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本浪精神矍铄，手里拎着一把镐，肩背一篓，篓中装着刚刚采回来的中草药。

　　他把那篓放下，冲记者憨厚地笑，说红军歌谣，好多年了。说完红军歌谣好多年了，刘本浪就坐在一把竹椅上，脱下一件罩在白衬衫外面的背心，用手捋一把汗水。歌声，于是就响起来。

　　那是久远的歌声，在一种特定情境下把人带到与岁月的方向相反的去处。那里有古朴的村舍田畴，炊烟适时升起，激情就如同穿过村庄的富水那样流动，青山绿水闪着红色的光芒，让所有走在路上的人放弃了麻木与无动于衷，而想要做一点事情。

　　这样迷离的风景就被79岁的刘本浪老人的歌声衬托着。

　　一根扁担两头尖，红军打仗出头天，革命工农有方向，翻身做主喜洋洋。

　　那时候，刘本浪老人说，我只有十一二岁。

　　十一二岁的刘本浪为红军做宣传工作，具体一点说，就是唱，唱出工农大众的心声，唱出红军的道理，革命的道理。

　　曾经唱过的红军歌谣有很多首，但是现在，我只能记得这么多了，我老了。

　　只能记得26首。

　　十几岁的少年革命者和十几岁少年眼中的革命者

　　1921年，刘本浪出生在江西省吉安县新圩镇珠源村。十来岁时，他的家乡成了红区，革命真的就如同浪潮那样，席卷而来。以水北桥为界，红区和白区井然有别地对峙着。

　　刘本浪的父亲叫刘德亮，在那个非常时期，曾担任中国共产党值夏关税税务所所长。刘德亮的叔叔叫刘德监，那时担任着中国共产党公略县陂头区裁办部部长。这个家庭和当时这个地区的许多家庭一样，为时代潮流冲洗成了赤红的颜色。

　　叔叔是革命者，父亲也是做这一行当的，耳濡目染，虽然还只是个孩子，刘本浪却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这条路。8岁，他加入了儿童团，除了查路条抓坏蛋这些常规工作之外，他和伙伴们还有一件事情做，就是挨家挨户上门去唱革命歌曲，宣传革命。

　　刘本浪的家傍山而居，便于开展一些革命活动，于是出入这个小院子的革命者除了父亲和叔叔之外，常常还有另外一些人，比如一个叫曾山的人。这个人当时忙着发展地下党员，经常到处走一走，并且行踪诡秘。许多年后，这个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以及内务部等部的部长。但当时还只是一名奔波于革命事业的普通革命者，他和刘本浪的叔叔以及其他一些人商议事情时，刘本浪常在外面望风，留心随时发生的不测。就有一次，当曾山和刘本浪的叔叔刘德监以及一个叫刘昌文的人正在商议着事情时，当地国民党驻军来了，刘本浪和父亲刘德亮正在外面，赶紧往家里跑，去报信。考虑到情形特别危急，刘德亮拿起火铳朝天放了一枪，这一急中生智的办法促使刘德监、曾山等早被盯上的危险分子迅即逃脱，跑到山里去了。

　　而刘本浪的父亲刘德亮被抓了起来，后由一个当地开明绅士出面，将其保出。

　　国民党反动政府当时对山里的红军除采取经常性的搜山抓捕等举措外，还采用经济封锁的办法进行扼制。盐在当时是一种紧俏的物品，情形就和电影《闪闪的红星》中说的一样，闹革命的人常常吃不到盐，而反革命分子掌握着盐，大量的盐。想出的办法是派人去他们的地盘弄，拿些土特产比如茶油之类，去与敌人交换。敌人有时免不了爱贪个小便宜，悄悄用管制的盐与当地老表交换茶油。刘本浪常常和大人一起去干这种活计，这时他的年纪的小成为了一种优势。他时常在红区和白区交界处的水北桥头转悠，转悠的结果往往是搞到一些山里急需的东西，使革命者更具有精神头去做些祸害反革命分子的事。

　　13岁，刘本浪正式参加了红军。父亲和曾山商量，把这个伢子带出去吧，到队伍上去。曾山同意了，他带刘本浪走了几天几夜，穿过封锁线，来到宁都县大路口。

　　刘本浪在这个地方成了一名红军后勤兵，专职服侍伤病员。

　　做的是些端茶递水的工作，有时给伤员发药，去喊医生来处理伤员的伤情。也有时做些更吃力一点的工作，比如上山采药，或者直接去白区搞药。去白区搞药时，刘本浪常常装成乞丐，一个小叫花子，一般不会引起人过多的注意。

　　刘本浪记得当时的红军的样子，生活条件太差，衣服是一个大问题，一般是有什么穿什么，长衫改成的上衣，缴获来的敌人的衣服，都可以是标准的军服。他曾经穿过一件用大人的粗布衣服改成的上衣。那件衣服是一个叫梁兴初的伤员送给他的。那个人问他，小鬼你哪里人？吉安。那个人说我们是老乡，你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刘本浪说，红军好，红军帮我们穷人忙，敌军恶，欺负我们穷人。那个人说有道理，然后就拿出一件衣服，又找了一把剪刀和针钱，麻利地为他弄了一件衣服。那个叫梁兴初的伤员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名中将。

　　歌唱是一件重要的事

　　红军歌谣的一个重要的功用是宣传鼓动。我们的革命始自民间，所以务必使普通的劳苦大众都知道，闹革命，当红军，是我们改变自己命运的一个机会，要抓住这机会；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宣传鼓动的手段，在革命之初即被充分重视起来。刘本浪当时还只是一个孩子，但却已经成为革命这部正在运转的机器中的一个部件，他和伙伴们一起，通过歌声，使革命的道理家喻户晓，使革命的声威名闻遐迩。

　　那些歌谣都是自然而然地流传开来的，互相传唱，传播速度极快。并且，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扶犁黑手，似乎天生就有编歌谱曲的本领，就那么把手向空中一舞，同志们，我们要做的是这样一件事，用歌声来表达吧。

　　可以鼓动乡亲们去为红军家属耕田：父老乡亲们，快快行动起，帮助红军家属去耕田呀，都为革命的胜利。兄弟姐妹们，快快行动起，亲人前线去当兵呀，莫让多挂记，大家努力再努力！刘本浪唱过这样几句，说这是《慰问红军家属歌》。

　　可以用歌声去征兵，扩大我们的红军队伍：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官长士兵都一样，没有人来压迫人。

　　可以激励同志们的斗志，坚定革命信心：工农革命万众一心，离心离德就是反革命，我们大家心连心，团结起来攥很紧。

　　可以用歌声告诉大家，现在，我们非把蒋介石打倒不可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大本营，新军阀，反革命，杀我工农，勾结英日美，卖国卖民族，大家快奋起，打倒这顽敌，夺取无产阶级革命最后的胜利。

　　也得把日本鬼子打倒：父老乡亲们，民族战争开始了，国难当头呼声急，工农群众们，快快武装起，紧跟红军打豺狼，保家卫国莫迟疑，坚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歌声中也有些其他的事情，比如妇女解放：青年妇女几多好事情，舍得金，舍得银，我们都是贫苦人，剪掉脑(辫)，样样好，放大脚，来回跑，省得梳妆又打扮，前照又后照，剪掉脑(辫)放大脚，真正好欢喜。歌中明确指出，青年妇女应该剪短发，放大脚，跑来跑去，不应该梳妆打扮前照又后照。

　　刘本浪对这些道理并不十分明白，他只是和许多伙伴一样，本能地感到了这热火朝天的革命浪潮所显示出的魅力，进而被吸引，并加入其中。他就那样唱着，在艰厄的形势下，在腥风血雨中，在喜笑颜开的胜利面前，在战友们需要互相扶持的时候。

　　并且一直唱到现在。

　　少年歌手所目击的战争

　　1937年，刘本浪所在的游击队在赣南会昌被白匪军打散，从此他离开了革命队伍。1988年，他被民政部门认定为红军失散人员。现在，他是一位79岁的老人，尚能做一些简单的农活，采一点中草药。有时到附近的学校走一走，向孩子们讲一点过去年代里所发生过的事情。现在每个月，他享受政府90来元的生活补助，生活在自己的家乡，他感到知足。

　　当红军六七年，刘本浪只放过几次枪，并且是步枪，没摸过手枪。一是他年纪小，二是当时枪太少。打起仗来是残酷的，但是当时并未觉得有多么怕，和大人在一起，没想那么多，就是在护理伤病员时，见那么多人受伤，也未怎么怕，反正是一门心思闹革命，顾不了太多。

　　红军一个排，也许就只有一两杆枪，其他多是大刀、长矛、梭标。刘本浪还能忆起一些当时打仗的情形。挖一条壕沟，和国民党军队对垒，先冲天放一土炮，然后喊话，说国民党反动派，你过来你过来吧，到了这边分给你们田；对方就喊土匪佬土匪佬你们过来吧，不要再到山里转，过来给你们盐。

　　红军所需的经费，有时是向地主富农分子募集，红军战士去他们家里，讲革命政策，要他们出钱出粮，这样的事，刘本浪曾经做过。

　　白军常常要来搜山，刘本浪就和大人们一起在山里跑。跑不动也要跑，被白军追上，常常有可能被杀掉，被用刀砍死，所以不存在跑不动的问题。艰苦是现在无法想像的。刘本浪这样说的时候，用手摸一下自己的头，沉下来，再说一句，太苦了，不像现在。

　　1935年，红军主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刘本浪在地方部队打游击，在会昌，西江地方游击队。条件越来越苦，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1937年，刘本浪所在的这支游击队决定到福建去，与当地游击队会合。就开始穿越封锁线。刘本浪年纪小，跑不快。队伍也被打散了，他被抓住了。

　　被抓住之后，他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年纪小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他被放了，刘本浪回到了家乡。

　　曾多次试图与组织联系，但终于再无联系。

　　80年代，民政部门向刘本浪颁发了《红军失散人员证明》，自此，他按月享受人民政府发给的津贴。

　　生活在故乡的刘本浪，在祖传与自悟两个方面的作用下，成了一名乡村医生，弄一些中草药，为乡亲们医一些小疾患。

　　而闲暇时，刘本浪乐于到附近的中学或小学去，和孩子们在一起，传唱那些久远年代的歌曲。

　　歌声响起，刘本浪有深深的感触。往事如烟。

　　歌声如此飘忽，把人带到曾经的峥嵘岁月。(宁毅首席记者薛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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