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就任总统以来，美国的霸权外交色彩陡然加重，单边主义倾向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布什政府反恐谋霸的过程中，“邪恶轴心论”、“新帝国主义论”和“先发制人论”相继出笼。“新的罗马帝国”的梦想日益张出刺目的触角。上述这一切，都与美国右翼和新保守派的重新得势息息相关。

　　三大右翼思想库组织

　　目前操纵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少数思想库组织，全部是由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右翼和新保守派组织发展而成。“美国新世纪计划”(新保守派)、“安全政策中心”(右翼)、“美国企业研究所”(新保守派)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三大代表性组织。

　　1997年，一批权势强大的新保守派人士、社会保守派人士和艾森豪威尔所称的军工联合体的代表聚集到一起，成立了“美国新世纪计划”组织。25位签名者中包括沃尔福威茨、莉比、拉姆斯菲尔德、切尼、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扎尔梅·哈利勒扎德等右翼人物。“美国新世纪计划”为布什当选总统立下了汗马功劳。

　　与在里根执政期间一样，右翼思想库在制订新政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新保守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该组织在布什政府中最著名的成员是理查德·珀尔。珀尔是现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手下的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也是“美国新世纪计划”的支持者。他帮助建立了“安全政策中心”和影响力日益扩大的“犹太人国家安全研究所”。多年来，“美国企业研究所”一直站在呼吁对无赖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行动的最前沿，并指责华盛顿及其欧洲盟国与朝鲜、伊朗和伊拉克“修好”的所有努力都是“绥靖政策”。布什政府实质上接受了“美国企业研究所”在中东问题上推行的所有政策立场。该研究所(现在也包括布什政府)正在逐步接受的政策观点包括：对美国的固有美德和救世行动的坚定信念，对“自由主义者”和“欧洲精英”在道德方面的懦弱行为提出的批评，支持以色列对付穆斯林“难以平息的仇恨”的重要性，坚信军事力量在一个本质上符合霍布斯状态(指人人自危的无政府状态)的世界上处于首要地位的观点。尽管没有纳入官方言论，但政府中的“鹰派”人士也相信“美国企业研究所”关于美国与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

　　右翼的“安全政策中心”与军事承包商和五角大楼之间关系密切。该中心负责人弗兰克·加夫尼是1997年最早在“美国新世纪计划”声明上签名的人之一。他为该组织“以实力求和平”的原则重新在美国政府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欢欣鼓舞。在里根时期，“安全政策中心”当时的许多成员都负责指导美国军事政策。与当年一样，该中心的“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中的许多成员目前都在现政府中任职。“安全政策中心”的前董事会成员迪克·切尼现在是副总统，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经荣获该中心颁发的一项奖项。

　　新保守派左右美国外交

　　美国新保守派的首次得势是在里根总统执政时期，不少新保守派人物在里根政府里地位显赫。他们的口号是“以实力求和平”、“美国利益至上”等等。1991年苏联解体后，新保守派在老布什政府、尤其是克林顿政府中都未能得势。老布什政府奉行谨慎的现实主义路线，而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更为强调多边主义和相互依存，这些政策实践都与新保守派的外交理念与主张相去甚远。他们蔑视克林顿谈论的一些时髦的国际问题，譬如气候变化、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人道主义干涉、维和行动、冲突预防措施、全球经济的社会和环境标准，以及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等新的多边机构。他们称之为“全球胡话”。在他们眼中，这些国际挑战和多边反应完全是对华盛顿行动自由的新约束。在他们看来，美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对抗潜在军事对手。

　　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新保守派尝尽了失意的味道。但是，新保守派并没有走向消亡，他们一直在蓄势待发。其实，早在1992年，新保守派的少壮派人物—保罗·沃尔福威茨和刘易斯·莉比就为新保守派拟订了一项行动指南，即美国《防务政策指导》报告的草案。在这份报告草案中，当时还是无名小卒的沃尔福威茨和莉比要求美国抓住海湾战争结束后的“单极时刻”的“前所未有的机遇”，确立美国的“绝对霸权地位”和“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份报告草案的具体政策建议就包括今天已经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先发制人论”。沃尔福威茨和莉比预言美国的海外军事干涉将成为这个世界的“一种持久不变的特征”，却只字未提联合国。压力之下，这份报告草案最后一稿的语气有所缓和，但它却在沃尔福威茨和莉比及他们的上司—当时的国防部长迪克·切尼的心中占据了重要地位。11年之后的今天，在毁灭性的“9·11”事件之后，理论变成了现实。迪克·切尼已经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副总统，保罗·沃尔福威茨成了国防部副部长，刘易斯·莉比“高就”副总统切尼的办公室主任兼国家安全顾问，都进入了布什政府的外交决策核心圈。他们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一起领导了一个势力联盟。这个联盟成功地发动了“与55年来得到两党一致支持的美国传统外交政策的彻底决裂”。

　　这一决裂使大多数分析家大跌眼镜。布什就任总统之初，大多数分析家曾经以为，他很可能会回到他父亲执政时所推行的谨慎的、保持均势的现实主义路线上。在布什挑选科林·鲍威尔和康多莉扎·赖斯分别担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之后，这种估计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因为这两个人都是现实主义理论泰斗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门徒。然而，分析家们错了，“9·11”事件之后更是如此。

　　实际上，从新保守派在布什政府上台前为控制该届政府而发表的言论与政策建议中，我们能够找出布什政府目前实行的、未来将会出台的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甚至具体内容。在2000年布什竞选总统期间，新保守派的领袖人物、“美国新世纪计划”的负责人威廉·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编辑出版了《当前的危险：美国外交和防务政策中的危机与机遇》一书，该书收录了理查德·珀尔、保罗·沃尔福威茨等一批新保守派权威战略家和学者撰写的文章。书中呼吁对伊拉克、朝鲜和伊朗采取“改变政权”的政策，提出了保持“美国主宰地位”的具体建议，提议建立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并放弃军备控制协议、把国防开支大幅度增至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5%，并且阐明了支持以色列的利库德集团的立场。这本书为新一届共和党政府勾划了蓝图，它所提出的政策建议目前几乎全部被布什政府变为具体的外交政策加以实施：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已迫在眉睫；2002年12月美国正式退出《反导条约》，布什已宣布在2004年前部署完成初步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美国2003财年的国防开支为3930亿美元，已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5%以上；布什政府对以色列沙龙政府的偏袒已招致全球(包括其诸多的盟国)的谴责。布什政府将该书的许多作者(如理查德·珀尔和保罗·沃尔福威茨等)纳入外交政策思想库或决策部门的举动，以及对书中的建议的广泛采纳，显示出新保守派和右翼继里根总统执政以来，再次成功地控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右翼和新保守派的大联合

　　“美国新世纪计划”20世纪90年代末成功地将主要右翼人物(包括“基督教右翼”组织的加里·鲍尔等人和威廉·贝内特等社会保守派人士)招至麾下，支持其建立和巩固美国的霸权和帝国的构想。这决不是一项微不足道的成就，因为在八九十年代，“基督教右翼”组织对道德文化问题的兴趣要比他们对外交政策的兴趣大得多。在组建一个以建立美国军事和文化霸权为目标的新联盟方面，“安全政策中心”和“授权美国”组织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保守派也一直在探索美国的“文化霸权”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作为美国政治中一项由来已久的主题，建立美国文化霸权的观点和保护其免遭越来越多的国际攻击的必要性，成为美国政治辩论的一个主要话题。新保守派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颇具影响力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为这种关于文化霸权的偏激认识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等新保守派人士的监护和威廉·贝内特的引导下，社会保守派人士(特别是那些与“基督教右翼”组织有关联的人)成为新的国际主义者。“基督教右翼”组织以《圣经》中有关中东地区最后决战的预言为依据，不遗余力地支持新保守派关于发展美国与以色列关系的政策建议。在他们的刊物和因特网站上，“授权美国”和“捍卫民主基金会”等社会保守派组织特别强调了以色列总理沙龙旗下的利库德集团对巴勒斯坦人发动战争的正义性。社会保守派关注的其它问题包括“共产党中国”的“黄祸”构成的威胁。

　　甚至在“鸽派”鲍威尔领导的国务院内部，新的外交政策激进分子也建立了自己的阵营。布什就曾不顾鲍威尔的反对，任命极端单边主义理论家、前“美国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约翰·博尔顿担任负责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副国务卿。与克林顿政府时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保守派战略家与鹰派人士一起退出了有关全球化问题的公开辩论。他们不再为全球经济的社会和环境标准而苦恼，而把经济上的重点放在捍卫美国国家利益(特别是能源)，从而确保美国的经济霸权之上。

　　这一小批右翼战略家、理论家、右翼思想库成员、宣传机构和新闻媒体已经控制了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不过，美国新保守派和布什政府的“新的罗马帝国”的梦想，最终能够逃脱霸权必衰的铁律吗？美国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美国鹰坠地》中预言：“在今后十年里，美国主导世界事务的能力将不断下降”；“实际的问题不是美国霸权是否正在衰落，而是美国能否找出一条体面地衰落下去、对全球及其自身的破坏性最小的道路”。对美国人来说，更迫切的是，他们必须确定，以扩张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是否使他们觉得更加安全，是否会使他们成为仇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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