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提示

　　法国《巴黎竞赛画报》摄影记者米歇尔·佩拉尔戴上阿富汗妇女的“布卡”，装扮成阿富汗妇女，企图潜入阿富汗采访战事。“布卡”是一种连头带身全部罩住的袍子，只有在眼睛部位蒙着网纱，佩拉尔以为可以混入巴阿边境的检查关卡。不料被塔利班士兵识破，佩拉尔被捕，关进了贾拉拉巴德第三看守所。二十五天后，佩拉尔获释。他叙述了二十五天的所见所闻。

　　边境被捕

　　10月29日，我从巴基斯坦边境白沙瓦市出发，准备越过喀布尔河，前往阿富汗首都进行秘密采访。与我同行的还有我的巴基斯坦同事伊尔凡。他两天前已经成功地带着一位法国女记者循着同一条路线进入阿富汗。我戴上了“布卡”，装扮成阿富汗妇女的样子。在阿富汗，一辆车如果半空的话，会引人怀疑的。因此在路上，我们就让一些陌生人搭顺路车。大约上午十点半，我们来到了喀布尔河边上的检查关卡。这里由一小队塔利班士兵守卫着。我们没有引起怀疑，只是四名塔利班士兵也要求搭顺路车。伊尔凡紧张起来，因为他认出其中的一个名叫苏塔的小头目，大约两周前他曾经采访过这个小头目。在河边准备上渡船时，伊尔凡用约定的普什图方言对我说，让我下车。这时，苏塔开始注意伊尔凡，并紧盯着他的脸看。过了河我们又上车行驶了约一公里左右时，“伊尔凡。”苏塔终于想起来他见过这个巴基斯坦记者。塔利班开始怀疑我们。他们犹豫了一会儿，便决定让一位妇女来检查我。这时我自动揭起了我的头盖，举起了双手。我就这样被捕了。

　　我被捕后，既没有被整夜绑在直升飞机上，也没有被带到机场上作为美国空袭的目标。塔利班也没有以假死刑来对付我。我只是被塔利班秘密情报人员带到贾拉拉巴德市内转了转。他们介绍说我是一个间谍。大多数市民表现冷淡。但只有几块石头朝我扔过来。翌日，一些老人特意前来代表扔了石头的年轻人向我表示道歉。我被关押在贾拉拉巴德第三看守所。

　　第三看守所

　　这里原是一个前非政府组织机构的所在地。9·11事件后，外国人都撤走了，塔利班便将这幢房子变成了临时看守所。

　　第三看守所的头目叫加利·齐维。他深信人生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惟一真正永恒的是“安拉的天堂”。齐维年仅26岁，性格平和可亲。战前他热衷于走私汽车，将从海湾国家偷来的汽车转运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倒手转卖。战争打响后，这就成了赔本生意。齐维对我说，在轰炸开始的第四天，美国人把他走私的十多辆汽车全炸了。全城惟一的一个加油站也被炸了。加油站主人沙赫说，当他听到美国飞机声时，便赶紧逃了出来，加油站则成了火海。这是他的全部财产。他在叙述这些关系到自己生计的事情时却面带微笑，一副平静的样子。这是普什图的习俗：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面带微笑。

　　齐维因调查一桩毒刺导弹被偷事件立了功，而被吸收进塔利班秘密情报组织。这是塔利班的核心组织。在看守所任职的几乎都是他的亲戚，不是表兄弟就是叔伯辈。他们很快都跟我熟悉起来，甚至跑来跟我说英语。到了晚上，我们就一起听着外面的动静，用英语说，“这是一架飞机”、“这是一枚炸弹”或“这是一枚巡航导弹”。

　　出逃躲轰炸

　　每次轰炸前，都是先听到隔壁的狗狂叫起来。很快我们就听到飞机引擎的轰鸣声。飞机已经扔下了炸弹，正在全力爬升回高空。大约七、八秒钟之后，我们的房子就被500公斤的炸弹爆炸所震动。看守所的二头目把这种炸弹称为“布什先生”。在一段时间里，“布什先生”非常准时，每天晚上九时到凌晨都要来炸一番。目标看来是在市郊约一、二公里处，而且连续十来天都是同一个。塔利班的人告诉我，那是一个兵营，里面储藏着很多武器。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爆炸声特别猛烈。军火被炸了。第二天一个塔利班士兵开着一辆苏军八十年代留下来的破车，把抢出来的一批军火放在了院子里。

　　在战争开始时，塔利班就已经放弃了市内的大部分官方机构。一些民兵占领了联合国机构的房子，而情报组织成员则征用了一些民房。每天晚上，塔利班的人马都要离开市区，逃到三十公里以外的山区，以避免被空袭炸死。

　　打仗“打烦了”

　　塔利班已经逐渐失去民心。一个年轻的塔利班士兵对我说，“这些当官的只想着自己。战争一开始，他们就把家属送到巴基斯坦去了。而我已经有两个月没见我的老婆了。那些道德警察就只知道整天来量我们的胡子有多长；而其他一些人从战争一开始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当地被塔利班征入部队的一些人其实心里并不想打仗。他们加入塔利班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个人告诉我，他被北方联盟的士兵抢了全部的积蓄，所以加入塔利班。而另一个则是为了能够在塔利班的保护下做生意。而现在，很多人已经打仗“打烦了”。他们想听音乐，想剃胡子，想快快乐乐地生活。

　　有一天，一位阿富汗妇女甚至为我们唱起了一种怪怪的民歌。塔利班士兵乘没人看见，擅自抽起了香烟。尽管如此，反美的心态仍然未变。几天后，美国人撒下传单，上面印着塔利班打女人的画面和口号：你们真的想让你们的女人和孩子承受这样的命运吗？看到传单，一个名叫优素福的塔利班士兵不快地对我说：“美国人凭什么来干预我们的传统？”

　　塔利班士兵被关

　　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三看守所的情况越来越糟糕。美军开始空袭时，看守所的三间房间里大约关押了十几个人。而后来猛涨到三十多人。在最主要的牢房里，二十平米的地方关押了十八个人。贾拉拉巴德共有六个看守所，9·11事件发生时关押了150人，后来增加到400人。每天晚上都会有三、四人一组的被捕人员送进我们的看守所。为了腾出地方，塔利班就把一些犯了轻罪的人放了出去。关进来的人有些是塔利班士兵，被怀疑“不忠”；而且越来越多。但也有的是莫名其妙的。有些人就是因为穿得破破烂烂而遭到怀疑的穷人。还有的是精神病患者。有一个人不知为什么忽然剃掉了自己的胡子，于是也被关了进来。塔利班问他为什么要剃胡子，他翻来覆去就回答说：“这不关你们的事。”

　　那是“阿拉伯人”

　　在阿富汗，除了本国人之外，还有很多来自阿拉伯世界来帮助塔利班打“圣战”的阿拉伯人。有一天，我的看守所押送来四个外国人：其中三个人是巴基斯坦人，第四个是他们所保护的人，来自中东，显然是一个黎巴嫩人。他说他是巴勒斯坦“哈马斯”成员，他挥舞着一封信，强调是来报到的。我第一次看到塔利班士兵们犹豫了，而且露出害怕的样子。这四个人拥有一部卫星定位的手机。而所有拥有卫星定位的手机者——就像我一样，都被认为是间谍。一小时后，又来了三位阿拉伯人。他们看都不看一眼看守监狱的塔利班士兵，就带走了四个外国人。要是在平时，爱唠叨的塔利班人一定会说个没完。可是这一次他们沉默不语。显然，塔利班人并不怎么喜欢这些“阿拉伯人”。

　　另一次，我借口身体不适要求上医院，五个塔利班士兵便押着我上了汽车。上车后我说，“我没事，不用去医院。我只是想到城里转转，同时也想请你们吃顿饭。”他们中间的头目萨利姆立马就同意了。我们于是在城里转了整整五个小时。路上我们看到一辆戴着黑头巾、拿着火箭筒的“阿拉伯圣战者”从我们身边擦过。当我们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时，我看到萨利姆很紧张。原来他发现“阿拉伯人”已经看见我们了。就在一个小男孩拿着一个掷石器在说着他将如何“杀死美国人”时，突然，萨利姆打断了我们，下令立即回去。“那些阿拉伯人看到我们了。和他们打交道总是有问题的。”后来我还发现，当贾拉拉巴德附近一个由“阿拉伯人”控制的恐怖分子训练营被美国人的巡航导弹击中并炸毁后，塔利班人露出的却不是惋惜，而是兴高采烈的样子。

　　明天也许是我成为囚犯……

　　在关押我的看守所发生了一次越狱事件。塔利班决定关闭这个临时看守所——太小，也不安全。没想到，这是我命运的转折点。就是转移囚犯的那天，指挥官塔吉米忽然指着我们几个人说：“这三个人留下，他们明天就要被释放了。”三天后，我恢复了自由。在临走时，第三看守所头目齐维对我说：“明天也许将是我取代你成为这间囚室的囚犯……”驻巴黎记者 郑若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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