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伊拉克战争还没打响，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体盾牌”就已经先期自费抵达巴格达。媒体说这帮反战人士有“成千上万”，有意大利的议员，还有德国的音乐家，可是两国的议员和音乐家即便全到，也占不了太多的名额，主体实际上还是美国人，包括好莱坞演员、教会领袖和大学教授，甚至还有四名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失去亲人的美国妇女，而且“人体盾牌”行动的发起人就是美国海湾战争的老兵。可见美国的“好事者”们是“人体盾牌”的主体。

　　一方面是美国政府用兵，一方面是美国志愿者组成“人体盾牌”，阻止用兵，构成一对具有美国特色的矛与盾。需要说明的是，“人体盾牌”并不是前往支持萨达姆政府，而是为保护伊拉克平民而来。其实美国大兵也不是来枪杀伊拉克平民的，他们是冲着萨达姆政权而来。美国之矛只对萨达姆政权，不对伊拉克平民；美国“人体盾牌”只庇护伊拉克平民，不保护萨达姆政府，这一矛一盾，并不构成真正的矛盾。

　　这真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好事的政府管得宽，好事的人民也跟着把手伸得很远。“人体盾牌”是美国“国际警察”品性的民间体现，昭示着这个国家突出的好事者文明的特征。

　　美国推动非殖民化

　　美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就一直是非殖民化的积极提倡者。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是放殖民地到独立自主天地去的强力执行者。非殖民化是联合国的一条重要“国”策，也是它的一项特大功劳。联合国怎样实行非殖民化？最主要的做法是限期要殖民政府交出统治权。比如印度尼西亚独立，联合国迫使荷兰人限期交权，“是印度尼西亚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联合国非殖民化工作的重要经验。联合国几乎参与了印度尼西亚独立的全过程，为世界各个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提供了经验。应当说，印度尼西亚独立是联合国非殖民化工作的第一个重大成就”(参见《世界民族》2002年第6期《联合国与非殖民化》一文)。我们不禁要问：荷兰统治印度尼西亚几百年，那是一块肥肉，限期让它交权它就交权，怎么可能？可是有联合国在，它不交不行。联合国是何许人也？联合国只不过是纽约城里的一幢大楼，它哪来这么大的神威？我们常说，联合国是美国的工具，联合国的非殖民化运动，没有美国的积极推动是无法奏效的。

　　前不久凤凰卫视的记者阮次山采访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瓦蒂，梅总统还顺口对美国过去帮助印度尼西亚独立表示了一下谢意。

　　奇怪的正是在这里：当初被美国“限期交权”逼走的荷兰人、南非白人以及其他老殖民者，而今并没见谁恨美国人。可是那些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那些曾经受益于美国非殖民化政策和努力的国家，几十年下来，反倒几乎个个与美国成了死对头。美国没有成为他们的恩人，反倒成了千夫指、万人骂。你想，恐怖主义分子炸美国的世贸大楼，那得积聚多少当量的仇恨呀？一个又一个国家偷偷造核弹，他们对谁呀？很清楚，十之八九第一个对准的就是美国。美国怎么这么招人恨？美国是如何得罪了这些国家？

　　中国古语说得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在我看来，美国千错万错归一错，美国太好事了。你不该在非殖民化运动成功之后，居然还想在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里干预他们的制度设计，也就是说，推行一种新式的蛋糕切分法。这些国家都有几千年的前现代特权制度，因袭着几千年的极端不公正的蛋糕切分法。要改变这种蛋糕切分法，这怎么可以容忍？蛋糕分得最多的集团，也是掌握话语权的集团，于是就启动他们控制的传媒哈哈镜，把那个“好事者”树立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最大敌人。

　　多年来，西方学者率先反省和自我批评，以文化多元化理论消解西方中心论，检讨自己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过失，不料换来的却是狂热的文化敌对行为。文化自责造成他人的文化狂妄，这是西方人始料不及的。

　　不过奇怪的是，在某些极其反美的国家，他们的元首们整个都生活在美国造的物质世界里，坐美国汽车，吃美国伟哥，家中女眷都用美国生产的化妆品，儿女都到美国大学去读书，这也是旁观的第三者所始料不及的。

　　西方国家慈悲为怀

　　冷战后，西方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提出了“失败国家”概念，对某些境况极端糟糕的发展中国家作出了诊断：它们能赢得独立，却赢不来和平建设，统治集团只懂个人享受，不顾人民死活。这些国家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里，没有收获富强，收获的只是腐败，只是人民的啼饥号寒。在这些国家里，民意既不可能通过战争表达，又不可能通过投票表达，而让政府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又绝无可能。怎么办？只有借助外力。不借助外力，这些国家不可能有未来，就像当年若是不到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东方就不太可能迅速走向独立一样。而在当今世界，人类应当互相帮助，联合国以及西方国家对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索马里、阿富汗、苏丹等濒临失败的国家采取的干预措施和种种人道主义帮助，是时代潮流的体现，事实上也是这些苦难中的国家所亟需的。

　　与他们的殖民主义老祖宗相比，西方国家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也有了一些变化。近几十年，世界银行的钱，说白了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钱，大把大把拿出来帮助发展中国家，这都是有目共睹的。近年对南斯拉夫动武、对塔利班的战争和即将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先为战争地区的民众准备口粮，这是以往战争史上从不曾有过的。尽管不排除一些西方人骨子里还有殖民主义老祖宗的遗传──所以我们要反对“新殖民主义”，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变化，对西方的变化视而不见，不是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这是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利益，要依赖与发达国家的良性互动。这里面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前提，如果西方国家还是“八国联军”，那么我们根本不可能与他们合作，与他们能够合作，表明西方国家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这种新变化还体现在战争文明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杀一个日本兵，将遭到日本军队屠杀全村人的报复；德国占领区的人若杀一个德国士兵，也要遭到血腥报复。在当前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中，巴勒斯坦的“人体炸弹”不断杀害以色列平民(根据种种公开报道，人体炸弹的受害者绝大部分是以色列平民，最近又添上了三名与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无冤无仇的中国工人！)，可是以色列军队并没有发了疯似的对巴勒斯坦平民大开杀戒。这也是过去不曾有过的。这是战争文明的新阶段。这是世界体系中强者的新变化。当然，强者还没有变成天使，但是强者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

　　“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的“好事者文明”并未因此而改变。“9·11”之后，许多人曾奉劝美国吸取教训学滑头，国际事务莫当头。但一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仍然很“好事”。

　　我们也看到，以安南为秘书长的联合国，也具有非常明显的“好事”特征。联合国的干预、监督、救援、斡旋、核查等种种“好事”行为，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欢迎，特别是当事国人民的欢迎。

　　我们还看到，随着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和世界观的变化，中国也逐步“好事”起来，如建立上海合作组织机制打击中亚恐怖分子，如提升对外援助力度，减免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债务，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积极介入最近的朝鲜半岛核危机。

　　积极而善意的“好事”，自然是一件好事。事实上，美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也是非常“好事”的一群；现在的西方国家里都有成千上万的“好事”的人民──对自己的政府，对种种国际事务，这就决定了西方国家，一定还会不断有积极、有益的变化。

　　做一个“好事”的人，对政府、外界持一种“好事”的态度，新的政治文明，就是这样点点滴滴发展起来的。(焦国标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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