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攻伊的呼声一天紧似一天。伊拉克国内的迎战气氛如何？伊拉克人民到底在想些什么？近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主持陈晓楠、郑浩踏上了这片水比油贵的土地，他们采访期间的所见所闻，呈现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伊拉克。8月21日，两位主持人在紧张工作之余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紧张的应该是政府，老百姓只是很无奈

　　记者：走下飞机、见到伊拉克人时的一刹那，你们当时的感觉怎样？

　　陈晓楠：我们是夜里进入伊拉克的，整个城市看上去很恬静。通过海关的一刹那，踏上伊拉克国土的第一步，我们竟戏剧性地踩在了伊拉克人表达愤怒的情绪上。机场中间的过道上写着“DOWN USA(打倒美国)”，而且隔几步就有这样的字眼，我们就这样走进一种反美的情绪中。当地人在接受采访时，只要谈及美国都是“我恨他们”。

　　记者：采访期间，伊拉克给你们怎样的感受？

　　陈晓楠：一踏入中东的机场，发现很多人对我们的摄像机特别好奇，他们不像中国人那样羞涩、腼腆，而是马上冲过来让我们拍，甚至连小孩子也拥堵在镜头前。中东人不像外界宣传的那样沉郁，他们很开朗、大胆。去伊拉克之前，我们以为大战前的气氛可能会很紧张，但后来感觉紧张的是政府，而不是人民。老百姓只是很无奈，他们可能觉得日子总要过下去，不可能每天猜测仗何时开打。我们采访了很多人，他们都说“我们不管美国人什么时候打，那是他们的事，只要他们来，我们就跟他们干”，这种无奈的回答比较普遍。

　　记者：你们采访时有没有人跟踪？有没有受到限制？

　　陈晓楠：非常严格。在伊任何地方，只要举起相机，旁边必须有一个政府派来的新闻官。我们到达伊拉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他们的新闻部交涉。在巴格达，总统府非常多，政府认为敏感的地方也很多，结果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是敏感的。我们拍阅兵广场时，整个广场只有一个角度可以拍，如果不遵从他们的规定，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此前曾有一个英国记者拍了一张总统府的照片，由于没有得到伊政府的同意，结果被当作间谍处决了。

　　有一次郑浩在拍摄时，旁边一个持枪的士兵，经常要把他推开看看镜头里拍了些什么。我们离开伊拉克出海关时，所有的录像带都要封箱，里三层外三层，封到无法打开为止，而且还要在封箱条上盖无数个章，以证明拍摄时有新闻官“陪同”，不可能再放进任何东西了。只有新闻部放心了，你才能出关。在那儿每个人都很小心，政府也很小心。

　　记者：拍摄时万一拍“错”了怎么办？

　　郑浩：在拍食物分发中心时，我跟随一个家庭，从分发中心一直跟到他们把食物推回家，大概有半个多小时没有在新闻官眼皮底下。结果该新闻官非常着急，四处找我，找到我后大发雷霆，当着众多村民的面大声训斥我。现在想起来，他可能也在为自己着想，因为新闻部把我们交给他，万一有什么闪失，他可能也会脱不了干系，所以很害怕。我们印象较深的是，伊拉克人无处不在提防着外国人，他们可能担心一些重要而敏感的线路可能会被当作轰炸的目标，其实这是徒劳的，因为卫星都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在有些地方他们还是提防着你。

　　陈晓楠：他们普通民众也不能拍照，照相机在伊拉克几乎毫无用处。我们在游乐场里看到很多孩子玩得很高兴，但没有一个人拍照。在整个巴格达，没有一个地方是允许随便拍照的，如果要拍，必须征得有关方面的同意。我们有时出去拍摄，因为天太热，摄像师在车里举一下摄像机，司机都会很小心地说一句“等一下把摄像机放下去”。那里每个人的警惕性都很高，而且这个社会非常严苛，有时候是不容分说的。

　　他们说自己不恨美国人和美国文化，只恨美国政府

　　记者：伊拉克人就那么仇恨美国？

　　陈晓楠：有两个层面，一是伊拉克现在的生活水平同十几年前相差太大，他们的自尊心受到极大挫折，在一种长期的仇视教育下，他们就用最简单的形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但这里面还有更复杂的东西——伊拉克人在公共场合要使用公共语言，因为在高压统治下，他们不可能会说反政府和亲美国的话。另外，我觉得这可能还同他们长期受美国的威胁有关，里面可能有一些气话。

　　记者：你认为伊拉克人敢说他们喜欢美国，或敢说他们赞成目前同美国的这种对峙状况吗？

　　郑浩：外界长期受英美宣传的影响，对伊拉克了解很少。这个民族很有文化底蕴，民众很朴实，也很有民族精神，他们从来就是征服者，而不是被征服者；但现在反过来了，美国人一天到晚喊着要进攻，他们很无奈。即便如此，那种民族的性格、民间的情绪，还是在任何地方都能表现出来的，比如伊拉克人一方面表现得很无奈，一方面也宁死不屈、誓死保卫政权保卫萨达姆，很难说这种心态不是真实的，但我们觉得他们这种心态的确表现了这个民族的士气。

　　当然从年轻人来看，他们也并非完全同西方隔绝，在伊拉克，虽然宗教在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个国家原来是很发达的，对外来文化并不拒绝，官方也承认外来文化，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矛盾之处。尽管老百姓一天到晚喊着要打倒布什，打倒美国，一天到晚说要流血牺牲，但年轻人却在追求着美国电影和美国文化。

　　记者：美国的电影和文化？他们不是仇视美国吗？

　　陈晓楠：这也是我们感到惊讶的。外界可能会认为伊拉克相当闭塞，对新闻和文化封锁严密，实际上在伊拉克可以看到许多VCD，而且其引进的速度比盗版还快。更有意思的是，这些VCD几乎全是美国大片，有些甚至是战争片，如国内热播的“Windtalker”(风语者)，当地也可以买到。我以为他们是地下摊贩，就问店主，难道政府没有任何规定吗？结果他们说这些碟片都经过了文化部审查，只要不和宗教或生活、社会体系相违背，都可以引进。我问他们总是看美国大片，是不是也在宣扬美国精神和美国英雄形象，他们就说“我们不恨美国人和美国文化，我们只恨美国政府”。而且大部分人都会说出这样的想法，这可能也同伊拉克人20年来所受教育水准较高有关系，他们学的历史、地理都很难。

　　记者：他们长期处于战争威胁之下，精神状态怎样？

　　陈晓楠：感觉巴格达非常疲惫、没有生气，这同摄氏50多度的高温天气也有关系。在伊拉克印象最深的就是破烂和陈旧，很多东西一看就知道用过10年、20年了。几乎所有在路上开的汽车，其挡风玻璃都有破碎的痕迹，可能没有钱去修。我们采访一位高官，可以看出他的办公室10年前非常豪华，沙发也很精致，但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在伊拉克，你会感觉所有东西都没有更新过，还是10年前的，有些灰头土脸。当地民众脸上的疲惫也看得出来，显得没有生气。

　　郑浩：当地人已习惯了高温天气，所以妇女照例把头裹上。生活带来的困难可能要比“美国何时开打”这个问题还要重要，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急剧下降。在两伊战争期间，3个第纳尔(伊拉克货币)可兑换一美元，而现在，一美元就换1800第纳尔，生活水平大大倒退，货币缩水100倍还多。

　　记者：在一些人的印象中，伊斯兰国家对待妇女有许多清规戒律，伊拉克的情况怎样？

　　陈晓楠：萨达姆在宗教和妇女问题上是很开明的，只要自己政权稳固，并不排斥其他宗教在伊拉克的存在，比如副总理阿齐兹就是基督教的。所以伊拉克在宗教上不是很极端，所有妇女也并非都穿黑长袍。

　　在巴格达街面上，可以看到很多阿拉伯妇女拍的泳装广告，电影院门口的海报也很暴露，面孔有西方也有中东的。但这不等于他们生活中接受这些开放的东西，我在伊拉克一直穿长袖，一天偶尔穿了件短袖上衣上街，立刻就招来了一些特别的目光。在当地，妇女的穿着不一定里三层外三层，但一定要把全身部位都遮挡起来。

　　记者：伊拉克其他方面也很开放吗？

　　郑浩：文化是蛮开放的，报纸、电台、电视和话剧都有，可以感受到西方文化在伊拉克很有市场。人们接受的东西并不落后，不像阿富汗那样完全与世隔绝。伊拉克曾是中东经济最强盛的国家，所以几乎各种娱乐场所都有，譬如夜总会等等。街上的车全是从西方进口的，酒吧的风格也很西方化，电影则都是西方的盗版。

　　记者：伊拉克人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何？外界可能会觉得他们生活艰苦，缺医少药，衣食住行也不方便，事实是这样的吗？

　　郑浩：外界并不完全了解那里的情况。我们看到，基本食物是有的，鱼、肉、蔬菜在菜市场都能买到，只是比较贵，他们不可能天天吃大鱼大肉。在街上，服装、杂货、日用品应有尽有，但在五六年前真的什么都没有，只是在“石油换食品”之后，生活才渐渐好起来。

　　陈晓楠：他们实行的是供给制，每个家庭多少斤大米、多少块肥皂，都有定量。其实，钱是象征性的，用很少的钱就能买到一个月所需的生活品，等于国家白白提供。这样每人可以保证吃饱，不至于造成民不聊生的情况。

　　在伊拉克各种商品都有，但往往质量很差，低档次、劣质货是主流商品，民众过着低质量的生活。那儿贫富分化很厉害，一些人发了战争财，“石油换食品”计划也为商人，尤其是官商带来了滚滚财富。

　　记者：谈谈当地的婚嫁怎么样？

　　陈晓楠：当地的婚嫁蛮有意思。由于伊拉克长年受制裁，购买力很低，很多人因为没钱就结不了婚，所以在伊拉克大龄青年问题非常严重，女孩30多岁还未结婚的情况很多。政府非常着急。萨达姆的大儿子乌代手下有一个青年联合会，负责举办了很多集体婚礼。当地结婚一般都在晚上，而且初夜不能在家里过，一定要到酒店去。青年联合会举办的婚礼，从婚纱、乐队到酒店住宿，都是免费的，目的是为了鼓励结婚。

　　在那样的氛围中，民众不会对你说真话

　　记者：伊拉克人是不是准备同仇敌忾地同美国打一场战争？

　　郑浩：这里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政府，一个是老百姓。我们在巴格达采访了伊拉克外交部长，也采访了一些教授，他们认为这场战争在所难免，因为美国总是要打他们。他们说已经做好了一切迎接敌人到来的准备，他们要展开巷战，战斗到最后一个人，顽强地捍卫自己的国土和尊严，这一点毫不含糊。他们也不惧怕美国强大的军事打击，好像是说，“美国你随时来吧，你来了，我就和你干到底。”

　　至于普通老百姓，我也觉得他们很无奈。打仗是他们不情愿的，他们的官员也说不愿打仗，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纷争。

　　记者：伊拉克民众对战争是怎样的一种心态？

　　陈晓楠：伊拉克人的心态很复杂，也很矛盾。我们采访了一些民众，他们在镜头前都非常慷慨激昂，说绝对不惧怕美国，但他们说的话都非常相似，可以看出是一种公众语言。我曾问一个孩子“什么是战争”、“谁是乔治·布什”，很多人就在旁边教他怎么说，然后孩子就会一句句地说出一些口号，说“我会为我们的国家战斗到最后一滴血”等等，我相信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些在仇恨中长大的孩子有时也参加反美游行，但并不知道自己做什么，往往兴高采烈地像过节一样。在接触的所有民众中，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记者：这是为什么呢？

　　陈晓楠：在那样的氛围中，民众似乎不会对你说真话，这个国家的情报机构的眼线非常多，我们在巴格达经常听说某某人消失了，民众都不说“这个人被判了多少年徒刑”、“这个人被拉出去枪毙了”之类的话，他们的用词都是“这个人消失了”。很多人是因为说了政府的坏话，或触犯了政府法律，才突然“消失”的。没有人明确说他们该被判多少年徒刑，也不知道政府把他们怎样了。萨达姆说把这个人怎样就怎样，不会通知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很规矩，很老实，在高压社会之下，没有人敢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

　　记者：年轻的伊拉克人饱受战火蹂躏，他们的生活显然无法同老一辈所享受到的高水准生活相比，他们是怎样看待这种差距的？

　　陈晓楠：很多人说伊拉克是神灵最宠幸的土地，又有水又有油。很多中东人都说，伊拉克人是最为慷慨大气的，有时还特别傲气。曾经有的说法，即如果说这个人太会花钱，就说这个人太“巴格达”了，伊拉克人一直对此引以为豪。但现在伊拉克无人问津，而且几乎在瞬息之间衰败，包括在中东世界也不受欢迎，比如，他们申请到一个中东国家的签证是很困难的。陪同我们的新闻官有一个朋友的妻子是埃及人，女儿得了癌症想到埃及治疗，就是拿不到签证，这样的事情非常多，所以他们心里有一种受重挫的感觉，心理落差非常大。

　　伊拉克年轻一代在反美的仇恨中长大，没有享受到父辈曾有过的荣光，据说60%的儿童现在都得不到完善的教育。我们在街上看到小乞丐非常多，在菜市场也有很多小孩，你买了菜后，他帮你送回家，以此来赚些零用钱。类似的童工非常多。

　　反对派接触民众的机会非常少，萨达姆稳固政权有高招

　　记者：有报道说，万一真的打起仗来，伊拉克可能会将所有地面部队包括共和国卫队集中在巴格达打巷战，这种战术有没有用？

　　郑浩：我们在巴格达听说，萨达姆已下令将最精锐的共和国卫队集中于巴格达，一旦开战，可以用老百姓来做挡箭牌，军队则为巷战作准备，这种消息可靠与否还不得而知。我看过一篇文章，它分析说，美国第一次攻击肯定是大规模空袭，炸毁重要目标，以此试探巴格达政府会不会下台。如果试探打击成功，巴格达政府倒台，那么可能不会派地面部队打地面战。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事实上，如果要打巷战，伊拉克也少有优势，因为美伊军事力量绝对不成比例。我们所看到的，也是伊拉克不堪一击的现实。现在的问题是，美伊之间会不会展开巷战？如果伊拉克在第一次打击中就垮台，巷战就没有意义了；如果能够顽强抵抗，还是有可能的。如果真的开打，我还是认为巴格达完全没有能力抵抗美国打击，届时将是一种被动挨打的局面。

　　记者：有人说，美国的攻伊战略之一，是依靠在伊拉克内部的反对派力量里应外合，配合美国的空袭和进攻。那么，巴格达反对派力量有没有揭竿而起、将萨达姆推翻的可能？

　　陈晓楠：反对派力量非常微弱，这得益于萨达姆多年的高压统治。基本的情况是，反对力量一冒头就被清除，完全没有“繁衍”的可能。而且，萨达姆身边的人非常团结，这也是为什么十几年灾难性的制裁之后，有人说萨达姆现政权比海湾战争之前还要稳固的因素。一方面，巴格达情报机构眼线众多，能够随时发现反对的苗头，即刻清除；另一方面，在伊拉克现政权之内，没有一个能同萨达姆比拼的政治潮流，反对势力基本上都在国外，而且力量弱小，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

　　记者：有人曾写过文章，说伊北部的库尔德人可能会参与美国的打击行动。

　　郑浩：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一开始美军在划分南北禁飞区时就已经把库尔德人考虑进去了。通过禁飞，通过培养、训练他们，然后作为一股反政府力量，现在这种做法看来很可笑。库尔德人已经把禁飞区作为他们的解放区，表明库尔德人有自己的政治意图，想借美国的势力壮大自己，然后成立一个独立于巴格达政府之外的政权。所以美国的计划也不太灵光，因为它不可能像利用阿富汗北方联盟推翻塔利班政权那样，借助库尔德人打击巴格达政府。

　　陈晓楠：萨达姆有一招很高妙，他已经撤出了库尔德人地区，实际上库尔德人并未受他的压迫，现在对萨达姆的仇恨并不深，他们认为自己躲在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圈子里，如果生活安定祥和，不一定要去反对萨达姆。

　　记者：共和国卫队是不是享受着特权？是不是就因为这一点，他们才忠于萨达姆？

　　郑浩：是的，共和国卫队的装备绝对精良，他们配备着导弹和最先进的武器。另外，我相信为了要稳固自己的政权，萨达姆对他的高官是绝对不会亏待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采访时看到，街上经常出现一些高级车、豪华车，路上所有军警一看到都会敬礼，一看就知道是高官。而且，我们在巴格达也看到很多豪宅，里面住的可能是高官或地位不凡的人。萨达姆很有钱，据说最困难的时候也可以拿出两百亿救济他的难民，说明他毫不吝啬地维护自己的政权，并通过收养一帮忠于自己的高官，达到稳固政权的目的。

　　记者：如果打起仗来，伊拉克会有多少人迎战？又会有多少人投降？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陈晓楠：我们听到不同方面的不同观点很多，但是要把话题深入到民众，他们是不会和你说真话的。我们在那儿遇到一个中国人，他的司机对他很忠诚，两人交情很深，这位伊拉克司机告诉我们，如果美军来了，80%的人可能会投降。

　　在伊拉克的中国人还能比较平静地生活

　　记者：在伊拉克的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如何？战争的威胁对他们的生活有无影响？

　　陈晓楠：目前，在伊拉克的中国人约有100人，大多是使馆人员和一些中资公司的员工。现在，他们的生活相对来说是不错的，在伊拉克货币连续贬值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说都很富裕。我们在巴格达采访时，住在一家中资公司的宾馆里，房子据说是从一个伊拉克将军手中买来的小别墅。现在，别墅的设计者成了他们的秘书。

　　事实上，除了上网和通讯不便、文化娱乐生活相对枯燥之外，中国人还是能比较平静地生活，只是气氛稍稍不同而已。我认为，外界对伊拉克的印象过于极端了，以至于一些员工会反过来安慰国内的家属。在伊拉克，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买到，只不过东西的质量会差一些。

　　记者：你们采访期间，生活起居还习惯吗？

　　陈晓楠：那里天气太热，东西普遍很脏，很旧，我住的宾馆是五星级的，但房间里电视机上的所有按钮都没有了。我们在巴格达吃的是一种大饼，我认为是同中国的烙饼最相像的一种食物。它上桌的时候作为配食，你不停地吃，侍者就不停地上。伊拉克的上菜习惯有点像韩国，先上一圈小菜，然后是一种特殊豆浆，最后上一大盘主菜。我们感觉挺浪费的，可以看出他们并不缺粮食。

　　记者：你在采访中遇到的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陈晓楠：一次在巴格达旧书市采访时，我听到背后传来一声“对不起”，声音很轻，原来，是我不小心踩到了一位气度不凡的老者。经过交谈才知道，他是巴格达大学的老教授，经常来书市“淘”些旧书。他现在的工资是每月15美元(以前是1500美元)，生活很是艰难。我问他有没有卖过旧书，他马上说没有卖过。后来，他从很远的地方跑来找我，像个小孩子似得满脸惭愧，说自己其实卖过书，共卖了2000本杂志，一共装了15箱，用3天时间运来，才卖了20美元。他告诉我，卖书是没办法的事，“我的心里在流血”。不过，即使这么艰难，他仍然觉得伊拉克是有希望的。这件事令我终生难忘。记者／苏庆先 实习记者／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