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防空火炮再次撕裂巴格达的夜空时，此前所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争议就显得格外的苍白。布什与其盟友绕开联合国的表决机制，单方面挑起了战争。它至少避免了美国与俄罗斯、法国、德国之间的撞车尴尬，但也削弱了联合国作为国际协调者的地位。

　　美国希望在伊拉克扶植一个亲西方政府，树起一个伊斯兰世界的“民主样板”。不管学者将其定义为“断层线冲突”抑或“文明的冲突”，或者伊拉克之战到底会如何有利于美国在全球的反恐怖事业，我们注意到，布什没有再次提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不知道他是有意避免刺激更多的伊斯兰国家的仇美、反美情绪，还是难以回避大西洋两岸日益明显的对立与分歧，“老欧洲”与英美渐行渐远的事实。

　　有人还在讨论战与非战考验人类良知，要知道1928年《非战公约》就已经宣布战争为“非法”；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正义”和“非正义”来定性这样新一次海湾战争。现在世界各地的反战浪潮有可能被错误地解读为非理性的行为：反战＝反美＝支持萨达姆。

　　并非所有人相信萨达姆是无辜的，萨达姆更不是圣人，他曾发动军事政变，谋杀政治导师，轻易处决了曾与之共事的“革命指挥委员会”同僚，1979年来，伊拉克最高权力机构———“革命指挥委员会”有一半以上的成员遭到了清洗。萨达姆承认拥有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谋求核武器的努力遭到以色列的空袭和西方大国的遏止，他追求地区霸权，渴望实现“萨拉丁”式的宏图大业，这些都不是他的最新“罪状”；甚至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也不是他成为“必杀”的目标的原因，萨达姆的悲剧，不是因为他“十恶不赦”，而是因为他对美国而言已经失去战略价值，他从美国大棋局的“棋子”变成了“闲子”以致于沦为现在的“弃子”。

　　萨达姆曾经是美国重要的战略盟友。自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入侵巴格达，由此揭开了波斯人与阿拉伯人长达2000年的冲突史。1979年伊朗发生了伊斯兰革命，什叶派宗教人士在伊朗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权。霍梅尼积极向外输出革命，伊拉克成为美国遏制伊朗的前线。萨达姆信奉逊尼派教义，为争夺阿拉伯河的出海口，遏制伊朗的“输出革命”。基于历史、宗教和现实战略冲突，萨达姆在美国的支持下挑起了在1980年～1988年的两伊战争。美国为伊拉克提供军事和技术支持，顶住了伊朗的“人海战术”。此时，萨达姆还是美国的一个重要“棋子”，直到萨达姆垂涎科威特的国库和谋求地区霸权的野心与美国的中东战略利益发生冲突。

　　1990年8月，萨达姆错误地判断，美国可能容忍他吞并科威特，但美国在捍卫自己利益时毫不手软，他们驱逐了萨达姆，并在沙特获得了保持军事存在的“正当而合适”的理由。但是，1991年美国仅仅是驱逐了萨达姆在科威特的驻军，他们并没有直接进军巴格达，因为萨达姆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还是有价值的。

　　当时，美国在海湾没有军事立足点，老布什非常需要这样的借口，制造一种兵临城下的危机感，这样沙特才会考虑“邀请”美国军队来保护它的石油资源和瓦哈比教派的君主政体。如果一举拿下萨达姆，美国在沙特的军事存在就失去了“最好的借口”。因此，在萨达姆残酷镇压国内库尔德人和什叶派穆斯林时，美国人“意外”地选择了沉默。1991年，美国人曾鼓动库尔德人反对萨达姆，但他们在最后一刻抛弃了库尔德人，任由伊拉克军队残酷镇压库尔德人。1996年，中央情报局故伎重施，再次出卖了库尔德人。在“沙漠风暴”行动开始后，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也曾指望美国的诺言，帮助他们实现自治。但美国再次失言，他们容忍了萨达姆对反叛者的残酷镇压。此时，美国还需要萨达姆。

　　海湾战争后，美国的中东政策转向了“西遏两伊，东促和谈”，对伊朗和伊拉克实施双重遏制的策略，萨达姆作为美国“大棋局”的“棋子”地位已经大大下降，可被视为一个“闲子”，成为美国在中东保持一定威慑力量的重要理由。至少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没有要真正推翻萨达姆的计划。

　　克林顿没能实现第二个“戴维营协议”，小布什上台后，美国的中东政策出现了转变。小布什也对阿以和谈迟迟没有进展而失去了信心，哈塔米上台后，伊朗温和派逐渐缓和了与西方的关系，由此萨达姆甚至失去了“闲子”的作用而沦落到了“弃子”的境地，因此，伊拉克被列入了“邪恶轴心”，小布什必欲除之而后快。

　　萨达姆的“萨拉丁情结”助长了他的地区野心。萨达姆的故乡提克里特，在12世纪曾经诞生了一位穆斯林英雄——萨拉丁，1187年他率领阿拉伯联军从十字军手中收复了圣城耶路撒冷，而萨达姆也一直怀着这样的英雄情结。他希望统一四分五裂的阿拉伯世界，他以圣战的精神与波斯人(伊朗)血战八载，得到了包括了沙特和科威特在内的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

　　萨达姆惯常玩弄“战争边缘”政策，他的一个底线判断也是美国不会真正推翻他。当“爱已成往事”，这就是构成了萨达姆所犯的致命战略错误。美国对伊策略已经转入了危机处理程序后，萨达姆还是以边缘政策应对，他总认为可以在战争的最后一刻可以通过小小的让步就能实现妥协，然而他这次错得太远了。

　　美国从“斡旋———制裁———战争威胁———备战———军事打击”的危机处理一步步升级，而萨达姆没有理解到这样的信息，他没有意识到，他只是国际政治游戏的小小参与者，而远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这或许是萨达姆悲剧的注定。《中国经营报》 李豫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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