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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慰安妇何时能得安慰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12月14日05:46 北京晨报

　　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并有计划、按比例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慰安妇历史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之一。各国受害妇女和有识之士一直为讨回公道而不懈斗争，但日本政界至今还有人否认慰安妇制度的存在。在受害各国的共同努力下，2000年东京妇女国际战犯法庭8日在日本东京开庭，开始了对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世纪大审判。经过5天的审判，妇女国际战犯法庭12日就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行为做出判决，日本裕仁天皇被判反人道罪。

　　慰安妇历史——血泪斑斑

　　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时期日军的一种制度，日军慰安所最初由日本妓院改变而来，慰安妇在英文中被译为“性奴隶”。当年侵华日军多次强暴上海妇女，引起各国舆论谴责。为防止事态扩大，且因士兵四处奸淫嫖娼使性病蔓延，日军上层感到这样下去必会影响战斗力，时任增援上海战区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后升为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遂决定，为官兵专门设立提供性服务的场所，在上海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地建起首批陆军慰安所。最初征召的慰安妇是日本国内的关西妇女，后来是长崎妓女。她们先送往上海，再分送陆军前沿阵地。其他国家设立慰安所的情况应大抵相似。由于日本从本土和殖民地征集的慰安妇供不应求，于是，就强迫占领国的妇女补充。可以说，这是数千年文明史上空前的集体性奴役现象。当年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松井石根竟认为，伤害再多敌国妇女都是小事，但性病损耗日军战斗力则是大事。从1932年至1945年，中国大陆至少有20万妇女沦为日军性奴隶，她们分布在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专家考证，上海是全世界“慰安所”最多的城市，已查证的有83所。据各国学者研究、调查，在亚洲各国起码有40万妇女被迫沦为“慰安妇”，惨遭日军蹂躏，而中国是最大受害国。亚洲之外，也有不幸的妇女沦为慰安妇。“慰安妇”是个充满血泪的名词，但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之却讳莫如深。直到10年前，朝鲜半岛的金学顺老太太爆出她早年的惊人身世，“慰安妇”才举世关注。无论是日本的官方资料，还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调查报告，都提到朝鲜和菲律宾的慰安妇。“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苏智良对慰安妇有过这样的总结：“慰安妇制度是战时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并有计划、按比例1∶29或1∶37　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该制度是日军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制度的政府犯罪行为。慰安妇历史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之一。”

　　慰安妇起诉——征途漫漫

　　日本、韩国和朝鲜的学者和受害人，二三十年前就开始追究日本军国主义对慰安妇和所有受到日军性侵害的妇女犯下的罪行，并由民间团体和个人向日本政府追讨正义。韩国已建立慰安妇纪念馆，台湾正在台北市开设同类纪念馆，他们正广泛收集证据，准备向日本政府索赔。菲律宾慰安妇历史上也是遭受性虐待较为残酷的受害群体，她们为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花费了十多年时间进行上诉准备。 6日，80名菲律宾慰安妇赶在东京世纪妇女战犯国际法庭开庭前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赔偿900万美元的要求，但令人气愤的是，日本法庭方面竟无视受害妇女的正义请求，只用十多秒钟就宣布她们败诉。一名韩国慰安妇在此前一周的时候也遭到了同样的结局。中国受害妇女万爱花自1992年起，6次赴日血泪控诉。1998年10月30日，以万爱花为首的来自山西的10名慰安妇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但无一例外地遭到日本法院的拒绝。据韩国精神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不久前透露，该协会已与朝鲜的随军慰安妇及太平洋战争受害者赔偿对策委员会共同拟定了一份联合诉讼状，提交给“2000年妇女战犯国际法庭”。韩朝这两个民间组织的联合诉讼状指出，日本已故天皇裕仁当时身为日军的实际最高统帅，对日军胁迫一些亚洲国家的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情况是了解的，但裕仁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制止这一非人道行为，他应对此负法律责任。这次世纪大审判，来自我国山西、湖北、江苏的慰安妇万爱花、袁竹林、杨明贞代表中国大陆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起诉。要求：一、确定被告构成战争罪与反人道罪；二、日本政府公开、正式谢罪；三、赔偿已故受害者和幸存者每人2000万日元；四、日本政府在日本本土为所有的性奴隶制度受害者立慰灵碑。尽管各国受害妇女和有识之士一直为讨回公道而不懈斗争，但日本政界至今还有人否认慰安妇制度的存在。日本政府仍拒绝为日军建立慰安妇制度和经营慰安所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日本政府认为，战后缔结的交战国双边条约已经解决，慰安妇个人无权得到赔偿。有关专家认为，日本应负的法律责任是多方面的：侵犯人权；违反禁止奴隶交易的国际公约；违反人道法；违反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禁止强迫劳动公约》；违反国际惯行的保护妇女儿童权利的法规；违反了关于禁止妇女卖淫的国际法。

　　慰安妇取证——时不我待

　　由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当年的慰安妇存世的已经寥寥，且年纪都较大，因此，寻访并从她们那里取证是今后起诉的当务之急。在研究慰安妇问题的中国专家中，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家苏智良教授“八年取证”的经历最为独特感人。苏教授以一个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和一个历史学家的责任感，以博大的同情心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为世人揭示了一幕幕中国“慰安妇”的悲惨情景。苏智良经长期考证，发现日军慰安所遍布中国22个省市自治区，仅上海就有83家，保守估计，中国慰安妇在20万人以上，75%被日军虐待致死，活下来的慰安妇应在70岁至85岁之间。苏智良在完成了论文《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略论》和调查了上海是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后本想休笔，但寻找慰安妇的想法让他欲罢不能。寻找慰安妇的艰难程度远超过纸面文章。他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经过努力，受害妇女山西的万爱花第一个在日本开口控诉日军的罪行。她对苏智良说：“我不丑，丑的是日本鬼子，我去日本揭他们的丑。”这话，激励苏智良继续寻找。8年间，苏智良调查了50多人，走了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花掉积蓄数万元。调查研究所得，成书两册《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稿酬又用于继续调查的费用和“慰安妇”基金。在苏智良调查了两三年后，他已感力不从心，遍及22个省市自治区的慰安妇，靠他一人和家庭挖掘，显得势单力薄。1999年3月15日，“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成立。苏智良聘请了60位调查员。该中心没经费来源，必要时，苏智良自己贴钱。1998年12月，苏智良在大阪国际和平会议中心讲演“南京大屠杀中的性暴力”。门外，30多台日右翼宣传车干扰会场4小时。今年3月，苏智良在上海举办了“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了研究成果。为这次会议，苏智良又自己贴钱5万元。

　　慰安妇法庭——众志成城

　　在受害各国的共同努力下，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8日在日本东京九段会馆模拟开庭，开始了对日本军国主义暴行的世纪大审判。来自朝鲜、韩国、中国、中国台湾、菲律宾、印尼、东帝汶、荷兰等世界8个国家和地区的约80名慰安妇或日军性奴役的受害者出席了这次大审判。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是亚洲地区妇女和人权组织发起的一个民间法庭。虽然它不是司法意义上的审理，但是其审判程序和人员组成严格依据法律规范，体现了审判的严肃性和民众的良知与义愤。其中有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朝鲜太平洋战争受害者及原慰安妇赔偿对策委员会、韩国挺身队对策协议会、菲律宾亚洲妇女人权中心、中国台北妇女救援基金会、印度尼西亚妇女联盟、马来西亚慰安妇援助网、缅甸慰安妇援助网等。法庭的任务是敦促日本政府承认侵害妇女的战争罪行，向受害国和地区进行正式谢罪，并尽快对死难者和幸存者进行谢罪和赔偿。法庭主席台上方的白色横幅上用英文和日文写着“侵犯女性战犯国际法庭”。这次审判的现场旁听者达1100多人。审判起诉书指出，慰安妇制度是二战期间的性奴役制度，它完全违反了国际法。起诉书强调，已故日本裕仁天皇应为没有阻止这些反人道罪承担责任，日本在二战后从未就慰安妇制度进行道歉和赔偿。本次出庭作证的女性受害者共分三种类型。其中有被日军骗去当慰安妇的女性；被日军俘虏后遭到强奸或被逼当慰安妇的抗日女战士以及被日军强奸的女性。来自各国的受害姐妹们相互支持，各自诉说了自己的悲惨遭遇，为法庭提供了强有力的证词。被驳回上诉的74岁的菲律宾慰安妇卡默齐塔·拉梅尔说，“我到死也不会放弃！”荷兰慰安妇杨·拉夫·赫恩曾在马来西亚被日军残暴，她说一定要为自己的名誉和尊严讨个说法。出庭作证的中国受害者杨明贞老人告诉记者，她今年已经70岁了，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时，她才7岁，当年12月15日，日军闯入她家并在其父亲面前残忍地强奸了她和她的母亲。我们看到，庭审过程中，不同国籍的慰安妇们相互鼓励、相互安慰、相互搀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用亲身经历来说明日军所犯下的罪行，为所有被日军残害的姐妹们讨回公道。经过5天的审判，女性国际战犯法庭12日就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行为做出初步判决，日本裕仁天皇被判有罪。判决书中说，根据日本专家提供的证据，裕仁天皇有着独特的权力及决策权威，他知道日军的暴行，但他没有采取措施阻止。判决还认定日本政府未能履行责任，应真诚地向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道歉并赔偿。来自韩国的检察官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这次历史性的判决，恢复了受害妇女的尊严和正义，是值得肯定的，但这一天来得实在太迟了，各国人民竟为之奋斗了50多年，这要深究日本政府和新闻媒体的责任。当宣读到裕仁天皇有罪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宣判结束后，来自世界各国的60多名受害妇女代表走上主席台，全场听众自发地起立，向这些勇敢地以自身痛苦经历，公开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老人致以长时间热烈掌声，许多人还流下了热泪。

　　慰安妇惨剧——唤醒良知

　　尽管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一直回避事实，但许多有良知的日本人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问题作出检讨和反思。当年侵华日军士兵东史郎1988年出版了《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不仅承认并检讨了自己当年参与了枪杀俘虏、侮辱妇女，还披露了自己所在部队烧杀抢掠、强迫中国和朝鲜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残暴行径。并且在以后的岁月里，在法庭上同日本右翼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日本东京大学国际法教授大沼保昭曾指出，遭到日本侵略的国家中，无数无辜的丈夫和父亲被杀害，死亡人数较之于日本士兵阵亡者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尤其令人发指的是，许多家庭中的妻子和女儿惨遭强暴。这种兽行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所不应该回避的。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顶住了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攻击和威胁，历经三四十年发表了一系列论著，揭露了日军在华暴行。“以日本人来揭露日本人，要知道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在这次2000年世纪庭审中，一名为这次大审判服务的日本年轻人田中瞳说，旧日本军在二战时对慰安妇等女性犯下的罪行是非常恶劣的。作为日本人，她认为日本政府不应该至今拒不认罪和推卸战争责任。据报道，为这次大审判服务的支援者共约150名，其中多数是日本人。他们与出席这次大审判的证人、法官、检察官和旁听者抱着同样的目的，那就是为遭受日本军国主义性残害的女性讨回公道。历史不能忘却。正视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所有关心中日友好的人们都不愿看到慰安妇的历史重演。(古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