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批向阿富汗进发的中国商人队伍之后，第二批生意人也已经确定了行程。在民间和媒体一再勾画战争带来的商机之时，在阿富汗国内，并没有如人所愿迎来最终的和平。所有的商机都还只是畅想，现在看来还有些奢侈。

　　战争所衍生出来的商机，中国人早已经注意到了。

　　喀什长城电子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长财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去阿富汗的第一批人，在春节前就已经出发了”。这批人被戏称为“发战争财”——他们专程去阿富汗买“炮弹皮”，将这些废铜废铁等战争废弃物运回国内，赚取中间利润。而第二批生意人，李长财听说，其计划是过完古尔邦节，2月底出发。对喀什和范围更大一些的南疆而言，地缘优势带来的商机从丝绸之路起就开始了。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说，就是到了明朝后期丝绸之路中断以后，阿富汗与新疆当地间，尤其是南疆的商贸往来都始终存在着。

　　阿富汗进入重建阶段后，这种往来更多地停留在设想和规划阶段。

　　喀什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主任徐明评价说，目前大多数喀什商人“还没有实质性的动作”。徐明听说，两家当地建筑公司正在了解到阿富汗承包工程的信息，徐明说他由此感到，作为主管部门，他们也应该组个团去阿富汗考察一下。

　　在北疆，想去考察的商人也大有人在。不过他们大多数把阿富汗市场作为一个替代性的新兴市场。在乌鲁木齐居住的米夏提以前一直在做货物托运——他的生意经是，为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独联体国家到中国旅游购物的人办通关手续等货物托运。但最近两年他发现与独联体的生意愈来愈不好做，“经济不景气，而且黑社会很厉害”。对米夏提而言，阿富汗重建适时地提供了新希望。希望源自于阿富汗市场是一个他们已有的销售网络的延伸。

　　在伊犁的章炜发现，这种延伸一方面是路径上的延伸:大多数商品的流通途径是，从我国的口岸城市霍尔果斯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再由阿拉木图到吉尔吉斯等国。以前在阿拉木图的中国商人很多，虽然不能与当地的韩国、日本商人比——“他们经营的都是高档店，我们中国人在那里主要是摆地摊。”章炜说，但生意也相当可观。章炜有一个朋友专门卖一次性打火机，“基本上是成车皮地运出去，一年能赚十几万”。

　　阿富汗重建，使得从吉尔吉斯等邻国进入阿富汗成为可能，这就打破了此前中国到阿富汗只能走巴基斯坦这一条通路的限制。不过，巴基斯坦在中国对阿富汗的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依然稳固，很多商人评判说，“进入巴基斯坦就等于进到了阿富汗”。

　　阿富汗市场的开放带来的直接结果是，阿拉木图将成为一个大的中转站，大量的轻工业产品、生产用品将经由这个转运站运到阿富汗境内，阿富汗境内的一些城市将成为新的销售点。

　　这些轻工业产品和生产用品在阿富汗不仅有很大的需求，其销售成本也很低廉。章炜说他在阿拉木图买一双名牌中国旅游鞋大约五六十元人民币，而同样的鞋在国内买则至少要翻一翻。因为“很多生产厂家都直接过到那边去，省去了很多中间环节”。

　　米夏提半年前认识了几个阿富汗朋友，他们经常会指点他阿富汗急需的物资，这些都促使米夏提很想早一点去阿富汗，做些“俏生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米夏提说他的日程安排在3月。

　　对大多数国内民间资本而言，阿富汗蕴含的商机中，对他们最有吸引力的是那些“俏生意”——李绍先解释说，这是指那些“马上进去就能拿钱”的生意，这种取巧的出发点符合他们小本经营的思路。

　　曾经去过阿富汗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李绍先说，阿富汗的商机在于，阿富汗不仅没有工业，甚至连手工作坊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所有的日常生活基本要靠援助才能解决。

　　面对几乎一片空白的阿富汗，从整体上，中国比之其他竞争对手的优势是:“实用”的特性——物美价廉。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傅小强举了一些实例说明这个问题。在“9·11”前，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就已经在阿富汗程控电话交换系统中占有相当比重，而深圳某公司也在阿富汗安装了5000门(也有人说是10000门)的程控电话系统。比起规模远为庞大的西门子，李绍先认为，深圳的这家中国公司的优势是灵活，可以做大也可以做小。再说小水电项目，阿富汗的自然特点是，没有大型水利工程。而中国人在这方面显然是强项，李绍先认为，“一般县城里的水电厂在技术设备、人员等各方面就特别适合阿富汗的建设”。杨恕说阿富汗为毁损严重的公路干线提出了一个重建计划，“西北很多地区的自然条件与阿富汗很相似，我们的山区公路建设很适合他们”。

　　阿富汗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阿布杜尔·霍达克去年年底还提到了水泥和饲料。他说这些是目前阿富汗最需要的。连年战乱使阿富汗大部分水泥厂遭到严重破坏并停产，随着阿富汗重建工作启动，建筑材料，特别是水泥的需求量将十分巨大。李绍先曾在去年参观了一座小山边的阿富汗一废弃水泥厂，“阿富汗的土质非常好”，可以作为说明的是，他听说俄罗斯人将当地产的水泥不计成本地源源不断运回到俄罗斯。傅小强的观点是，类似于水泥厂一类的基本物资建设，收效很快，应成为中国在阿富汗抢占的主要市场。

　　部落政治加上20余年的战乱和重要的战略位置，必然导致阿富汗重建的艰难，中科院新疆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鸣野总结说。所以，在阿富汗国内依然没有迎来最终的和平之时，所有的商机都还只是畅想。这些畅想在现在看来还有些奢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方金英说，阿富汗新政府目前连薪水都付不出来，又怎么会存在什么商机？！一些业内人士甚至猜想，中国承诺提供给阿富汗的“至今中国对外无偿援助中单笔数额最大一次”的1.5亿美元对于重建而言也是杯水车薪，很可能会被用于政府运转的费用。

　　这1.5亿美元资金的援助，并不包括在1月底国际社会援助阿富汗东京会议上的45亿美元筹资之中。而这45亿美元的筹资反映的是所有参与者的需求与利益——能够由此勾画出一个不同国家间的战略布局图形。从国家的角度而言，经济利益变得模糊，政治利益变得清晰起来。

　　社科院欧洲所所长周弘近期一直在从事国际发展援助的研究。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国际发展援助分为三个渠道，其中双边援助的形式——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援助，在对阿富汗问题上明显占了大头，尤其是当双边援助与另外二种渠道“多边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相比，起码目前是这样。政治与交易原则的联合推动促成了这次对阿富汗的国际援助。在由周弘任主编的《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一书中，周弘阐述的观点是:援助的实质是战争的延续，战争是外科手术，而援助是术后康复。

　　资讯中国援建阿富汗

　　1966年，中国向阿富汗提供第一笔无息贷款，共6个项目。兰州大学副校长杨恕介绍说，它们包括:帕尔旺水利工程，用于发电和灌溉，主要是后者;在巴格拉姆建有纺织厂，巴格拉姆机场位于喀布尔北部40公里处，是国际社会向阿富汗派遣外交官员、人道主义救援人员以及运输救援物品的主要机场;在达拉蒙建有蚕种厂;在达龙塔分别有养鱼厂和养鸡厂;在喀布尔则建了镶嵌工艺厂。1974年，中国向阿富汗提供第二笔无息贷款，包括在坎大哈郊区建的有250张床位的坎大哈医院等。这些项目现在基本运转都已不正常。(记者金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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