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

　　“9·11”恐怖袭击导致近3000人丧生，造成约10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这是1812年美英战争以来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的外来打击。“9·11”事件对美国的内政与外交(尤其是其安全战略和安全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危机管理角度看，布什政府在事件发生后反应迅速，使得布什本人及其政府的政治地位在事件后不降反升。布什马上将袭击定义为一场战争，从政治上将人们的思想统一起来。同时，对内，立即展开抢救工作，公布19名劫机犯名单并对其他嫌疑人进行监控，加强机场和其他公共场所的安全措施，增加政府开支以帮助受到冲击的产业等；对外，迅速确定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对此负责，并且连带指责庇护该组织的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利用人们的同情心和以“反恐划线”的强迫办法建立了全球反恐联盟。接着，成立了“国土安全办公室”(现已升级为国土安全部)，并成立专门负责本土防卫的美军北方司令部，同时发起了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府的战争。

　　就对外关系而言，到目前为止，美国在外交上得大于失，尤其是在推翻塔利班政权从而取得阶段性军事战役胜利之前。美国在外交领域的收获包括：利用国际社会对美国空前的道义支持，成功组织起国际反恐联盟，取得政治主导权；加强与盟国的关系，同时推进与其他大国的关系，特别是美俄关系；美军进入中亚、深入南亚、重回东南亚，全球战略优势进一步提高；在反恐战争中，实践新军事理论，展现并巩固其军事优势。总的来说，美国的一超地位在“9·11”后更为突出了。

　　但是，祸福相倚，反恐战役的成功，导致单边主义在美国外交中的比重上升，其中潜藏着很多问题。例如，由于对军事力量过于自信，对恐怖主义倾向于采取相对简单化的办法，军事优先。又如，单边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倾向更为突出，单方终止1972年美俄限制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强行推进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退出《京都议定书》、退出全面禁止核试验协定、不接受国际刑事法庭对美国的制约、在阿以冲突中更明确地支持以色列、不顾一切地威胁要打伊拉克，等等。又如，从照顾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和选举需要出发，发动钢铁贸易战，在要求其他国家削减农产品补助的同时，决定向本国农民提供130亿美元的资助。

　　最值得注意的是布什政府的新安全观，将可能有长期影响。它大致有如下内容：本土安全至上；防范的对象不是具体的某一类国家，而是具有攻击“能力”的所有国家、集团、甚至个人；反恐成为美国战略的长期组成部分并成为近期主要任务，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在反恐方面与美国的合作；反恐重点是在国外对威胁根源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或称“预防性干预”，目前先发制人战略的对象就是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尤其是伊拉克；从应对威胁的需要出发，可以使用任何手段，特别是降低核门坎；在地区军事战略中，亚太地区成为重点；在防范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依然对传统安全问题保持警惕，特别是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一个主导性的强权。有些美国学者将这种安全观称为“进攻性现实主义”。

　　这种安全观是在过去一年中逐渐形成的，有几个方面需要注意：首先，在今年初以来，美国的一些学者和政策人士发表了一系列被统称为“新帝国主义论”的言论。认为美国已经是一个帝国，是现代罗马，这并不是美国情愿的，而是由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决定的；美国应该当仁不让承担帝国的责任，不过与历史上的帝国不同，新帝国主义是“仁慈和公正的”。“新帝国主义论”在某种程度上重新确定了美国在世界的位置。此前，美国两党精英的共识是确保美国在世界的领先和领导地位，而现在美国寻求的是控制地位。“新帝国主义论”为新安全观的出台提供了一个大的政治和心理背景。其次，由于美国处在某种战争状态，军方和右翼起的作用大于其应该有的作用，温和派的作用受到限制，结果新安全观就比较有进攻性和军事至上的特征。

　　由于美国外交的单边主义色彩突出，战略上的进攻性加强，国际社会对美国反恐支持有所减弱。今年以来，欧盟与美国的贸易争端非常严重，在打击伊拉克问题上，欧洲主要国家与美国的立场相差甚远；美俄关系在“9·11”后的改进是大国关系最重要的变化，但是此后的发展表明，美俄之间仍然有着难以弥合的矛盾，就在美国大张旗鼓准备对伊动武之际，俄罗斯与两伊和朝鲜的关系都有所发展；随着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关系出现裂痕，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不满会更明显地暴露出来。总之，与一年前相比，美国外交的外部阻力有所增加。

　　当然作为唯一超级大国，对美国政府政策的最大限制还是内部制约。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美国国内对布什政府的政策质疑开始出现，布什的民意支持率已经降到65%，这是“9·11”事件后的最低点。国内政治制约最后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们可以从今年11月5日的国会中期选举结果中作出判断。

　　《人民日报》(2002年09月06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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