且务实的，而且在海湾战争期间加入了盟国阵营。

　　在恐怖主义方面，叙利亚以前与一些激进组织有联系，但这些组织都是直接针对以色列的，而不属于美国目前集中力量打击的跨国界恐怖主义组织范畴，而且近几年这些民族主义性质的组织也已经基本上在叙利亚销声匿迹。在反恐问题上，叙利亚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通过1441号决议，受到其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已宣布在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期间，不会向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所以，用张晓东的话来说：“叙利亚的热点程度又比伊朗低了一个档次。”

　　●利比亚：自与美英解决了洛克比空难事件后，对外政策也更为理智，努力改善国际形象。在“9·11”事件后，利比亚明确表示支持打击恐怖主义，并与美国在打击恐怖主义活动中进行了广泛合作。

　　从此次美伊之战的经验可以看出，无论美国要对哪个国家动武，都必须考虑盟国的态度。王建说，伊朗、叙利亚、利比亚和苏丹与欧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密切，美国若想以军事手段对付他们，恐怕连英国也要反对。而且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美国在中东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要稳定伊拉克政局，重新平衡中东政治力量对比和应对有可能出现的反美浪潮。因此，出于保持稳定的考虑，美国也不会急于与伊朗、叙利亚和利比亚发生严重的对抗。

　　不过，有不少国际问题观察家认为美国在伊战之后，将花较大精力予以消化伊战“成果”，中东地区仍将是美国关注的重点。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第三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绍先研究员说，在打完伊拉克之后，中东地区仍然是美国关注的重点之一。在一定时间内，比如3到5年，美国在军事上的重点或许会转向其他地方，但对外政策的重点仍会在中东。单从改造伊拉克来说，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美国会在降低这个地区的反美情绪上采取一定措施，同时在解决巴以冲突问题上投入一定精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战略研究所所长楚树龙教授也认为，美国能不能实现美国的预期目标，在伊拉克扶持一个亲美且能得到伊拉克人民接受和支持的政权，从而改变其对美国的态度，实行符合美国要求的对外政策，尽可能地消除恐怖组织的一个根源，这些都不是短期能够实现的，也不是仅仅靠军事手段就能达到的目标。因此，美国的军队可能要在伊拉克驻防比较长的时间，提供一定的援助，通过扶持一个民主化的政权，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这恐怕要经过若干年艰苦的努力才能做到。由此观之，在伊拉克之后，美国战略重点仍在中东。此外，它会抓紧解决巴以冲突问题。“9·11”事件后，美国进一步认识到巴以冲突也是美国成为恐怖组织目标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美国会继续推行它在中东的战略，改变阿拉伯国家对美国的态度，转变人民反美的情绪，削弱和消除反美的力量。

　　●古巴：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国家，对于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非常敏感，而从19世纪20年代美国国务卿亚当斯提出“熟果”政策开始，美国对古巴就一直存有兼并之心，这就决定了两国之间的基本矛盾无法调和。美古两国始终是控制与反控制、干涉与反干涉、颠覆与反颠覆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宋晓平研究员说，虽然布什政府将古巴列为自己的敌对方，但从目前情况看，古美关系不会像美国与塔利班、伊拉克的关系一样激化。首先，古巴的政权拥有较为坚强的社会基础，国防建设比较完备，是块“硬骨头”，不是轻易就能打败的。其次，与石油资源丰富的伊拉克不同，古巴是一个小岛国，除了制糖业之外，几乎没有经济战略意义。第三，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古巴也在积极调整对外政策，有利于缓和古美关系。如改变了先前的左派激进政策，主张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等。在反恐问题上，古巴明确表示反对恐怖主义暴行，并在反恐斗争中作出姿态，表示愿意与美国进行包括交换情报在内的合作。此外，美国目前打击恐怖主义的重点在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势力，而这与古巴的关系不大。

　　事实上，克林顿政府已就对古政策作了一些调整，在保持封锁的同时，通过增强民间渗透的方式来影响古巴，支持古国内的反对派力量，以达到使古巴走上和平演变道路的目的。布什政府也沿用了这一策略，包括恢复包机飞航、开通邮路等，美国商界和农产品界也在向政府施压，希望对古巴输出农产品，占领古巴市场，目前美国政府已经有限制地允许美国企业主到古巴办展览会，进行商贸洽谈，两国经贸关系缓慢恢复。

　　对古巴来说，“坚持与美国抗争，维护民族独立，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和“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争取经济发展机会”同样都符合国家民族的利益，所以古巴将会选择在坚持立场的前提下，采取积极灵活的策略，只要美国方面表示出合作的姿态或松动古美关系的意向，古巴就会予以积极回应。所以宋晓平说，目前来看，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不存在美国攻击古巴的趋势，古美关系将在漫长的充满斗争和对抗的复杂过程中继续调试。

　　美国“改造”世界的手法

　　不少观察家认为，“9·11”事件后，美国在解决国际问题上使用武力的倾向性比以往大大增强，但各国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历史上与美国的关系也不同，所以对这些国家所使用的手段也会不同，美国将很难套用现有的模式去解决其他几个地区的问题。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美国攻打伊拉克之后，会轻易地就锁定的几个目标进行持续的武力打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王在邦认为，纵观历史，美国为了实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对其他国家在多领域运用了多种手法进行遏制与干涉。其形式主要有：政治颠覆、经济制裁、武力干涉、文化渗透。

　　●政治颠覆。利用国家内部反对派：比如在科索沃战争中，为了对付南联盟这个欧洲地区最后一个美国的对头，美国支持米洛舍维奇的反对派，为他们提供经费、对他们进行培训，最终把米洛舍维奇送上了海牙法庭。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美国连年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提出别国人权提案，企图充当“人权法官”，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审判”。利用民族宗教问题进行分化：美国的惯用手法之一就是利用别国内部民族宗教纠纷，支持一些民族分裂势力和某些宗教势力制造事端，借口所谓“民族自决”，肢解别的主权国家。例如，在90年代，美国政府曾经拨款资助西藏流亡分子前往美国作“访问学者”或“读书”，“学成”后送回印度和尼泊尔“开展工作”。再如波黑战争中利用克族、塞族及穆斯林的民族矛盾。目前的伊拉克问题也是如此，美国利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南部穆斯林什叶派与穆斯林逊尼派的矛盾分化伊拉克。扶助国外流亡势力：比如对待伊拉克、前苏联、中国(新疆、西藏)都曾经这样做过。暗杀：“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又恢复了暗杀职能。前段时间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就曾险遭暗杀。

　　●武力干涉。美国凭借其在军事上的优势，经常对其他国家以军事高压的方式加速政治解决，甚至多次悍然出兵他国。总结历史，可以看出美国采取武力干涉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大兵压境、武力威胁：出兵他国，在他国进行大规模战略部署，以对该国形成巨大军事压力。这在第一次波黑危机、1994年美国出兵海地等事件中均有体现。外科手术式的军事打击：比如1986年对利比亚的轰炸、海湾战争前后对伊拉克的多次轰炸、1998年对苏丹的导弹攻击等，都属于这种方式。通过对他国的惩罚性的火力打击，起到恐吓、威慑作用。设立禁飞区、限制对方军事活动，增大己方军事空间：比如以保护伊拉克南部穆斯林什叶派免遭伊空军轰炸为名，在伊拉克领土上建立所谓“禁飞区”，悍然决定伊拉克军用飞机和武装直升机不得在“禁飞区”内飞行，否则将被击落，机场及地面雷达将遭到空袭，致使伊拉克的空中走廊只有近500公里的宽度，实际上剥夺了伊拉克空中飞行的权利。打着“维和”旗号出兵：例如1992年向索马里、1995年向波黑派遣维和部队等。直接出兵攻打：当美国认为上述几种方式都不能达到目的时，就会直接出兵他国，悍然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这种例子很多，如1983年以“保护侨民人身安全，防止格林纳达混乱进一步发展”为借口，对格林纳达发动的代号为“暴怒”的海空联合入侵；1989年打着保护“美国人安全”、“恢复巴拿马民主”、“维护运河条约完整性”的旗号，公然出动2.6万名军人，对巴拿马发动的代号为“正义事业”的军事入侵；

　　2001年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以及此次“倒萨”战争。从美国近年发动的对外战争中可以看出一个迹象，这个迹象在布什政府出台“先发制人”战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这就是：力求通过军事打击改变对方政权，企图通过一次战争就在该国或该地区实现符合美国利益的长远战略安排，一劳永逸。

　　例如，1999年对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后，改变了南联盟的政权；2001年对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后，建立了一个新的亲美的政府；以及这次对伊拉克战争的目的也主要是推翻萨达姆政权，实现美国在中东的长远战略安排。

　　●经济制裁和封锁。美国要在全球推行美国式民主和政治制度，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不仅许多大国反对，不理会这一套的小国也不少。由于能力所限，美国不可能使用军事手段来一一推翻这些国家的政府，经济制裁和封锁就成了美国对付这些国家的重要手段。

　　长期以来，被美国制裁的所谓“无赖国家”主要有古巴、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南联盟和朝鲜等国。美国制裁它们的理由冠冕堂皇：维护国际“道义”，保护人权和民主，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等等。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纵观这些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均居于世界极重要的战略枢纽之上———它们或是处于大国角逐的夹缝之中，如中美俄日之间的朝鲜；或是控制世界主要能源、资源及其进出通道，如波斯湾的“两伊”；或是控制战略水域、地域，如夹地中海而立的利比亚和南联盟。它们在民族文化、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方面与美国及西方具有异质性，大都是地区强国，有一定实力，在国际舞台上有一定的独立性，不屈从于美国。这些特点无疑使它们成为美国称霸全球道路上的“拦路虎”。因此，美国对这些国家举起了制裁“大棒”，企图摧毁它们的经济，制造政治混乱，迫使它们屈服，为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扫清障碍。为了达到目的，美国不仅对这些国家实行单方面制裁，而且还试图通过本国法律对更多方面实行间接制裁。1996年，克林顿先后签署了旨在强化制裁古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加强制裁伊朗和利比亚的《达马托法》。这两项法律不仅惩罚与古巴、伊朗和利比亚进行贸易的美国人，而且也制裁与这些国家进行贸易的其他国家。

　　●文化渗透。美国经济采取对海外广播宣传、对外文化教育交流、技术输出和文化输出相结合等方式，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1995年3月14日，美国新闻署署长约瑟夫·杜菲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就说，尽管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但是，美国新闻署的核心目标没有发生变化，即“用外国文化所能够信赖和接受的语言解释和宣扬美国的诸政策”，它的使命是“了解、告知和影响外国公众，以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

　　有时候，美国可能同时运用上述几种方法，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苏东剧变有外因也有内因，其中美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诚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前雇员所言：“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一样。”美国正是通过思想渗透、经济诱迫、政治施压、军事对峙等多种手段来达到瓦解苏联的目的的。

　　全球战略的另一条主线

　　虽然一些国家被美国视为“邪恶轴心”或“无赖国家”，而被列入重点关注的对象，但从这些国家的实力大小看，并不足以构成对美国欲在未来几十年建立全球霸权的威胁。那么美国认为这种威胁来自何处？

　　“9·11”事件后，不少分析家都认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在恐怖主义威胁凸显和美国安全形势严峻的现实下，美国把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置于安全考虑的首要位置。其依据是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点军校的讲话和同年9月20日公布的《美国安全战略》。

　　但应当看到，目前美国的全球战略虽然有所调整，但它为长期保持其“一超”独霸的地位，对传统强国、新兴大国或国家集团的“遏制”和“防范”态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说，在国际关系学中，各国的决策层在进行战略排序时一般遵循两个标准：威胁的重要性和威胁的紧迫性。从这个角度来分析，“9·11”事件后，尽管美国把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看作是对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但并没有降低防止一个潜在大国崛起挑战美国霸权战略的重要性。据世界发展研究所的李钢介绍，1996年美国著名的保守派学者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尔鼓吹美国应在全世界实行“仁慈的霸权统治”。1997年由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尔发起组织了“新美国世纪工程(PNAC)”组织，该组织主要由美国新保守派、社会保守派和军工产业集团组成。2000年罗伯特·卡根和威廉·克里斯托尔主编了名为《当前的危险：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所面临的危险和机会》一书，该书的许多作者后来都成为布什政府中负责国防外交政策的重要谋士。他们主张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和21世纪的单极格局。因此，美国必须保卫和扩大民主和平区域，防止出现新的大国竞争对手和保卫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地区。

　　也就是说，美国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全球战略，是既消除恐怖主义及其庇护国的威胁，又“遏制”和“防范”作为挑战对象的力量的崛起，这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两条并行不悖的主线。

　　臆断“潜在对手”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美国对“潜在对手”的认识并不清晰。美国西半球资源中心资深分析家约翰·格什曼说：“在保罗·沃尔福威茨和刘易斯·利比起草的《1992年防务政策指南》的初稿中，还不太清楚美国霸权地位的新对手最可能从哪里崛起。候选者分别是欧洲、日本和中国。”

　　有研究者认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达至霸权国家的70%左右时，霸权国家会感到威胁将要降临。如果仅从这个角度看，当前世界各大国的经济实力，除欧盟在经济总量上与美国相当外，其余各国都相差甚远。如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的经济总量约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4%，中国则约为美国的12%，另一个被看好的国家印度国民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5%。可见，目前在世界上除欧盟外还找不到能够与美国相匹敌的国际力量。这还只是经济实力，如果把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国际影响力等综合因素都算上，连欧盟也无法与美国匹敌。

　　在可见的未来，随着各国今后经济的发展，情况则可能会有所不同。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院长张伯里教授在分析未来10年美日欧等世界经济“三极”的发展的态势时认为：美国经济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仍会持续增长，其总体经济总量将会从目前的10万多亿美元(GDP)继续扩张。然而未来10年美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将为2.5%～3%。欧盟同期的年均增长率将达2.5%～3%，与美国大体相同。加上欧洲一体化“内涵”上的深化带来的“积聚效应”和一体化“外延”上的扩大带来的“集中效应”，欧盟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实力地位会有所增强。日本经济不振除了周期性的原因和外国经济的影响外，也存在严重的内在的经济结构性问题。这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去解决。因此，日本经济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里也只会是低速增长；然而与自己“失去的10年”相比，日本今后10年年均经济增长率则将呈增幅略有上升的态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姜跃春分析说，在今后的3～5年，日本经济仍将持续1%～2%的低速增长。但随着“日本病”的日益缓解，日本经济的潜力逐步释放，5年后，日本经济有可能出现复苏，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很难再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中国近些年的高速增长以及中国长远的发展规划和宏伟目标，使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肯定将成为世界经济之“极”。因此，欧盟和中国被美国一些人视为未来可能对美国地位进行挑战的“潜在对手”。

　　而在此期间，俄罗斯和印度虽然都制定了宏伟的发展规划，俄罗斯还制订了到2010年年均增长率不低于5%的目标，这两个国家目前发展势头也不错。但囿于它们现在的基数，其经济实力还难以达到世界“一极”的地步。但在美国的战略视野中，俄罗斯因其庞大的军事实力和资源优势，印度因其在地缘政治上的独特地位，而同样被美国视为“潜在对手”。

　　金灿荣教授说，从10多年的情况看，美国的单极势头比较迅猛，世界呈现出一超更超、多强不强的格局。整个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在心理上都比较自傲，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精英都已达成共识，就是要维护和巩固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因此美国在战略上非常关注“潜在对手”的发展情况，一是中国的上升，二是俄罗斯的复兴。在“9·11”事件后，美国一度对印度看得很重，认为争取印度，向西可以成为抵御伊斯兰势力的屏障，向北可以牵制中国。在2002年9月的《国家安全报告》中，还把印度列为和中国、俄罗斯一样的大国。印度被置于地区大国和世界大国之间的位置。但现在的印度更多还是一个人文大国，在世界事务上的作用和影响力都很有限。

　　金教授说，冷战结束以来国际上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欧洲统一的进程大大超过了美国的预计。欧洲作为世界上的重要一极地位越来越突出。在实行统一货币和共同的财政政策之后，欧盟东扩进展顺利，欧洲寻求共同的防务和外交的进程也大大加快。在建设统一的欧洲进程中，欧洲的德国化特征非常明显。欧洲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都在德国化。这表明德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在逐步上升。欧洲德国化有两个直接后果，一是英国逐步被边缘化，二是形成法德轴心主导欧洲。这势必造成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下降。但依据这种推测来确定“潜在对手”是很荒谬的，因为这种推测本来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在未来几十年里，各国的发展都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有的可能发展得快一点，有的可能停滞不前，有的可能从高位跌落，有的可能从颓势中奋起，现在就作定论显然为时过早。更何况经济总量并不是一个国家实力的全部，更不能以此判定这个国家对外政策的走向。比如欧盟现在的经济总量与美国相当，但其对外政策远不如美国那样咄咄逼人，动辄要以武力解决问题。又比如日本是世界经济“三极”中的一极，政治上却难以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大国，它现在经济处于颓势，却又孜孜不倦地想方设法要扩张军力。

　　再比如中国虽然经济增长迅速，但中国已经确定了到21世纪的经济发展目标，其未来的外交政策将是全力为本国的经济发展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强调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与合作协调。

　　选择“潜在对手”在很大程度上出自于美国力图维持“一超”地位或全球霸权的思维，这使它总感到其地位会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独断专行和武力解决问题的做法既不符合联合国宪章，也不符合21世纪的时代潮流，但只要别国反对它的做法，它便认为它的地位受到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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