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说,“9·11”什么也没有改变,因为它是来自外部的打击,而安然事件改变了一切,因为它使得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9·11”周年快到了。一年前几乎没有人预感到会发生那场浩劫。一年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能从祭奠“9·11”的活动中得到感想和收获。艺术家得到创作的灵感,政客们再次得到慷慨激昂的表演机会。据说一年前倍觉痛苦和恐惧的美国人纷纷在做爱中麻醉自己,今年 他们也该到收获的季节了。这些孩子们被称为“9·11儿童”。
放在心底的纪念,才能够像把食物放在冰箱里一样保持新鲜,如果纪念一直裸露在时间里,摆放在空气中,是最容易变质的。所以,一年过去之后,大多数的纪念都必须添加别的调料,或是加上和内容毫不相关的包装。
人们之所以纪念“9·11”,不是因为仍然能感到那种失去亲人的痛苦或“世界末日”降临般的恐惧,而是因为不愿意面对更真实的现实。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罪过都判给一个永远不会出庭的被告:本·
拉丹。
“9·11”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了吗?
“9·11”之后,美国经济一直运交华盖。华尔街丑闻层出不穷,人们翘首企盼的美国经济复苏犹抱琵琶。早先公布的2002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曾达到6.1%,到第二季度就跌落到1.1%。美国经济进入了一条长长的隧道。尽管人们知道隧道的尽头是光明,但问题是,人们不知道这条隧道的尽头究竟在哪里。
但隧道的起点是“9·11”吗?其实,美国经济在“9·11”前就已经显露出败落的迹象。互联网泡沫崩溃、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投资不振——美国经济在“9·11”之前就已经像是个精疲力竭的马拉松选手,只不过是在快要跑到终点的时候遇到了抢劫犯。
如果说拉丹炸毁两座摩天大楼就能够摧毁美国经济,那真是太抬举他了。“9·11”的破坏性是局部的,航空业、旅游业和保险业可能感到的负面影响更显著些;“9·11”的破坏性也是暂时的,尽管当时人们如同惊弓之鸟,但是很快就会镇定下来,继续寻欢作乐,到年底的时候圣诞采购的热闹气氛已经几乎完全冲淡了“9·11”的阴影。
克鲁格曼说过,“9·11”什么也没有改变,因为它是来自外部的打击,而安然事件改变了一切,因为它使得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另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巴罗也讲到,美国经济真正面临的问题是政府政策的失误,比如日益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偏离了自由贸易的正道,他激烈地反对布什总是把美国经济的问题归咎于恐怖分子和CEO们。
从9月1日起上任的世贸组织总干事素帕差曾经写过一本《中国与WTO》,这本书一开始就做了一个有趣的对比。
他把“9·11”事件视为反对全球化者的力量展示,而随后不到一周,2001年9月17日,在日内瓦世贸组织同意了中国入世的最终条件。他把中国入世视为全球化的推动力量。素帕差认为:“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分裂的世界,形成了能从不断增长的财富和全球化的开放中受益的人们和不能从这一过程中受益的人们的对立。”这当然是对的,但拉丹代表的是不能从全球化中受益的人们吗?
其实,受益于全球化的人才能制造出“9·11”。“9·11”毕竟不是农民起义。拉丹们得益于全球化,才能身揣外国护照,在欧美的高等学府里学习飞机驾驶等先进技术,兜里还带着没来得及花完的美金,或是在全球金融市场上长袖善舞。拉丹和布什之间,肯定要比和东亚西北农村的一位农民之间的共同语言多得多。
富人养了一条狗,一条想当英雄的狗。这条狗后来生出歹念,想溜进主人的卧室咬断主人的脖子。可究竟是狗咬富人能够代表穷人的利益,还是富人打狗能够代表穷人的利益?社会上有丧心病狂之徒杀人越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杀人者有高尚的道德追求,而且还有人喝彩。
“9·11”是面镜子。我们纪念“9·11”,为的是端详我们自己。在突发性事件面前,人们的行为更加真实地反映出他们的内心世界。
在“9·11”那天我们都在干什么?有人捶胸顿足,有人拍手称快。为什么会有人捶胸顿足?因为他们太想当演员了。他们希望大家知道,他们是有爱心的,而且最好是能让大家相信,他们比我们更有资格去关心和爱那些美国人。为什么会有人拍手称快?因为他们太想当看客了。交通事故他们要看,菜市口杀人他们也要看,遇到这样“精彩”的场面,他们当然看得更加过瘾,还会两眼放光。
“9·11”那天,是我妈妈首先打过来一个长途电话,告诉我快快看电视。我当时正忙着校对稿件,不耐烦地告诉我妈:“掺和美国人的事情干嘛,明天早上看报纸不就都知道了。”我现在觉得,自己也失态了。我应该赶紧看看电视,然后再多坐一会儿,加班干完我的工作。(doctorcafe@263.net)
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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