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带着他去黔灵公园、百货大楼、人民广场……能唤回他一点记忆也好。刚进门时，这孩子一句话也不说，隔壁 的孩子小勇来时，劲劲居然一下就叫出小勇的名字，我们不知有多高兴。”

　　每晚他都是最后一个离开福利院的“父亲”，在贵阳逗留的两天时间里，他寸步不离地守着孩子。

　　两份名单都密密麻麻地盖满了鲜红的手印，它是失踪孩子的家长们共同统计制作的“寻亲名单”。遵义121名，贵 阳203名。

　　希望

　　2000年1月13日早9点55分，从广州驶来的487次列车缓缓进入贵阳车站。这趟车上有17名特殊的乘客 ，他们是被贵州警方从广东、福建等地解救回来的第二批孩子。半个多月前，18名与他们命运相同的孩子已先期抵达贵阳。

　　他们就是2000年全国“打拐”第一大案中被解救的受害儿童。

　　孩子们的到来在贵阳引起了轰动，近700对闻讯赶来的夫妇将临时安置35名被拐儿童的贵阳市儿童福利院挤得水 泄不通。据贵阳市云岩公安分局打拐科科长苟兵兵介绍，这些夫妇来自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四川、福建、广西、 云南等省、市、自治区，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两三家以上的人认领。

　　“这是我们的希望，为了找回娃娃，我们已经花了五六万元。”秦中莉的一对儿女是1995年11月27日失踪的 。孩子失踪后一个星期，贵阳市油榨街派出所通知他们领回了6岁的女儿陈莉。据女儿说，当天弟弟(陈庆，3岁)和她被一 个叔叔叫上了小面包车，那个叔叔给了他们一人一块钱，说带他们到市西路去找爸爸妈妈。她被丢下车以前，弟弟哭了，叔叔 就打弟弟。为了找娃娃，他们张贴了无数的寻人启事，还请“神仙”掐算过孩子的去向，但没有用。后来，夫妻俩揣着所有积 蓄两次到福建去找孩子。在福州和厦门，只要能想到的办法都试过了，可还是没用。每次听到贵州警方从外地解救回被拐儿童 的消息，秦中莉都要去问一问，看一看。她说，找不到孩子，他们不会离开贵阳回家乡四川。

　　一位从湖北来的青年妇女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行动不便。她不让我们写出她和丈夫的名字。“我们的路费是借的 。在武汉，我们一看到《武汉晚报》上的文章，知道贵阳解救了35个小孩，就连夜赶来了。我们的儿子吴锐是在汉口火车站 不见的。我和丈夫从1998年到现在，除了湖北，还找了很多地方，报纸上一有消息我们就赶去。河南去过，江西去过，这 次又来了贵州。”

　　一位从昆明来的妇女，拿着儿子去年与幼儿园小朋友的合影，来到贵阳市儿童福利院。警方编号为21号的孩子一看 到这张照片，立即叫出了照片上老师和小朋友们的名字。这位母亲说，她孩子的体貌特征，也与“21号”基本吻合。欣喜若 狂的这位母亲，称孩子要“方便”，带着“21号”就想离开，被福利院门卫及时发现。随后，警方为她采集血样，请她等待 亲子鉴定结果。

　　12月15日上午，经记录核对，10余名家长被允许到福利院辨认孩子。当天共有7名孩子与家长相互确认。可另 外28名孩子中，每一名都有两三家指认是自己的亲子。编号为11号的小男孩，竟被15个家庭指认为儿子。

　　1月18日，公安部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处通知贵州警方，尽快为35名儿童及指认他们为亲子的群众作DNA鉴 定。贵阳警方负责采集血样后，将样本送公安部鉴定。费用由公安部承担。由于28名儿童中每名的认领者都超过4人(两对 夫妇)，警方为此将提出超过100份DNA样本作司法鉴定，这在我国尚属首次。

　　回家

　　1月17日下午，云岩警方宣布7名儿童归属确定。

　　想起当天的情形，李世林仍有些激动：“民警将小洪伟交到我手上时，我只会不停地说谢谢公安，谢谢，谢谢……孩 子的妈妈也是泪流满面。一路上，我们一步也不舍得让他走，怕又丢了。谁见到都问，娃娃找回来了啊？孩子的外公大老远地 跑出来接。”

　　在楼道口的“门槛”边，一家人专为孩子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让小洪伟从一个小盆上跨过，当父亲的说：“这以 后就平平安安了。”仪式完毕后，亲人一阵阵的问候迎向小洪伟。可等候在屋子里的人们没有看到小洪伟的笑脸。小家伙对这 个离别很久的环境显然很不习惯，他大声地哭了，嘴里说着一屋子人都听不懂的潮州话。小洪伟吵着要回家，要妈咪，孩子的 妈妈王光秀用不熟练的普通话告诉儿子：“我就是你的妈咪，你想起来了吗？”

　　李家的一位亲戚拿出手机，按李洪伟衣兜里纸条上的电话号码，与广东的“收养人”通话。他们得知：李洪伟被拐卖 到了广东普宁，“收养人”姓陈，他们还给小洪伟另取了一个名字……当手机拿给小洪伟时，他与广东的“爹爹”又说了一阵 ，王光秀的耳朵紧贴在手机背面。当大家问小洪伟听到了什么，这个5岁零两个月的男孩只说了一句：“我不知道。”

　　“知道可以接孩子后，我一夜都没睡着。”家住大庆路的陈年富说，“劲劲失踪时才3岁零两个月，这一年我们不知 道是怎么过来的。这几天家里像是过节一样，亲戚朋友一拨一拨地来看孩子，我们带着他去黔灵公园、百货大楼、人民广场… …能唤回他一点记忆也好。刚进门时，这孩子一句话也不说，隔壁的孩子小勇来时，劲劲居然一下就叫出小勇的名字，我们不 知有多高兴。劲劲现在只会说普通话，吃东西的口味也变了，我们都迁就他，现在最重要的是培养与孩子的感情。我们问他新 家的情况，劲劲回答都是不知道，这段经历对孩子影响很大，等他懂事以后，我们会慢慢讲给他听。”

　　7个孩子回家了，每一家都将孩子视为上宾。田斌说：“一到家，我就带他上街买了几百元的玩具，做他最喜欢吃的 饺子，家中的摆设都没变，让孩子早点熟悉，我更是半步也不让他离开我的视线。”孩子田应红蜷缩在长沙发上，一言不发。 他不时睥睨一眼妈妈怀里才两个月的小弟弟。田斌解释说：“孩子失踪后，我们又要了一个孩子。”

　　孤独的探视者

　　每晚他都是最后一个离开福利院的“父亲”，在贵阳逗留的两天时间里，他寸步不离地守着孩子。他是张万重的养父 ，专程从家乡广东赶来贵阳。“我只是想孩子，张万重是我们给他起的名字。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这孩子，孩子是在我们接 到公安民警的通知后，主动送去的，我们在孩子的每一件衣服上都缝了一个短短的留言。”

　　在张万重的外衣内层，我们看到了他的留言。张万重的亲生父母：你们好！我受人贩子蒙骗收养您(你)们的孩子， 这段时间来，我们与小孩有深厚的感情，通过孩子想与您们交上终生(身)朋友。我们愿出资培养您(你)们的孩子成才。欢 迎来人来电，全由我负(担)。

　　受骗收养人：广东揭阳市张生这位张先生一到贵阳就跑去给孩子买来一大堆玩具、小食品，张万重也成了小伙伴们最 羡慕的人，孩子们分享着“爸爸”带来的薯片、酸奶，轮流用张万重的玩具电话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打电话。张先生说：“ 我很担心孩子将来的生活。我这一次如果能遇到他的亲生父母，一定主动将情况说明，请他们原谅，希望大家能成为朋友，共 同关注孩子的成长。”

　　等了两天，张万重的亲生父母仍没有出现，离开贵阳前，张先生向警方转达了自己的意思：如果孩子的亲生父母没有 来，希望能让他们继续收养。

　　寻亲路漫漫

　　从紫云自治县来的吴启芬，痴痴地守在儿童福利院三楼活动室的窗外，她拿着儿子的两张照片和登有被拐儿童头像的 报纸，泪水不停地流淌。她和丈夫以前在贵阳大庆路郭家寨经营一家小粉馆，去年3岁半的儿子罗潇走出粉馆后便一去不返。 吴启芬指认的孩子对她毫无反应，又没有其他体貌特征相符，辨认现场的民警只得让她离开。吴启芬出了儿童活动室，却不愿 离去，她趴在窗外，盯着室内欢叫、跑动、游戏的孩子们，一看就是大半天。

　　龙小兵、张艳夫妇的两个儿子龙如蝶和龙如松，1998年7月14日在黔灵公园附近的一家小吃店丢失。当时，带 着两个孩子的张艳，被那家小吃店的女店主万分热情地拉进去吃米粉。她说，米粉还没吃完，她的两个娃娃哇哇大叫，她还以 为是辣味太重或别的原因，自己赶紧吃，才扒了几口，就觉得天旋地转，头晕难受……在粉馆的桌上醒来后，两个娃娃没了踪 影。张艳与丈夫龙小兵是晴隆县人，他们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去广东、上海寻找孩子上面。他们手中照片上的孩子，与儿童活 动室中任何一个孩子的外貌都相去甚远。

　　杨洪田、熊玉兰夫妇从昆明赶到福利院时，已经是12月24日。可他们又一次失望了，35名被解救的孩子最大的 7岁，最小的才2岁，他们5年前失踪的两个儿子一个9岁，另一个已经12岁。望着屋子里活蹦乱跳的孩子们，熊玉兰忍不 住抱着这个亲亲，拉住那个看看。

　　来自遵义市中国江南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的傅冬燕、马兴国夫妇又一次失望了。他们递给我们一份厚厚的名单，这是遵 义市1989年至1999年丢失小孩的初步统计表，上面记载着10年间在遵义市红花岗区内失踪的121名孩子的姓名以 及简要失踪经过、丢失时间、报案情况、父母姓名、家庭详细地址和联系电话。在贵阳市丢失孩子的父母手中也有一份类似的 统计表，记载着1990年以来贵阳市区内失踪的203名孩子的基本情况。

　　两份名单都密密麻麻地盖满了鲜红的手印。1月19日一早，记者在贵阳市云岩公安分局见到这些刚从遵义搭夜班火 车赶到贵阳寻找孩子的40多名失踪儿童家长时，他们已是在35名被拐儿童解救回筑后，第三次走进云岩公安分局的大门。

　　贵阳、遵义两地失去孩子的家长们曾组成了一个7人的“寻亲代表团”到北京，用亲身的血泪事实向有关部门呼吁： 进一步加大打拐力度，让天下所有的家庭都能幸福地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