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联合国记者丁刚
在联合国安理会大厅外的走廊上，挂着毕加索的巨幅反战之作《格尔尼卡》。那因铁矛刺身而哀鸣不已的战马，那怀抱死婴仰天长哭的母亲……似乎在提醒着每一位走进大厅的代表，安理会的使命就是让人类远离战火。
联合国自成立至今，成员国已经由51个增加到191个。冷战期间，美苏对抗，安理会常处于瘫痪状态。在诸如非殖民化等许多重大国际事务上，联大的影响力超过了安理会。冷战结束后，联合国权力重心出现了向安理会转移的趋势。安理会的责任越来越突出。这不仅因为安理会负有《联合国宪章》赋予的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使命，更因为只有安理会的决定才具有法律约束力。第五十七届联大主席卡万不久前表示，“自从1989年冷战结束以来，我们看到联大具有的决策力量和富于影响的地位已经慢慢地转向了安理会，转向5个常任理事国。”正是因为安理会的独特地位，才使它成为大国对国际事务施加影响的重要场所。
近年来，围绕着安理会改革展开的论争实质上已经折射出了国际社会与霸权主义的斗争。过去八九年来，联合国成员国一直呼吁对安理会进行改革，许多国家认为安理会没有公平地代表联合国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代表性不足。但这些要求在美国看来，不利于巩固其霸主地位。美国一些人士认为，联合国里发展中国家太多，声音太杂。常常有一些国家与美国唱反调，影响了美国战略目标的实施。美国更希望自己的盟友能进入安理会。
近年来，美国对联合国采取了“能用则用，不能用就甩”的态度，一面利用其政治、军事、经济的影响力，力求在联合国中拥有更多的特权，需要安理会支持的时候就尽力争取支持；一面又否定或退出了近年来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的一些重要的国际性环保和裁军协定。此次美国甩开安理会对伊拉克发动军事打击，蔑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准则，损害了安理会的权威。美国的作法已经在国际社会中激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应。它同时也使人们对安理会未来的走向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美国不顾安理会大多数成员国反对而对伊动武，反映了布什政府的战略目标与联合国安理会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之间的尖锐矛盾。“9·11”事件打破了美国本土永久安全的神话，反恐成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布什当时有这么一句话：“你要么选择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站在恐怖主义的一边”。在布什看来，全世界都要以是否支持美国的反恐战来划线排队，联合国也不例外。
但是，布什政府提出的“先发制人”、“政权更替”等战略目标与现有的国际秩序，与联合国安理会“职权范围”的冲突越来越多。全世界对美国的支持、同情逐渐转为怀疑，怀疑美国会借反恐为名塞进许多自己的“私货”，担心美国单边主义会把联合国乃至整个世界带向一个更危险的地带。美国的一些专家学者也意识到，他们这样做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属于保守派的智库传统基金会专家施艾佛就提出，为了确保美国的利益，美国必须作好两手准备，一方面要确保在反恐战中使联合国成为有助于美国的盟友，同时也要准备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确保美国利益和国际安全。此次在安理会受阻又加深了美国对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不信任，美国一些鹰派人士甚至提出要让联合国“淡出”的设想。这当然会给安理会未来的改革和发展带来更多的困难。
应该看到的是，安理会中的一些大国，在围绕着伊拉克问题的较量中加强了协调，有力地回应了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扩大了影响。有的国家还把安理会视为遏制霸权主义的重要舞台。这是冷战结束后安理会出现的一个积极变化。这个变化也影响到了许多中小国家。他们虽然十分重视维护与美国的关系，但也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听凭某个大国左右，不顾国际舆论的影响，破坏安理会的团结和权威，虽然能得到一些暂时的好处，但从长远看，只能给自身带来更大的冲击。
伊拉克战争开战以来的事实已经表明，安理会绝非像美国某些鹰派人士想象的那样，可以轻而易举地甩开。多年来，安理会已经在国际社会中形成了一定的权威。大多数成员国拒绝支持美英要求授权动武的提案，给国际社会传递了反战的强烈信号，在道义上对布什政府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它迫使布什政府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必须考虑到国际舆论的影响。安理会的裂痕还扩大到了大西洋对岸，影响到了美欧关系和北约内部的团结，甚至在直接影响着这场战争的走向和战后伊拉克的重建。无论是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看，这些后果都是布什政府今后必须考虑的。
围绕着伊拉克问题展开的这场较量关系着安理会未来的走向。安理会大多数国家拒绝授权美英动武，维护了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声誉。它再次向全世界表明，安理会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绝不容许滥用。可以预见，今后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舞台上，国际社会中主持正义的力量与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行径之间仍将会有更加激烈的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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