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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改变了很多事情，很多美国家庭遭受巨变。但悲剧始终要过去，生活仍然要继续。美国《时代》杂志在“9·11”后追踪采访了11个人的故事。这是11个生命，不论男人、女人还是孩子，他们都不得不走进了一个新的世界，依靠自己开创一片新天地。他们根本无从选择。
她并不是一个迷人完美的幸存者
“她需要时间思考如何继续生活”
--世贸中心废墟被救出的最后一个幸存者的艰难处境
为什么吉妮尔·吉茨曼-麦克米伦能幸免于难？9月11日上午10时28分之前没有离开世贸中心的几乎所有人都遇难了。不像那些被困在高层的人，在北塔楼第64层的港务局工作的吉妮尔原本可以早些离开的，但是，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由于惊慌失措，她在那里逗留了好一会儿。当这栋楼坍塌时，她正沿着B号楼梯往下走。与许多其他人不同的是，她活了下来。
在人前吉妮尔摆出勇敢的面容，但真正的她不知道生命有何意义，“有一种错位的感觉”。
目睹过世贸中心倒塌、哪怕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这一场景的任何人都知道能躲过这一劫难是多么不易。她被埋在废墟中长达26个多小时，9月12日中午12点半左右，她成为被救出废墟的4名幸存者当中的最后一个。她的右腿粉碎性骨折，身上还有其它伤痕。不知道后来是否还发现了其他幸存者--或许吉妮尔是最后一位。她是不是非常幸运？是上帝之手在帮她吗？我们还远没有找到答案。
但是，从那天以后，像吉妮尔这样的人对自己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遭遇过死神之后，他们不知道该怎样生活下去。吉妮尔在面对朋友和采访过她的许多记者时，都摆出一副勇敢的面容。但是，今年6月当她和表哥盖尔·拉福蒂纳外出旅行时，她承认她不知道生命有何意义。她不清楚自己以前是否真的了解生命的含义。
盖尔说：“吉妮尔有……一种错位的感觉，她生命中的某些东西不知该寄托在哪里。”如果真是这样，吉妮尔是如何重新找回自己的？结果表明有许多人想把吉妮尔塑造成一个无忧无虑、引人注目的形象--一个令人鼓舞的“9·１1”神话：受害者奇迹般活了下来，转而信仰上帝，并找到了真爱。但是，她知道故事并没有这么简单。
吉妮尔不再重视钱、长相，甚至疤痕，但电视里她无忧无虑的形像困惑着她，她内心的伤害需要时间去复原。
吉妮尔是在1998年从特立尼达搬到纽约城的。2000年狂欢节，她回老家特立尼达休假时遇到了她未来的丈夫。罗杰·麦克米伦比她大7岁，高高的个子，一副含情脉脉的样子。虽然他俩很快坠入爱河，但并没有立即决定住到一起。但是，在医院的病床旁。罗杰丝毫没有犹豫。他说，他们将在正确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那就是结婚。
对一个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来拜访吉妮尔的外人而言，她显得情绪低落，甚至意志消沉。她时常借故太累或太忙而取消计划。吉妮尔解释说，她的新信仰使她摆脱了过去常常困扰她的世俗烦恼。她说：“我感觉自己变化很大。以前我总是担心，一会儿担心钱，一会儿担心长相。现在，我走路有点跛，腿上还有疤痕，可我不再为这些事情担忧了，这不重要。”然而，吉妮尔忽视的可能不仅仅是她的疤痕，还有她内心受到的伤害。不过，吉妮尔说，她的信仰能够医治任何创伤。最重要的是，记者不断提醒吉妮尔，说她的幸存很有新闻价值，好几家电视台都报道了她的故事。盖尔说：“电视里的形象使吉妮尔感到心烦意乱。人们需要看到真实而不是做作的她。媒体不应该把她描绘成一个迷人而完美的幸存者。她需要时间思考。”
失去父亲的女儿
希拉里·斯特劳，12岁。去年9月11日，她在电视直播中亲眼看着她父亲乔治所在的世贸南塔99楼的办公室轰然倒塌。
“我现在只爱看美食节目，”希拉里说，“因为那里不会出现任何有关‘9·１1’的内容。在其他节目里，即使是我以前最爱看的动物频道，也会播出救援狗在世贸废墟里寻找生还者的节目。”
在私底下，希拉里觉得很困惑。她参加了“失去亲人”集会。在那里，希拉里表现得很突出，她对痛苦的经历能侃侃而谈。希拉里说：“我觉得自己有点精神分裂，又好像在一出话剧里表演跟我平时完全不同的一个角色。我想是我们都有很多面。有在众人面前出现的、不太真实的，因为让人知道自己太多秘密很奇怪。但也有表现自己真实一面的时候，像对自己的亲人。”�
进退两难的总统
布什总统刚上台那会，不会外交辞令、不懂外交事务，似乎还没准备好怎样去当一个总统，更何况当时他是以如此微弱的差距竞选成功。但“9·１1”事件的发生，令布什很快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喊出“反恐”的口号。他果断的形像也随即深入民心，质疑他上台的异声也消失无踪。在布什看来，这世界黑白分明，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死的、就是活的，不站在他这一边，那你就是站在恐怖分子那一边。没错，当准备发起战争时，这种方式非常适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逐渐回到平常的轨道，布什又想发起“倒萨”的战争，这次他会得到多少支持呢？
布什的顾问班子非常忧心：是否布什仍能在他的任期内坚持反恐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布什是否会陷入控制不了局面的境地？也许到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后，布什就要失业了。
铁汉柔情的士兵
今年3月，根据情报，美国断定拉丹和奥马尔藏匿在阿富汗东部的沙伊科特村落，于是派出地面部队进行搜捕，名为“蟒蛇行动”。来自美国军队第10山地师的30岁的上士兰德尔·佩雷斯是其中一员。在参军前，佩雷斯从没想过自己能成为英雄，但在这次战斗后，他的的确确成了一名英雄。当时部队情况非常危急，遭受到“基地”分子的猛烈反击，两名指挥员都受了伤。佩雷斯临危受命，凭借出色的军事知识和沉稳的个性，完成了任务，部队仅有8人受伤。
但当说起他在阿富汗的经历时，佩雷斯更遗憾没有在小儿子刚出生时就陪伴在他身边。一个在沙场拼杀的刚健男儿只能柔柔地抚摸着电脑屏幕上的图像，一遍又一遍的哽咽着：“我很抱歉不能陪伴在你身边。”
深信和平的穆斯林青少年
莎娜·沙哈，16岁，居住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她曾经参加过在美国缅因州举行的由纽约市资助的世界青少年和平种子集会。在她心中，她认为自己是地球村的村民，任何仇恨都是可以消除的。但“9·１1”发生后，美国人开始疯狂地报复：在美国穆斯林开的商店被砸烂；样子像阿拉伯人的出租车司机被拖出来暴打。莎娜吓坏了，她和母亲赶忙打电话给身在美国的她的哥哥，确定他没事。莎娜觉得仿佛一夜间事情都改变了：以前，穆斯林和美国是她都热爱的两个世界，但现在她感到被这两个世界撕扯着。她觉得自己是个地球公民的想法受到冲击，但她仍深信，和平一定会到来。
敢挑战塔利班的阿富汗女将军的
卡图尔-穆罕麻宰将军是阿富汗空军目前最高军衔的妇女，而且是该国第一位也是唯一一名女伞兵。在塔利班政权执政前，她已在空军服务了14年。
17年前，卡图尔成了寡妇，但她很幸运，相对于其他阿富汗妇女，她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卡图尔接受了政府的任命，成为空军负责身体素质锻炼的主管。但因为阿富汗经过多年战乱，还处于百废待兴阶段，她的工作很难开展。卡图尔说，部队里连一个完整的排球网都没有，工资也好几月发不出了。卡图尔不得不到处活动，想得到政府的更多支持。
在卡图尔被禁止工作期间，她用各种方式对抗塔利班的禁令，还偷偷地让小女孩到她家辅导她们。卡图尔的同事都很敬佩她，他们说：“我们很高兴她回来，我们都以她为豪。”
与“鞋子炸弹”搏斗的空姐
赫米司·莫塔迪尔是去年12月在美国航空公司第63次飞机上第一个发现“鞋子炸弹”的人。克里斯蒂娜·琼斯则在与“鞋子炸弹”的携带者理查德·里德的搏斗中，被他咬伤了左手。莫塔迪尔也同样负了伤。
琼斯是一位单身母亲，她负伤后到今年3月重新开始工作。现在她回忆重新返回飞机上时，她老是闻到烟味(当时里德想引爆炸弹，制造了很大烟雾)，很紧张，还到洗手间里偷偷地哭了。但同事对她很好，让她复述和里德搏斗的情景。而莫塔迪尔对“9·１1”的恐惧尤甚，她有一位同事就在袭击中丧生了。但她很快恢复过来，她说：“作为一名空中服务员，必须学会在离开家门前，把自己的私人感情锁在家里。”在“鞋子炸弹”事件后，莫塔迪尔会在10月重返工作岗位。她说：“我不能生活在恐惧中，我要坚强起来。”
严密把关的海关检查员
本·安德森，55岁，他是加拿大和美国边境上最繁忙商业通道——大使桥海关检测处的检查官。美国和加拿大的商业往来大约有3／1的货物要通过这里。安德森了：“一个检查员，最重要的是判断力。他们必须在25至30秒内辨认一个货运司机是否在说谎。‘9·１1’后，海关处于一级戒备，每个检查员都必须严格检查，但又要保证汽车过关通畅。检查员经受了极大的压力。一般人知道，只要海关有哪怕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有可能让一车厢AK-47、一封含有炭疽菌的信件或脏弹流入境内。但对于有着31年边检经验的安德森，他非常有信心。他的妻子琳达说：“他非常果断，让人值得信任。”
为恐怖分子辩护的律师
在54岁的律师多娜·纽曼接下为涉嫌携带脏弹的“基地”分子乔斯·帕迪拉作辩护的案子之前，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公众辩护律师，但她现在却成为要向布什政府提出控告的先锋。
今年5月，纽曼在帕迪拉第一次听证会上做了辩护，本来预计下一次听证会在一个月举行。纽曼说：“在接下这个案子时，我并没有因为他是‘基地’嫌犯而做思想斗争，我只是做我的工作。”但一个月时间未到，帕迪拉被押出纽约，被美国国防部下令禁闭在西弗吉尼亚，不被控告、不能请律师、没有保释。在纽曼得知这消息后，她觉得政府剥夺了帕迪拉最基本的权利。政府的行为也激起了关于政府是否有权剥夺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的辩论。在纽曼看来，政府偷走了她客户，她觉得把帕迪拉找回来是她的工作。
现在没有人知道谁会赢得这次“较劲”，对纽曼来说，她现在是争取继续斗争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她已经做得很好了。
负责遇难者家属赔偿的特别顾问
56岁的肯·费恩伯格是美国联邦政府“9·１1”受害者赔偿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和特别顾问，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律师。
费恩伯格在委员会中最主要的任务是，向遇难者家属解释尽管政府以金钱来补偿他们失去亲人的悲伤，但是保证这笔钱将会反映了他们至爱的丈夫、姐妹、儿子或母亲的价值，和他们本来在一生中所能挣到的钱。尽管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但费恩伯格表示，最艰难的是如何安慰这些家属意外为什么降临到他们头上，费恩伯格每晚只能睡3小时，他已经做得很好。费恩伯格说：“给遇难者家属最大的安慰和最好的赔偿是我的职责。”家属们觉得，他就是“绝对公平”的化身。编译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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