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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纪跨国诉讼　志愿者杜鹃啼血

http://www.sina.com.cn 2000年12月08日10:54 浙江日报

　　9年来，他们义不容辞地搜集即将湮没于历史尘埃的日本细菌战的罪证，足迹踏遍6个省市、20多个乡镇、近百个村庄，整理出上万份控诉材料，查实登记在册的死难同胞达1125人，而后他们走进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打一场旷日持久的跨国官司。至今已经开庭17次，但仍未判决。

　　他们就是义乌细菌战受害调查团的志愿者。

　　今年11月15日，义乌崇山村要求日本进行国家赔偿的731部队细菌战诉讼案，在东京地方裁判所举行了第17次开庭审理。3天后，义乌细菌战受害调查团志愿者与当地村民再一次聚集在崇山村，愤怒地控诉当年日军的暴行，声援108位原告在日本法庭上的正义要求，誓为半个多世纪前遭遇日军细菌战的死难者讨回公道。

　　挺身而出

　　最早领头的志愿者是义乌市防疫站退休干部王达，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经历过美军细菌战的转业军人，1991年5月接到组织上通知，说有个日本民间代表团要到崇山村调查鼠疫受害情况，希望他事先帮助搜集这个村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的详细资料。王达当时并不熟悉崇山村的情况，但他深知，半个世纪前由日本、美国发动的细菌战，是为国际法所禁止的战争罪行，理应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和国际舆论的谴责。而今，自己将直接参与日军细菌战的犯罪事实的调查工作，无疑是主持正义的事业。

　　于是，他一头扎进崇山村，召开座谈会，寻找细菌战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谈话。有的细节，这个人记不清，就叫其他人帮助回忆。几个月下来，他几乎走遍了崇山村的里弄小巷，基本上弄清了细菌战受害范围、受害人数，包括第一个受害人发病的情景，随后是如何传染的等等。

　　1991年8月11日，日本静冈县中学教师森正孝等4人的民间代表团来到崇山村，王达向他们汇报了自己在这个村的调查情况，展示了累累血证。森正孝惊诧不已，下决心要揭露日本政府妄图掩盖细菌战罪行的内幕。回国后，他立即在报纸上相继发表数篇文章。这些充满血泪的报道，立即引起日本社会各界的震动。

　　正在日本留学、祖籍为义乌崇山村的王选女士，看到森正孝的文章后感触颇深，因为，王选的祖父家族中有8人死于鼠疫，她叔叔死时才13岁。自她懂事起，父亲就常常回忆日本细菌战的罪行。在回乡插队的日子里，她又耳闻目睹了乡亲们的血泪控诉。后来她来到日本三重大学和筑波大学留学，发现许多日本人并不知道侵华战争中日军的种种残暴行径，便着手对日军731部队细菌战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

　　开始的调查是艰难的，好在王选通晓英语和日语，后来也又得到了有正义感的日本学者和反战和平组织的协助，为她的调查取证提供了方便。1995年8月，王选回国，与几位日本友人一起调查，走访了曾遭日军731部队细菌战侵害的湖南、黑龙江、浙江等地。接着，她又辗转日本各地，寻觅线索，挨家挨户地寻找731部队的原日军老兵。自然，她也曾被那些死不认罪的日本人拒之门外。

　　但是，王选毫不气馁。她去日本千叶、玉县等地搞调查取证，十天半月，几百里路程，很多时候都是背负行囊，步行于村庄之间。她说，她做这个事，经济上基本都要靠自己，要付出很大代价，家庭收入起码要减少一半。1997年，崇山村村民决定要向日本政府提出索赔诉讼，王选毅然参予并承担了诉讼的准备活动与联络工作。2月16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在103法庭上，她作为108名原告的总代表，一开始就声明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子孙，本诉讼中崇山村的原告之一，说着说着，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3000多字的发言，她先后三四次痛哭不已。据说，3个法官边听边认真地点头，其中两个还不时用手擦眼睛，他们也哭了。

　　众志成城

　　就在王达、王选进行崇山细菌战调查的同时，在江苏邳州市工作的崇山村老乡王焕斌，也加入到对日本侵华细菌战要求赔偿谢罪的活动中来。1993年8月，王焕斌与崇山村老年协会的乡亲一起向市政府建议建造纪念碑，以教育后人；他还组织了为各地细菌战伤害者捐助的集资活动。不到两个月，“不忘国耻”纪念碑矗立在林山寺。接着，王焕斌又与吴礼琴、王国强等人，起草了《崇山村要求日本国履行细菌战受害赔偿的联合诉状》，寄给中国外交部和日本驻华大使馆。

　　不久，担任多年乡镇领导的王培根退休，也参与到志愿者的队伍，他是当年日军在崇山村细菌战的见证人之一。也是这位老人最早提出，要追究侵华日军所犯罪行的责任。自1995年起，他即开始整理材料，对细菌战给当地环境造成的毒害进行调查。在东京进行的一场接一场开庭审理中，关于崇山村的受害情况的证据，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他提供的。

　　在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王基钱、王锦悌、王晋华、王仲熙、王春牛、王金魁等同志相继加入到崇山村细菌战受害调查团的骨干队伍中来，他们当中有干部、医生、教师、工人、农民等，还有不少人主动担任了义务联络员，协助调查工作步步深入。1998年9月，年近八旬的金祖池老人在稠关、沈村、义驾山等地搞调查，一连走访了10多个村的170多户受害家庭。最后，他终于证实了日军与汉奸在城区直接投放细菌的地点。

　　这些志愿者们不顾三九严

　　寒，不顾三伏酷暑，一个村庄、一个街道地调查，调查越深入，越感到时间紧迫。眼看着知情的高龄老人陆续离世，而细菌战受害面远比预想的严重得多，急于为这些历史见证人录音录像，但经费有限，只好自掏腰包。几年来，王培根花在调查取证的钱有上万元，但他一点也不计较。他说：“我们志愿者中间有很多人家境很好，即使这场官司打赢了，我们也不想得到任何好处。我们是因为家仇国恨，才走到一起来的。”

　　矢志不移

　　令志愿者欣慰的是，他们的崇山村调查成果，令国内的史学研究者振奋，令支持他们的世界进步友人信服，令日本律师团和日本细菌战调查团满意。他们整理的日军细菌战受害死亡名册和受害者请愿书、陈述书，已呈交我国外交部和日本首相府。如今，在国内外举行的每一次有关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研讨会，人们都不会忘记义乌，几乎都知道义乌有一群热血志愿者在行动。

　　今年11月15日，崇山村要求日本进行国家赔偿的731部队细菌战诉讼，在东京地方裁判所举行了自1997年8月11日提交诉讼以来的第17次公开开庭审理。法庭上，立教大学教授上田信提供了他前往崇山村对鼠疫细菌战受害所作的实地调查报告，从生态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细菌战至今给个人、家属和村庄造成的影响。

　　根据法庭的决定，在今年12月和明年1至3月还将分别安排另外8名证人和7名原告出庭，对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举证。尽管谁也不清楚这场官司要打多久，谁也不敢保证最后的结果一定能大快人心，但是，义乌细菌战受害调查团的志愿者立誓为赢得这场跨国、跨世纪的诉讼，迫使日本政府为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细菌战谢罪而尽自己的毕生之力！

　　这一切，都是为了不能被遗忘的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