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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的国防开支急剧增长。可以预料，随着美国以反恐怖为名的国际军事行动的不断升级，美国的军火工业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而整个美国社会的经济增长也将获得直接的推动。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推动美国科学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五角大楼。
通过在尖端防务技术领域内的竞争性发展带动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美国的一贯国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的整体科研能力和科学家的经验都不能算作是第一流的。然而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的防御技术在军事体制的强有力的推动下，已经雄居世界之首。在战争的推动下，美国的科学研究水平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超常规发展，整体上遥遥领先于世界。
在和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的军事对峙和军备竞赛的年代，美国建立起了一整套以政府和军方为主导的科研机制。这套机制采用工程式的项目研究体制，由国家提供经费和一切必要的条件供应，在研究层次上实行分工。基础研究和技术储备研究由国家实验室和大学来完成，应用技术和开发型号研究一律交给企业去完成。在这个特殊的利益机制中，政府是主要的科研组织者和财政支持者，军方是项目研究的监督者，而私人企业则是主要的项目承担者。
在发达的信息共享制度的推动下，科研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在雄厚的基础成果的支持下，创新活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正是在政府的直接组织下，美国的科学技术才在冷战期间获得了领先世界的长足进展。
正是冷战期间的技术开发和科学储备，才使得美国今天的知识经济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迅速形成。
明确的目标、竞赛性的组织管理和充裕的经费供给是保证美国国际科研计划结出硕果的重要原因。尽管我们不愿夸大战争威胁对系统科学研究的作用，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军事竞赛的压力是美国科学技术超常规发展的根本动因。这种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压力和紧迫性是其他任何力量都无法比拟的。
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发达与美国的科学技术超常规发展是分不开的。而美国科学技术的超常规发展同样也是不能脱离当时的特殊的政治和军事环境的。必须承认，国防科学研究并不是美国科学工作的全部内容。但这种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国家行为却为其他非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营造了适宜科技进步的优越条件。正是因为联邦政府的投资完成了那些耗资巨大而风险性也很大的开创性和基础性科学研究，美国经济才能将有限的资金集中用于能够带来具体经济效益的发展研究中去。国家提供前瞻性的科学成果，而私人企业则在此之上进行商业开发，却不用承担基础研究的“痛苦和折磨”，这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在收税的同时，对美国的企业保持世界性的技术优势所作出的贡献。●代鹏
(未完待续)
《国际金融报》(2002年08月20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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